性别、高等教育分流与大学生就业质量*

收稿日期：2015-09-14

作者简介：王占国，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210023）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解决农村生源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跟踪调查研究”（项目编号10CSH026）的研究成果之一。

摘要：基于全国17所高校1354名毕业生的调查数据，探讨了性别、高等教育分流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并着重检验了就业质量的性别不平等是否因高等教育分流而存在差异。研究发现，大学生就业质量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高等教育分流对大学生就业质量亦有显著影响；大学生就业质量的性别不平等受高等教育分流的影响，学校层次越高，性别不平等程度越低。研究结果表明，在高等教育分流制度下，性别结构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受到高校层级结构的规制。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质量；高等教育分流；性别差异

随着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我国就业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成为了众多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实证分析中，已有文献主要从“市场转型”理论或市场以外的地区差异、单位差异、职业隔离等角度出发，探讨就业过程中的性别不平等及其产生机制。诸多学者关注到了教育的影响作用，但对教育的考察指标主要局限于教育年限，忽视了教育分流对就业质量及其性别差异的作用。教育分流是指依据学生的学业考试成绩和学术性向测试，将学生分门别类，使其进入不同的学校和课程轨道，按照不同的要求和标准，采用不同方法，教授不同的内容，使学生成为不同规格和类型的人才。[1]教育分流制度导致拥有相同教育年限的学生因教育质量的差异而产生内部分层现象，从而影响就业质量并使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在不同群体中有不同表现，这恰恰是现有研究普遍忽视的一点。为此，本文将利用较为充分的经验数据，考察性别和高等教育分流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作用，并着重检验大学生就业质量的性别不平等是否因高等教育分流而存在差异。

一、文献回顾

目前学术界解释就业性别差异的理论主要有两种：人力资本理论和性别歧视理论。前者认为，女性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入低于男性是劳动力就业存在性别差异的主要原因；而后者则认为，就业的性别差异主要归因于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有关就业性别差异的实证研究主要关注就业率和收入，对涵盖范围更大的就业质量的分析并不多见。李军锋利用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的数据分析发现，女性劳动力的就业质量明显低于男性，究其原因，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劳动力市场中的歧视和制度的不完善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2]史淑桃利用河南省某高校本科毕业生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当前大学生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日渐显现且有逐步拉大之趋势，其主要原因在于法律制度不完善与社会性别歧视。[3]

教育在个体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是就业研究的重要解释变量之一。一方面，教育作为人力资本要素的一部分直接影响个人就业；另一方面，教育又是家庭阶层背景作用于个人就业的重要中间机制。国内有关教育分流的经验研究并不多见，主要探讨了教育分流的分化过程以及教育分流对教育获得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家庭背景在教育分流的分化过程中存在显著影响：家庭背景不仅通过择校直接影响教育分流，而且还通过学业成就间接影响教育分流。[4]在教育获得研究中，学者们意识到除了关注教育数量或总体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之外，仍需探讨由教育分流导致的教育质量的差异，因为早期阶段是否获得优质教育对后续教育的路径分流有决定性的影响。[5]少数研究考察了教育分流对职业地位的影响作用。李黎明等人就高等教育分流对就业意向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与高等教育分流有关的学校类型（是否“985”高校）和学历层次两个变量对大学生求职行为均存在显著的影响作用。[6]王威海和顾源分析了教育分流对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发现曾就读重点初中或高中的人更有可能获得较高水平的教育，从而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7]

综上所述，已有的经验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和借鉴意义，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大多数研究在分析教育与就业的关系时所使用的指标基本上都是受教育年限或者教育程度，忽视了具有相同教育水平的人所就读学校层次的不同对其就业机会或就业质量的影响。二是在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研究中，现有研究往往过于关注总体状况而忽视了研究对象内部的分层现象。基于这些状况，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借助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数据，重点考察性别和高等教育分流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并以高等教育分流为依据对大学生内部进行重新分组，以进一步检验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是否在不同层次高校毕业生之间有不同表现。

二、研究假设

我国的高等教育分流体制在重点学校制度下产生了“211”、“985”重点建设大学和普通院校的差异，而在学规制下又产生了普通本科学校和高职高专学校的差异，由此建构起高校的层级结构，从高到低依次为：重点高校、一般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学校。高校层级结构决定了各高校在教育资源获取过程中的优先次序，导致不同学校在硬件设施和软件资源上存在很大差别。此外，在教育过程中，不同层次的学校对学生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也有很大差别。这些都会最终影响大学生的人力资本存量，进而影响就业质量。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高等教育分流对大学生就业质量有显著影响：高校层次越高，大学生就业质量越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业领域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日益凸显，市场机制逐渐突破男女平权实践，对中国女性的就业机会、工资收入、劳动保障等方面均造成巨大冲击。对于大学生而言，虽然拥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整体人力资本存量较高，但在多个就业指标上同样存在性别差异。作用于一般劳动力就业性别差异的因素，如性别隔离、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同样可以导致大学生就业质量的性别不平等。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教师与学生·性别、高等教育分流与大学生就业质量

假设2：大学生就业质量存在性别差异，男生的就业质量更高。

大学生与一般劳动力相比，在人力资本上同质性较强。如若假设2成立，究其原因，性别歧视的作用更加明显。“性别标签”成为劳动力市场衡量大学生市场价值、分配劳动职业的重要依据。然而高等教育分流制度背景下的高校层级结构可以规制性别结构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在当前教育评价体系中，高校在层级结构中的层次定位成为社会对其教育质量评价的主要依据，从而进一步形塑高校毕业生的能力声望结构。对于高层次学校来说，毕业生在能力声望结构中居于优势地位，这会消解“性别标签”对女生的挤压作用，减小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但是对于低层次学校而言，毕业生的能力声望较低，女生将会受到性别结构和高校层级结构的双重压制，就业质量的性别不平等程度较高。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高等教育分流影响大学生就业质量的性别不平等程度：高校层次越高，大学生就业质量的性别不平等程度越低。

三、数据与变量选择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2013年6月-7月初对公办高等院校应届全日制本、专科毕业生的问卷调查。该调查首先在考虑到院校所在地区、城市、院校层次等因素后，从全国范围内抽取17所高校，然后按配额抽样的方法分别从各高校抽取200名左右的毕业生。资料收集采用自填问卷的方式，共发放问卷3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914份，有效回收率88.3%。

由于本文的研究主题是大学生就业质量，所以分析样本界定为“已经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准备读研或考研、自我创业及其他大学毕业生均被排除在外。经过筛选后总样本量为1354。

（二）变量选择

1.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就业质量。本文从职业分层的角度来理解和测量就业质量。劳动者在职业分层中的地位差异可以反映其就业质量。在现代社会中，职业分化是社会结构形成的关键因素，也是衡量社会分层的重要标志之一。韦伯提出了集财富、声望和权力于一体的社会分层模式，相应地，职业分层也主要表现为收入、职业声望和权力的差别。以此为基础，本文对就业质量的测量指标是：起薪、职业声望、单位所有制类型。由此，因变量分解为三部分。

起薪，即大学生在毕业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的工资收入。在调查中采用“填空法”直接询问“这份工作的月平均收入是多少”。该变量是连续性变量，分析时采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估计。在建立模型时，首先做对数化处理，以使其接近正态分布。

职业声望。在问卷调查中详细询问了调查对象的职业情况，然后参考李春玲（2005）编制的职业声望量表为每一种职业赋予相应分数，得到了“职业声望得分”变量。该变量为连续性变量，分析时采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估计。

单位所有制类型。边燕杰和罗根（Logan）认为，单位所有制类型（国有、非国有）是测量再分配权力的关键指标。[8]尽管经济体制转型使得单位的意义逐渐下降，但由于我国的市场化改革采用的是渐变战略，单位所有制类型的权力和政治意涵还远未消失。因此本文用单位所有制类型作为就业质量的一个指标，对应于职业分层的权力分层。在统计分析中，把“党政机构、科研/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归结为国有单位，赋值为1，“中外合资/外资/独资、民营企业、个体、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归结为非国有单位，赋值为0。具体分析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

2.自变量

包括三部分：核心自变量、人力资本变量和家庭禀赋变量。其中性别和高校层次是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人力资本变量包括大学英语四六级、全国计算机二级、社团组织、职业资格证书和专业实习。后三个变量在统计分析前首先剔除了奇异值。家庭禀赋变量包括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层次。本文用父母双方较高的教育程度代表父母的教育程度，并在分析中转化为受教育年限。家庭经济层次是指家庭经济条件在当地属于高、中、低哪个层次。

3.控制变量

包括专业、户籍类型和党员身份。其中专业归类为文科专业和理工科专业两大类。户籍类型是指上大学前的户口属于农村户口还是城镇户口。变量的详细情况见表1。

四、结果与分析

（一）起薪模型

本部分旨在检验性别、高校层次是否影响大学生的起薪以及大学生起薪的性别差异是否因高校层次不同而不同。为此，我们以起薪（取对数）为因变量，使用嵌套的方式构建3个子模型，结果见表2（模型1a-1c）。模型1a包含控制变量、人力资本变量、家庭禀赋变量和性别变量。结果显示，性别系数统计显著，表明大学生的起薪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男生比女生高大约15.37%（≈e0.143-1）。假设2在起薪上得到验证。从其他影响变量来看，除计算机二级外，人力资本变量对起薪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现有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家庭禀赋变量中，家庭经济层次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不显著。

模型1b在模型1a的基础上纳入高校层次变量。结果显示，新纳入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系数来看，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重点高校和一般本科毕业生的起薪分别比高职高专毕业生高大约72.63%（≈e0.546-1）和29.69%（≈e0.260-1），表明学校层次越高，大学生的起薪越高。从人力资本变量和家庭禀赋变量来看，在加入高校层次变量后，系数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表明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的影响效应部分来源于高校层次的差异，这从另一个角度证实高校层次对大学生的起薪存在重要影响。因此，假设1在起薪上得到证实。

模型1c在模型1b的基础上又加入了性别和高校层次的交互项。结果显示，交互项统计显著，表明不同层次高校毕业生起薪的性别不平等程度确实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在高职高专毕业生中，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男生的起薪比女生高大约13.20%（≈e0.124-1）；而在重点高校和一般本科院校毕业生中，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男生的起薪分别比女生高大约2.22%（≈e0.124-0.098-1）和10.74%（≈e0.124-0.018-1）。数据结果表明，高校层次越高，大学生起薪的性别不平等程度越低，假设3在起薪上得以验证。

（二）职业声望模型

与起薪模型的分析目的和策略一致，我们以职业声望得分为因变量，也建立了3个模型，结果见表2（模型2a-2c）。模型2a显示，大学生的职业声望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前提下，男生的职业声望得分比女生高大约1.727分。假设2在职业声望上得以验证。在人力资本方面，大学英语四级、计算机二级和社团组织对职业声望的影响显著。而在家庭禀赋方面，无论是父母受教育程度还是家庭经济层次对职业声望的影响都不显著。

在加入高校层次变量后，模型2b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重点高校和一般本科毕业生的职业声望得分分别比高职高专毕业生高大约3.958分和2.460分，且这种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表明，高校层次越高，大学生职业声望得分越高。在模型2a中对职业声望有显著影响的变量在模型2b中的系数和显著性均有下降，进一步证实高校层次对职业声望的重要作用。因此，假设1在职业声望上得到验证。

模型2c进一步加入性别和高校层次的交互项。结果显示，交互项统计显著。从系数来看，在高职高专毕业生中，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男生的职业声望得分比女生高大约1.311分；而在重点高校和一般本科院校毕业生中，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男生的职业声望得分分别比女生高大约0.389分（≈1.311-0.922）和0.611分（≈1.311-0.700）。数据结果表明，学校层次越高，大学生职业声望的性别不平等程度越低，假设3在职业声望上得以验证。

（三）单位所有制类型模型

同样地，我们构建了估计单位所有制类型的嵌套模型，结果见表2（模型3a-3c）。模型3a显示，性别系数统计显著，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男生进入国有单位的几率是女生的1.79（≈e0.582）倍。假设2在此得以证实。在人力资本方面，大学英语四级、计算机二级、职业资格证书和专业实习均有显著影响。而在家庭禀赋方面，只有父母受教育水平有显著影响。

加入学校层次变量后，模型3b显示，重点高校和一般本科均有显著影响，其他因素保持不变，重点高校和一般本科毕业生进入国有单位的几率分别是高职高专毕业生的10.78（≈e2.378）倍和4.28（≈e1.454）倍。表明高校层次越高，大学生进入国有单位的几率越大。对比其他影响因素在模型3b和模型3a中的系数变化，可以进一步证实高校层次的重要作用。因此，假设1在单位所有制类型上得以验证。

模型3c进一步加入性别和高校层次的交互项。结果显示，交互项统计显著。从系数来看，在高职高专毕业生中，控制了其他变量，男生进入国有单位的几率是女生的1.35（≈e0.300）倍；而在重点高校和一般本科院校毕业生中，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男生进入国有单位的几率分别是女生的1.20（≈e0.300-0.118）倍和1.25（≈e0.300-0.073）倍。数据结果表明，高校层次越高，大学生进入国有单位就业的性别差异越小，假设3在单位所有制类型上得到验证。

五、结论与讨论

第一，大学生就业质量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及其他控制变量都相同的情况下，男生在起薪收入和职业声望得分上都显著高于女生，并且与女生相比，男生在国有单位就业的几率更大。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对大学生就业质量有一定的影响，但不同变量对就业质量不同指标的影响作用不同。整体而言，人力资本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更明显。

第二，高等教育分流对大学生就业质量有显著影响。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学校层次越高，大学生的起薪收入和职业声望得分越高，并且高层次学校毕业的大学生进入国有单位就业的几率更大。此外，嵌套模型系数的变化表明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变量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效应部分来源于高校层次的差异，这进一步证明了高等教育分流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重要作用。

第三，高等教育分流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有显著影响。起薪和职业声望的性别不平等程度随高校层次的升高而降低，同时，单位所有制类型的性别差异也因高校层次的不同而不同。结果说明，虽然由于性别歧视等因素的存在，性别结构对大学生就业质量有显著影响，但是由高等教育分流制度造成的大学生内部的分层分化导致性别结构的影响效应因学校层次不同而不同。在当前教育评价体系中，高校层级结构影响社会对各高校教育质量的评价结果，进而形塑高校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能力声望结构。我们的数据结果表明，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高校层次的能力标签效应显著影响性别的标签效应。具体来说，毕业于高层次学校的女性大学生，在能力声望结构中占有优势，这会消解性别结构对其就业质量的消极作用。相反，毕业于低层次学校的女性大学生，在能力声望结构中居于弱势地位，其就业质量将会受到性别结构和高校层级结构的双重压制。研究结果表明，性别结构对女性大学生的挤压并不能一概而论，它会受到高等教育分流制度下高校层级结构的规制。

参考文献：

[1][4]方长春.家庭背景与教育分流——教育分流过程中的非学业性因素分析[J].社会，2005（4）：105-118.

[2]李军峰.就业质量的性别比较分析[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3（6）：1-7.

[3]史淑桃.大学生就业质量性别差异渐显的原因与对策[J].湖北社会科学，2010（12）：177-179.

[5]吴愈晓.教育分流体制与中国的教育分层（1978-2008）[J].社会学研究，2013（4）：179-202.

[6]李黎明，宗力，张顺国.中国大学生职业获得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部地区三所高校的实证研究[J].青年研究，2009（1）：47-57.

[7]王威海，顾源.中国城乡居民的中学教育分流与职业地位获得[J].社会学研究，2012（4）：48-66.

[8]Bian， Y.& Logan J.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6（5）：739-759.

（责任编辑钟嘉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