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希杰过录《聊斋志异》原因初探

郭乾隆

摘要：铸雪斋主人张希杰与济南朱家的关系并非一般的熟络，可能还有亲戚关系。从现存张希杰相关文献来看，他晚年在朱家设帐的可能性较小。张希杰过录济南朱家所藏《聊斋志异》的主要原因是张希杰和蒲松龄有相似的经历以及张氏本人搜奇纪异的兴趣。

关键词：聊斋志异;铸雪斋抄本;过录;原因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铸雪斋之闻名与《聊斋志异》关系密切。虽然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与《聊斋志异》原稿及其他早期抄本相比“不仅文字上歧异特多，比青柯亭刻本还多，而且有许多地方显然是擅自删改” [1] 。但是作为《聊斋志异》较早且较完整的抄本，铸雪斋抄本对于丰富《聊斋志异》的版本系统的价值却不容忽视。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过录自济南朱氏殿春亭本，已成学界定论。然而铸雪斋主人张希杰过录《聊斋志异》的原因还有待深入探讨。虽然张希杰已经受到部分研究者的关注 ① ，但是据笔者所见，只有袁世硕先生在《铸雪斋和〈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 [2] 132中比较详细地讨论过张希杰与济南朱家的关系。袁先生的研究对于探讨张希杰为何过录《聊斋志异》十分有益。但是袁先生所述张希杰与济南朱家之关系以及推测张希杰晚年曾设帐于朱家等问题还有可以补充和商榷之处。故笔者不揣浅陋，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

在《铸雪斋和〈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一文中，袁先生用“铸雪斋本确系朱氏本过录”一节介绍张希杰与济南朱氏的关系及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的由来。为论说方便，先将袁先生的观点简述如下：

袁先生认为，铸雪斋抄本直接据朱氏本过录的前提是张希杰有条件接触到朱氏抄本。张希杰与朱氏都居于济南城里。张希杰略有文名且朱氏兄弟也喜欢结交骚人墨客，所以双方会有文字上的交往。这可以从张希杰写给朱家的诗中看出来。这些诗包括《祝朱大中丞太夫人八十寿》（作于乾隆六年，1741）、《贺朱彝存》（约作于乾隆十六、七年，1751-1752）、《祝朱彝存六十》（约作于乾隆十八年，1753）、《贺朱苍珮璜中式第五名》（作于乾隆十八年，1753）、《索朱彝存秋海棠》（作于乾隆十九年，1754）以及朱崇勋与张希杰的几首和诗。袁先生指出这些诗作说明“张希杰与朱家并不只是由于同居一城而彼此识面，偶有过往而已，而是在一段时间里交往还颇为频繁、密切”。袁先生进而根据这些诗作的创作时间推断张希杰与朱家交往频繁的时段在乾隆十六年（1751）至乾隆十九年（1754）。这段时间张希杰所表现出来的热情似乎“超出了一般的同里关系”。如《祝朱彝存六十》诗的末二句：“持将云母珠麈赞，绿玉堂中豁醉眸。”这两句表明张氏“不仅参加了朱家的寿筵，而且兴高采烈，喝得醉眼朦胧，俨然以主人的亲故自居，见得他们之间是有一定的交谊的，绝非朱家的疏客”。

袁先生特别提到《索朱彝存秋海棠》一诗：“今年秋事太阑珊，篱菊离披花信残。欲借海棠点秋景，莫教辜负客窗寒。”袁先生由诗中的“客窗”一词推测张希杰当时不是住在自己的铸雪斋中，而是在朱家为客。而张希杰很可能是接替长期在朱家设帐的淄川人张元。张希杰与张元曾一同参加过山东乡试。张希杰曾于雍正七年（1729）应聘去淄川阅童卷，取中张元的三弟张峣。这可能是张希杰与张元认识的契机。所以张元于乾隆十四年（1749）应卢见曾之请去河北永平主持敬胜书院时，便推荐张希杰到朱家坐馆。

袁先生还指出，乾隆十六年（1751）济南后宰门一带大火，张希杰丢失了全部图章 ① 。他居住的房子或教书的学馆也毁于火灾，所以“本来张希杰与朱家已有交往，张元去永平后，朱家缺少西席，张希杰经常到朱家与崇勋兄弟们闲聊或议论诗文，对朱家尚在学作制艺文的孩子们做些指导;火灾发生后，朱崇勋便邀请张希杰住进家中了”。

最后，袁先生总结道：“由‘客窗一词推断张希杰曾在晚年入朱家坐馆，尚无确凿的资料来证实，但是，这期间张希杰与朱家交往甚密，却是肯定无疑的。仅从交往甚密的情况看，张希杰也完全有条件从朱家借阅并过录其《聊斋志异》的抄本。铸雪斋抄本卷首张希杰的题辞和卷末张希杰的跋语，均署乾隆辛未，即乾隆十六年，正是在他与朱家交往甚密的期间。这就证明了张希杰确实是直接抄自朱氏，铸雪斋抄本是依据朱氏本过录的。”

诚然，袁先生此文有理有据地论证了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确系过录自朱氏殿春亭本。这已成学界共识，裨益后学。但是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在乾隆十六年（1751）已经抄写完毕，而袁先生所举两家文字上的交往的时间多不早于乾隆十六年。而且《聊斋志异》卷帙不小，朱缃派人抄录花去“十阅月”，所以张希杰抄录的时间当也不短。那么，就要在乾隆十六年之前找寻张希杰与朱家交往的记载。还有，张希杰与朱家除交往密切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关系？张希杰是否真如袁先生所推测的那样于乾隆十六年后去朱家坐馆？

二

笔者查阅张希杰自撰年谱，认为张希杰在乾隆十五年（1750）三次到访朱家庄需要特别注意。据《练塘年谱》所载，张希杰共去过朱家庄三次。第一次是乾隆十五年（1750）二月十一日，张氏至朱家庄为朱华庵写祖墓碑。第二次是乾隆十五年（1750）四月初五日，张希杰送其女婿燕理并其二女往朱家庄依燕理母弟养病。第三次是乾隆十五年（1750）十月十三日，张希杰“至东门庆祝朱姑母八十寿” [3] 820 。这里需要注意的有两点：第一，这三次都是乾隆十五年，也就是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成书的前一年。所以这三次造访极有可能是张希杰知晓并借阅朱家所抄录《聊斋志异》的契机。第二，张希杰称朱老夫人为姑母，这表明张希杰与朱家或许还存在亲戚关系。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袁先生所举《祝朱大中丞太夫人八十寿》一诗实与济南朱氏无关。这首诗还收录在张希杰的《应求集》中，但是题目变作《祝朱大中丞定元太夫人八十》。诗题中所提朱大中丞并不是时任云南巡抚的朱纲而是时任山东巡抚的朱定元。朱定元（1686-1770），字象轮，号奎山，黄平南乡马场人。乾隆五年（1738）七月，授山东巡抚，后任光禄少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左副都御史。乾隆六年上谕云：“山东巡抚朱定元之母年已八十有余，迎养在署。朕思朱定元宣力封疆，着加恩于其父母，照伊品级赏给封典。” [4] 3361而真正是张希杰为朱纲之母祝寿的诗是《祝朱母张太君八十寿十月》。诗题中的时间与张希杰年谱中所载时间吻合。诗中说张太君“五世宠荣登八袤，筹添海屋正蕃滋”，也符合济南朱氏望族世胄的实情。再者，朱老夫人姓张，张希杰称其为姑母也合乎情理。

还有一点能说明张希杰与济南朱家关系密切的是他曾为朱缃从子朱令昭编纂诗选、词选。朱令昭，字次公，别号东南仌壑，朱纬之子，与殿春亭主人属于同辈。朱令昭著有《皇华集》、《仌壑诗钞》六卷、《仌壑诗余》三卷 [5] 等。张希杰曾编《仌壑诗选》《仌壑遣心诗选》《仌壑词选》 [6] 。在《仌壑诗选》前有张希杰所作《仌壑小传》，他称赞朱令昭“才情横溢，博物溢闻，颇工吟咏，善绘事，仿青藤笔法，”“其才学实为济上祭酒” ① 。故可以推测，张希杰与朱令昭关系较为密切，而朱令昭与淄川张元、胶州高凤翰等人为“忘形之交”，还曾一起建立诗社，所以张希杰也可以通过朱令昭知晓《聊斋志异》及殿春亭本《聊斋志异》的信息。

再看张希杰是否曾在朱家设帐。袁先生特别举出《索朱彝存秋海棠》中的“客窗”一词，认为此词有可能表明张氏在朱家坐馆。此诗作于乾隆十九年（1754）。据《练塘年谱》载，当年“六月廿一日夜，大雨倾盆，平地水深数尺。……予家湫隘，屋内水深尺余，墙倾四达，浑同泽国。廿二夜又复大雨如注，涛声彻耳震心……实数十年来未见之水” [3] 822 。这种多雨的天气有碍于菊花之生长，所以到了秋季，才出现“篱菊离披花信残”的情况。再者朱家的海棠较好，从朱崇勋、朱崇道及朱家西宾张元等人众多吟咏海棠的诗作可以反映出来。这才有张希杰向朱崇勋索借几盆海棠点缀秋景的要求。而秋海棠又极不耐寒。出于礼貌及客套，张希杰许诺对“客”于自己家之海棠多加照料，不使之遭受冻害，以使海棠之原主人朱崇勋放心。再者，假若张希杰在朱家坐馆，海棠未出朱府，也谈不上“借”。所以张希杰用“客窗”一词未必就指他在朱家坐馆。

其次，袁先生认为张希杰居住的房子或教书的学馆毁于火灾也是促成张希杰进入朱家坐馆的原因之一。但是查阅《练塘年谱》，张希杰只是记载乾隆十六年（1751）“五月十七夜，后宰门灾，延烧数十余家。……十九日夜，榜棚街帽坊又火。二十日，南门外正觉寺街又火。……廿一日，西门外三义街又火。闰五月廿三日，府学前水胡同又火” [3] 820 。张氏的记载非常详细但是没有任何关于他居住的房子或教书的学馆被烧毁的记载。所以张希杰在学馆被毁之后入帐朱家似乎无从谈起。

再次，张希杰自撰年谱中有部分信息说明乾隆十五年、十六年并未出外设帐，而是设帐于家。如乾隆十四年（1749），张希杰六十一岁。《练塘年谱》载：“予（张希杰）子孙俱已成童，无力延师教读，年老又不就幕地，至是乃权训三儿嘉、五儿昭、长孙华中于家。有门人唐启华之子奕恩者，颇聪慧，因来从学焉。”乾隆十五年（1750），张希杰六十二岁，“是岁仍设帐于家”。乾隆十六年（1751），张希杰六十三岁，“正月廿四日，唐奕恩复来学” [3] 819-820 。这些信息说明从乾隆十四年到乾隆十六年正月，张希杰并未到朱家坐馆。

复次，张希杰坦言自己“糊口四方，席不暇暖”，在《练塘年谱》中他曾经设帐的经历都有非常明确的记录 ① 。假如张氏坐馆于朱家，他没有必要隐瞒并且这段时间与张氏自撰年谱的时间相当接近，他不至于忘记这段经历。再者，张元曾长期设馆于朱家，在其《绿筠轩诗》中，有80余首与朱崇勋、朱崇道、朱佐臣、朱佑存、朱琦等相唱和、赠答的诗作，而朱氏子弟尤其是朱崇勋有大量和张元之作。而且在张元离开朱府时，朱家子弟有很多留别张元之作。相比之下，张希杰写给朱家的诗是寿诗、贺诗，完全不似张元与朱家子弟因坐馆相处而产生的唱和之作。而且朱氏子弟对张希杰似乎不像对张元那般热情，朱崇勋诗集中与张希杰有关的也只有区区《淡巴菰·和张汉张二首》而已。所以从种种迹象来看，张希杰晚年设帐于朱家的可能性极小。

以上是对袁先生所论张希杰与朱家关系及他是否设帐于朱家的一些补充。诚然，张希杰过录《聊斋志异》的先决条件是他能够接触到殿春亭本，但是朱家作为济南府望族，交游网络极广，接触到殿春亭本的当不只张希杰一个。进一步说，读书阅闭而已，而张希杰却选择抄录全帙。其中的原因何在？

三

张希杰过录《聊斋志异》首先当然是因为该书的不同流俗。这从王士禛、高珩、朱缃、张笃庆等人的评价中即可看出《聊斋志异》一书的“惊艳”之处，以致王士禛还曾“欲以百千市其稿” [7] 15 。但是当时读过《聊斋志异》的不只一人，所以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呢？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首先抄录《聊斋志异》的朱缃。袁先生在《蒲松龄与朱缃》中道：“朱缃所以对《聊斋志异》表现出如此之热情，同他的性情、兴趣有关。” [8] 240朱缃著有记录奇闻异事的《耳录》，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的《司训》《嘉平公子》两篇后加以附录。又，朱缃与蒲松龄相交最契，朱缃认为蒲松龄写作《聊斋志异》堪比于“屈平无所诉其忠，而托之《离骚》《天问》;蒙庄无所话其道，而托之《逍遥游》;史迁无所抒其愤，而托之《货殖》《游侠》……” [9] 19朱缃此语可谓对于蒲松龄创作动机的深刻理解。如此看来，朱缃抄录《聊斋志异》有性情、兴趣与蒲松龄相近的原因。笔者认为，张希杰抄录《聊斋志异》也存在类似的原因。

张希杰自幼刻苦聪慧且转益多师，所以他在读书、著文上成绩斐然。六岁即“读《四书》大小注完，能默写不遗一字” [3] 800 。十七岁时所作文章便“为时传诵”。虽然张希杰才华卓荦，但是其科考之路却不顺遂。张氏自十七岁出应童子试开始，在科试及官员观风时多次被拔至前茅。他在二十九岁时，科试第一但省试落第。房考对张氏的文章极为称赏，向主考官极力推荐。但是主考官乃是“少年科第，文喜偏锋”，而张希杰的文章“按循法脉，制局平正”，所以终未被录取。张希杰检阅落卷，见内批云：“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知其潜心力学者久矣。行当破壁飞去。” [3] 806张氏阅此有“不胜知己之感”。张希杰三十四岁时，大中丞李峨村观风白雪书院，还曾将张希杰列为超等第一，拔“为六郡名士之冠”。三十六岁时，张希杰带病科考，“直书七艺，一挥而就”，房考高克謩大加称赞，向主考推荐留作备卷，但是张氏又以满额不第。高氏称张希杰行文“笔力简劲古峭，自是三代法物”，而“竟为额限，不胜遗珠之叹。三复之下，犹令人把玩不释也” [3] 808 。这些都表明张希杰的文章并非拙劣，非不得考官青眼，他与“文章辞赋，冠绝当时”的叶生极为相似。但是张希杰十三试棘闱都未能在举业上有所突破，六十二岁才结束一生的举业。蒲松龄最后还援例授贡生，而张希杰只能仡仡终老。这个结果无疑是对寄身儒业、期冀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最大的打击。所以这不能不让张希杰发出“有才无命奈何天”（《元旦》其四）、“昂藏竟为儒冠误”（《自述》）的感慨。命数不济成为了他聊以宽慰的理由，这俨然是《司文郎》中“是殆有命……非战之罪也”的翻版。

在科举备受重视的时代，久试不第是对穷苦读书人自信心的极大挫伤，由此带来的身份的低微常常更能让他们体味“世情恶薄，友道凌夷”。乾隆九年（1744），张希杰长子张伦进学，彼时济南有陋规，新生进学须向教习交纳数金。但是张氏家贫，没有奉礼，所以致使教习杨廷相、张安国怀恨在心。于是张希杰借贷以供纳礼，“恐嫌微薄”，又向其同窗杨廷相附诗以求其念旧年之谊加以通融。诗云：“昔年把臂上文坛，风雨芸窗气似兰。只道相逢须下马，更无得意便夸官。几重绛帐笙歌丽，一片青氊苜蓿寒。皋比何妨还勇撤，故人可许庆弹冠。”孰料杨廷相本是庸愚之人，对诗中之典故茫然不解，又受张安国挑唆，将象征清廉的苜蓿解读为驴食，认为张希杰是在作诗讽刺自己。于是命恶仆将张希杰“痛加箠楚”，并骂他是“蛮子”。张希杰对此事耿耿于怀，专作《千古笑谈》一篇记录此事 [10] 795-796 。这种“锱铢陋规”与《考弊司》中割脾肉进献给司主虚肚鬼王的旧例虽有程度之别，但性质并无二致。虽然张希杰遭受的箠楚与《席方平》中所写“狱吏悉受赇嘱，日夜搒掠，胫股摧残甚矣”的惨状相比无疑要轻很多，但都反映出当时“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嗜痂之癖，举世一辙”（《罗刹海市》）的社会现实。

张希杰家业本来殷实，其父过世时“遗业八千金”，但是其兄“谋生不足，挥霍有余”，致使家道中落，终至一败涂地。兄弟析箸时整个家庭所存资产已不抵外债。张希杰只能靠设馆于家赚得微薄收入，“差堪自给”。张氏还曾到即墨、德州、兖州、绩溪、休宁、福安等地教授生徒或担任记室，以求薄禄。张希杰颇具治理之才。他五十一岁时，就聘福建福安县。此地民风健讼，每天呈词五六百份，案牍如山，张氏“昼夜兼营，手不停批，力为振摄，不一月间，翕然称变” [3] 814 。或是由于眷念科考，或是与幕主性格不合等，张希杰的游幕均未能长久。二十岁及四十一岁时，张希杰还曾想通过行贾以获利，但是或不善经营，或所托非人，致使资本大亏。进入晚年，生齿日繁又加上水、旱等灾，张希杰的生活时常陷于拮据。而诗人自己又无置产之能，所以常常看到的是“缻尘任厚积，藜藿漫踟蹰”，只能“坐听妻孥吁”（《和赵仁圃先生调豫唱和诗原韵》）。这种通过四处就幕来糊口但仍非常拮据的景状与蒲松龄十分相近。而蒲松龄则将自身的这些遭遇写进了《聊斋志异》。因此张希杰读到《聊斋志异》时，定当产生深深的共鸣。

科举之路的偃蹇、对人情浇薄的体验、生活的困窘想必让张希杰读到《聊斋志异》时生发出深深的知己之感。蒲立德在《书〈聊斋志异〉朱刻卷后》中道：“（朱缃）知之（蒲松龄）之真，而赏之亦真，橡村之外，求复有一橡村，安可得耶？” [9] 21在知赏《聊斋志异》这一点上，张希杰或许更胜于豪门子弟朱缃。

张希杰抄录《聊斋志异》或许还与他搜奇纪异的兴趣有关。在《历城县志》 [11] 卷四十五、卷五十中收录了《铸雪斋别集》的部分内容，具体条目见附录。虽然《历城县志》卷二十二著录张希杰有《别集》八卷，但是据笔者所阅张希杰现存作品，未发现有以《铸雪斋别集》命名之作，亦不见附录所录五则内容。另外，据《练塘年谱》载，张氏还著有《漱石闲谈》《练塘诗话》二册、《日知录》四册。其中《漱石闲谈》乃是张希杰“或经传闻或经目击，因其事实，敷衍成篇，历数十年，始得八册” [3] 820。由此推测，这五则内容极有可能出自此书。《漱石闲谈》或许就是《铸雪斋别集》，也或许是《铸雪斋别集》的组成部分。《历城县志》将《铸雪斋别集》与《聊斋志异》《说铃》《池北偶谈》《香祖笔记》等置于一编，可以推断此书与其他诸书有相近之处。而张希杰对于相关内容“历数十年”的搜集，成八册巨帙，反映出张希杰在搜奇纪异上与蒲松龄有近似的爱好。所以他自然会对《聊斋志异》产生浓厚的兴趣。

观张氏一生，科考、设帐、游幕是他主要的生活轨迹。但他的才能却始终未能如愿伸展，只能一生落拓，“鞅掌风尘”，“唾壶击碎，无路请缨”（《沁园春·自题戴笠像》）。而这种失落之感在蒲松龄身上亦是存在，如他在《大圣乐》（闱中越幅被黜，蒙毕八兄关情慰藉，感而有作）中便感叹：“问前身何孽，人已彻骨，天尚含糊。闷里倾尊，愁中对月，欲击碎王家玉唾壶。” [12] 736张希杰与蒲松龄两位底层士人都是久困场屋，有志难伸，穷困潦倒且备感世情浇薄，“一生遭尽揶揄笑”。再者，张希杰“激昂慷慨，睥睨兀傲”（《铸雪斋集》姚大源序）的性格使得他不肯趋炎附势，而《聊斋志异》中讲述了许多遭受愤懑与苦楚却生性耿直的读书士子，与张希杰可谓神似。再者，张希杰对奇异故事也有相当的兴趣。所以以上原因都导致张希杰读到《聊斋志异》时感觉“忽地籁从天际发”进而“披襟快读帐中书” [10] 621。在阅读之后加以抄录，以便更方便、细致地体味，也就可以理解了。

综上所述，张希杰与朱家的亲密关系使他有机会接触到殿春亭本《聊斋志异》，其经历、兴趣等又与蒲松龄较为相近。所以当他看到《聊斋志异》之后，感到知音乍现，进而加以过录。至于诸多学者所关注的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对原稿的删改，已经关系到抄写过程、抄写者的个人趣味及抄写底本问题，已不是本文所集中探讨的内容了。

附录：

释印如，徽州人，居历城之慈仁院，善讲经谕，听者如云。印如死，其弟子有三和尚者，日沿街念佛，拣瓦砾掷路旁，精拳技，数十人持械击之不能近。夜卧惟首足着物，肩以下离地尺许而鼾息如雷。一日谓其同侣曰：“我将往生曲阜矣。”遂卒。

（《铸雪斋别集》，《历城县志》卷四十五 清乾隆三十八年刻本）

王云芝先生以南祭酒家居。一日，入虞帝庙，倚廊诵咒。忽西庑方井中水暴泛溢，横流街衢。当道遣人探视，闭门不得入，呼亦不应。登墙视之，见先生方诵咒不辍。各官毕集，遣役踰垣涉水，洞开庙门，扶先生出。先生叹云：“石龟已露顶矣。今门一开，又复下沉，深可痛惜。”盖先生所得石函书中有云：“上卷在舜庙西庑井内石龟腹中。”故先生乘暇依法取之也。

（《铸雪斋别集》，《历城县志》卷五十 清乾隆三十八年刻本）

康熙间，会城城隍相传杨姓神最灵应，每晚庙祝闭门后即闻敲扑呼号之声。一日见梦，邑宰谓案牍甚繁，隶役不足以供使令，可拨八人供役。宰醒异之。翌日，将邑隶八人书名，赴庙焚之。八隶一时俱死，其子孙至今尚时至庙焚楮祭奠。至康熙五十年八月中，忽有河南数十人赍画像一轴云神姓赵，讳景文，禹州武庠生，殁已有年。忽见梦于乡人云已为山东省城威灵公。故某等结社绘像赍至，因悬像殿之东偏。杨诞四月，赵诞九月，至今兼为供奉，渺漠之间，令人莫测也。

（《铸雪斋别集》，《历城县志》卷五十 清乾隆三十八年刻本）

康熙初，历城彭翁夜过城隅，忽闻二鬼相语云：“明早吕仙入城矣。”彭因早起候于门，见一人肩猪首入城。彭长跪请教，牵挽不起。其人云：“尔能从我惟所之乎？”彭曰：“诺。”遂相从至巡抚署，时门尚未启而径入无碍。至内，中丞方与众扶乩请仙。其人即凭乩作字，既讫事，乃相从至厨下。其人忽跳入炉内，以手招彭。彭不敢入，其人倐忽不见而彭之形不可隐矣。中丞询其所自，彭乃备述始末，皆与乩笔符合。

（《铸雪斋别集》，《历城县志》卷五十 清乾隆三十八年刻本）

康熙间，济南东关草寺修筑殿基。地忽陷，工人坠下，乃一巨穴，有坊上颜“位朝”二字，后有屋，内设有大龛，前有几，上列铜器五，古色斑斓，屋东壁累砖高数尺，上悬四铁索甚巨。棺已朽败，尸骨具焉。傍一巨瓮，内外绿苔生遍，余无他物。寺僧将五铜器及瓮移出，瓮贮以水，盛暑不臭，葬者不知何人。至所云“位朝”者，或以志方向耳。

（《铸雪斋别集》，《历城县志》卷五十 清乾隆三十八年刻本）

参考文献：

[1]袁世硕.《聊斋志异》（全校会注集评本）序[J].蒲松龄研究，1994，（1）.

[2]袁世硕.铸雪斋和《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C].《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一辑.济南：齐鲁书社，

1980.

[3]（清）张希杰.练塘年谱[M]//《山东文献集成》第二辑，第32册.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

[4]吴忠匡，校订.满汉名臣传[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5]济南府志[M].清道光二十年刻本.

[6]（清）张希杰.铸雪斋集·附录[M].天津图书馆藏乾隆元年稿本.

[7]（清）倪鸿.桐荫清话[M]//林庆彰等，主编.《晚清四部丛刊》第三编，子部，第74册.台中：文听

阁图书有限公司，2010.

[8]袁世硕.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M].济南：齐鲁书社，1988.

[9]（清）蒲立德.东谷文集[M]//《山东文献集成》第二辑，第33册.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

[10]（清）张希杰.铸雪斋集[M]//《山东文献集成》第二辑，第32册.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

[11]历城县志[O].清乾隆三十八年刻本.

[12]（清）蒲松龄.蒲松龄集[M].路大荒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李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