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视域下的欧洲社会转型

2016-01-16 03:00
关键词:宗教改革文艺复兴

郭 敏

(福建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视域下的欧洲社会转型

郭敏

(福建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在社会转型理论的视域下,社会转型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其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宣告了中世纪神学统治时代的终结,成为欧洲社会转型的进发号和西方世界现代化的肇始点。通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世俗社会和宗教世界由后者独大实现了二元融合,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近代民族国家和现代政治形态的形成、文艺事业的复兴繁荣和信仰世界的内在旨归,从而深远地导引着欧洲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走向、文化选择和价值重构,全方位奠定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础性格局。

关键词: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欧洲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一般意义上是指社会从一种旧模式向新模式的转变,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在内容上转型意味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固有结构和行为模式都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1]发轫于14世纪并贯穿了三百余年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无疑承担起了欧洲社会格局重组和西方世界向现代文明转型的特殊历史使命。其中文艺复兴是先声,宗教改革是纵深,由此主导了一场至为深彻的全面变革,成为推动欧洲走向复兴的引领性力量,从而引发了一个时代的裂变,宣誓了一个新的起点,在决定性意义上标示了欧洲社会的历史走向,形塑了现代文明的实体性坐标,全方位奠定了西方世界现代化范式的现实基础,并深刻影响了其欧洲社会发展后继的路径选择。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一脉相承的有机体。它们肇始于14世纪,是中世纪的遗产也是中世纪的背叛。它们所衔接的中世纪是一个尴尬的时代,政治上凯旋的时候也恰是其宗教上失败的开始。这一时期生产倒退、政治无力、世风浮华、道德败坏、信仰务虚,宗教教权与世俗社会的矛盾日益激化,这一切都成为宗教合法性立足的悖论,并最终演变成了文化危机,为一个长达千年的蒙昧时代敲响了警世丧钟。教会的空虚、沦落、禁锢与压榨激起了沸腾的民怨,从而成为黑暗时代一触即发的火药桶。抗争的先声可以溯及兴起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地的文艺复兴运动,它不断酝酿发酵,直至教皇派人在德意志兜售“赎罪券”而成为引燃燎原大火的导火索。以此为标志,欧洲开始进入近代文明的黎明期。这种转型是一种对传统范式的抗拒与挣脱,给欧洲社会带来的是全面而深远的影响。

1经济基础夯筑:从鄙薄财富到逐利合法,资本主义萌芽破土

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是单向性片面化的,它只关注人的精神如何达致高尚,而对人作为感性存在难以剔除的世俗欲望不仅无视,而且施以残酷打压。它将财富与信仰严格区分和对待。基督教神学认为现世的生活不值得一过,人不过是在炼狱里苦修赎罪,把繁华的世俗生活和肉体欲望当作魔鬼的陷阱,因而极度贬斥物欲、鄙薄财富。它尚事功,重死后,推崇唯灵主义和彼岸精神,在其主导的世界观里精神至上,别的任何东西尤其是物质享受都理当归于虚无。正如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所言:“为了使上帝富有,人就必须赤贫,为了使上帝成为一切,人就成了无。”[2]58基督教神学所秉持的这种消极财富观要求人们禁绝俗世的一切欢愉,压抑对财富的所有欲求,过困苦贫贱的生活,虔敬地充当教会和封建贵族最顺驯的仆役。反之,倘若有所僭越,从感性方面去发展欲望,感知个体性的愉悦,即意味着离弃主,那就只会堕入地狱,万劫不复。正如《圣经》所言:“你要做金钱的奴仆,你就不能做上帝的奴仆,富人要想进天堂,就像骆驼要穿过针眼那样困难。”[3]93精神和肉身,崇高和幸福,二者不可得兼,何去何从成为一个没有选项的选项。基督教用罪孽意识和唯灵主义的圣水浇灌出了一朵禁欲主义的苦难之花。同时,各种各样的程序和繁文缛节更像是纵横交错的铁锁牢牢捆缚住整个社会,只有教会才能坐拥大量资产,打着敬奉上帝的名号,征收高额封建地租用以维持教会集团的消费,而宗教体系外的有机的活力则几乎完全不能介入社会的创造和建设之中。从另一个侧面来看,长期从事且垄断了金融业的犹太民族成为西方世界的众矢之的,受到鄙夷、唾弃、驱逐甚至是屠戮的原因也显而易见。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所塑造的犹太商人夏洛克的形象以及人们对他的态度便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种思想禁锢了西方世界长达千年之久,资本主义萌芽的再发展自然无从谈起。

然而,资本主义自身顽强的内生力不容小觑。随着商贸的发展,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因其作为东西方贸易中心的独特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而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前沿,资产阶级开始形成和发展,大量财富的积累为追求现世的富足和享乐提供了优渥的物质基础。整个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生产方式,都必须建筑在人的感性、世俗性的一面得到充分肯定的基础上,才能够获取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于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在中世纪长达千年之久的思想荒原里,借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解放势头,焕发出小宇宙般的能量。资本主义有两个最基本的原生性内核:一个是个人主义;另一个是物质主义。资本主义重视个人,尊重个人的自由,它将个体视为独立于整体的理性存在。由此,它立足现实,追求财富的积累和增殖,对功利的热衷与追求不再背负道德的十字架,这也成为后来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精神和美国梦的两个支柱和核心。这种逐利的天性趋向和本能状态正是借由文艺复兴获得了合法性的立足点:感性生活是值得的、是正当的、是可以追求且应当追求的。由此民众才敢抛开各种顾忌,积极投身商业贸易,以赚取更多的财富,从而开始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

这一转变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和宗教改革的后续推进。文艺复兴将人们仰望上帝的目光收回到对现实世界的关注之中,而宗教改革则以一种因信称义的方式又一次确立了个人的主体资格。只要接纳上帝便可称为“义人”,教徒对上帝的忠诚不需要教会的肯定,个体并非教会的附属物,在上帝面前教徒和牧师完全平等。个人成为最实在且直接的尺度,有了超越组织的主动性,信仰与财富脱钩使教会的束缚和盘剥成为谬论,财富纳贡不成其为义务,而被其投入到创造更多财富的再生产中。此外,宗教改革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主张先定论,但同时又认为是选民还是弃子,不需要等到末日审判,现世的每一天都可以成为凭证,内含着是否选民的蛛丝马迹。个人的成就与上帝的荣耀呈现正相关,不是以个人的贫乏反衬上帝的富有,而是以个人的成就荣耀上帝的恩典。这充分激励了个人主义的洪流,同时使个人对财富的欲望和追逐进一步合法化,不再囿于神学伦理的谴责和内心沉重的负罪,相反成为一种福佑的荣耀。市场经济也正是确立在尊重和保护个人利益的基础上,世俗事业的进取经由宗教改革后由一种消费性力量转化为一种生产性力量,成为原生资本主义的生成土壤,成为一种可资增光的经济美德,实现了一种深层次根源性的激励。

从这个意义上看,世俗化内在地包含着现代化的基础性因子。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借由这种世俗化,并以突破性意义的锐意进取和长足发展,本源性地解放和肯定了人们对追求财富积累和增殖的热情,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从而形塑了西方社会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和价值取向。

2政治格局重构:从神学专制到摆脱封建,近代政治形态和价值形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商业资本和商人阶层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商业精神作为一种世俗力量在进入社会经济生活的同时也进入了政治生活,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进一步高涨。经济力量的壮大也带来其对话语权的渴望。从深层次意义上讲,文艺复兴运动也是新兴的资产阶级进行的一场反封建的波澜壮阔的政治运动。文艺复兴就其目标预设而言,是市民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托古改制。他们广泛地倚助于古希腊、罗马的文化成果,但这种借用绝非简单地重复和回溯,而是为了达致其反对和批判封建主义思想的政治诉求。高扬的人文主义精神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等级制度的重要旗帜,对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历史上来看,欧洲自进入中世纪后,天主教的神学就被推捧到居高至伟、统御一切的神圣地位,教会及其所承认的封建政权都被视为是天命所寓,是至尊至高的上帝在人间的代理机构。罗马教廷的神学体系和经院哲学以神为中心,以各级神职人员为组织架构,以禁欲主义为准绳,以等级概念为隔板,以基督教包装一切强势话语,凌驾和剥削世俗世界,挟制和操纵世俗政权,将对上帝的绝对信仰偷换为对教皇及教士等特权集团的不二奴从,整个欧洲笼罩在浓厚的宗教蒙昧主义和沉重的愚民色彩之中。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言:“中世纪是以基督教神学为典范的控制系统,这个控制系统并不是利用军队、警察来控制,而是依靠‘象征力量’来进行控制。这个‘象征力量’的资源基础基本上是来自基督教,这个基督教不是一般信仰意义上的基督教,而是所谓Christendom,是以基督教为核心的很有强制力的一套控制系统,这套控制系统是运用软性的力量来进行控制,和警察法律的控制大异其趣。”[4]4在这个光鲜亮丽的宏观架构下,教皇和教会一直觊觎着王权的殊荣,其扩张蚕食的野心也肆无忌惮地膨胀,由此教权一步步逼近和挤压着世俗领地,并企图建立凌驾一切的“上帝之城”。

从时代背景上看,欧洲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人们深刻感知到分裂是一种阻碍,是一种灾祸,统一是历史必然的趋势和时代发展的主题。一旦世俗权力冲破障碍,民族国家达致统一,就将拧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势必直接威胁、违犯和触逆教权的绝对权威和专制的统治利益,因而教皇及教会必须下狠手绞杀和剿灭异质文化,将人们重新拉回并牢牢禁锢在蒙昧的一元的宗教世界的木桩上。教皇为削弱世俗权力而干预民族国家统一进程的真面目逐渐暴露。此外,天主教会对欧洲尤其是对德意志的压榨,更是激起了欧洲世俗社会重新组构政治秩序的诉求。刚刚萌生的先进思想不能被扼杀,西方人文主义的精神追求和价值理念顺势而出,担纲先锋,来扭转教会主导的不合理的社会形态。宗教改革主张政教分离,两套系统彼此独立,君主的权力得到复位,应高于教士乃至教皇的,这激发了德意志的民族意识,并得到了很多封建诸侯的支持。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摧枯拉朽之势冲破了教会的精神独裁,打碎了教会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傲慢至尊,打击了西欧的封建势力,扫荡了中世纪以来积重难返的非理性和反理性因素。它们通过歌颂现实生活,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倡导生而平等的价值理念,反对封建等级观念,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解除了精神枷锁,“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板结一块的宗教化群体生活渐趋瓦解,市民社会开始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并赢得了独立发展的广阔空间。人文主义也成为近代西方思想史上具有广泛影响的一种哲学理念和政治文化思潮,成为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新的价值观念的出现和迅速世俗化,导致了对中世纪以来教权统治的挑战。这是一个重新建筑典章和话语体系的时代,一个崭新的科学理性主义的政治学大厦的地基已经打好,民主制度成为新的社会政治权力产生方式、组构形式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体系、制度构架。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了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诉求。文艺复兴对古典文化的推崇和复兴,决不意味着简单的恢复和再现,而是为了最终战胜封建阶级、促成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而进行的一场斗争所采取的策略。它以人文主义为武器,进行反封建、反教权斗争和新文化创造,推动了反封建斗争的高涨,为新航路的开辟以及殖民扩张注入了新活力。这种新文化宣扬人文主义,实质上是在宗教外衣掩饰下发动的反对罗马神权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精神指引。西方世界由此奠定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并在这一基础上建构起了自己的政治形态和社会秩序。

3文艺传统开先:从禁欲枷锁到人文主义,文化事业复兴繁荣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也是资产阶级进行的文化教育革命,是具有重大历史进步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新兴政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同时,就意识到他们需要新的意识形态为其所追求的政治、经济利益做辩护,需要新的学术和文化为其所做的一切赋予理论支持,一种完全崭新的近代精神就此诞生。

文艺复兴时期是“人”被发现和重视的时代。由此文艺复兴也成为反对神权、反对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托举新一代欧洲的精神性支柱力量。整个中世纪,教会垄断了文化教育也垄断了整个精神生活。这种万流归宗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教会必然会敌视和压制以追求理性为己任的自然科学。同时,中世纪也不存在独立的艺术和文学,哲学、几何、音乐、文法等等都被视为“神学的婢女”。人和世界都被狭隘化了,所有的一切都只能围绕着对上帝的歌颂。“然而,艺术本身确实跟感性生活关联得太紧了,必须生动地还原到人们的情态里去,不能用概念来取代”[5],于是,“文艺复兴发现新的人性观和世界观,导致欧洲艺术的世俗化、自然化和现实化,从而孕育了近代艺术”[6]。这是对以神为中心构建起来的话语体系的解构,它所创造的文明和文艺具有空前复杂而和谐的结构。它描摹丰满个性,歌颂现世生活,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将神性与人性合而为一。由此,世界变得亲切,现世生命自身就可以成为目的本身,以人为中心,崇尚人的价值,提倡自由平等的人文主义思想被其奉为真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把对现世幸福的积极追逐作为基本的价值取向,成为个人价值的工具性尺度,开启了理性与科学的传统。

文艺复兴带来了文学艺术领域的空前繁荣。创造欧洲新文化的人文主义者在建筑、文学和艺术等诸多方面所创造的大量杰出作品展现了近代文明的神韵。走出过去的黑暗、迷信与愚昧,追逐爱和理性,如何创造有用的文化,从而达致对社会的改造,成为人文主义者孜孜不倦追求的真理。纵观其表现形式,在文学上,继但丁之后,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等巨匠担负起了重铸文明的重任,一个探索思想、关心现实的文学团体就此诞生。“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7]49莎士比亚通过戏剧作品《哈姆雷特》传递出这样的讯号:以人为贵,人性至上。在艺术上,艺术家使用大量鲜艳明快的色彩和笔调以取代中世纪黑与灰的压抑,肯定世俗的情感,展现俗世的欢愉。如达芬奇突破“圣像图”的画法,用写实的绘画揭示人性的善恶。朗琪罗塑造的雕像追求人的思想、意志和精神气质的展现。拉斐尔笔下的圣母温柔美丽,眉宇间洋溢着母性的慈爱和幸福,慈爱的母性也由于庄严和雄伟而彰显出更加崇高的美。文艺复兴是个大师辈出的时代,是艺术充满了蓬勃人性和生命力的时代,是人类艺术史上绚烂的篇章,发展出一套具有强烈西方地域性的“凡俗的人文主义”。尽管文艺复兴时期艺坛三杰及其他代表人物的作品题材大多来自《圣经》,宗教题材作品鳞次栉比,说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资产阶级还没有成熟的思想体系,但它毕竟是一次对宗教陈腐戒律和约束的突破,是人的觉醒。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创造是一个群体共同的使命。

人文精神的发展,对人性、对人的尊严、对自由的充分尊重,使得思维的天马行空不再受传统惯式的一元桎梏,从单一的精神意向转到多元的文化探索语境,对知识和创造力的热情使得许多新思想得以激发并充分涌流。这也是对探索的鼓励,复兴的圣火升起,人类的品格在世俗和神性的火光中完善,这是一次精神的新生。

就知识观的衍进而言,文艺复兴也开启了从中世纪通过“神启”展现智慧到强调实证求取知识的转变,从经验承继到理性分析的转折,直至今天,“知识就是力量”也是一种普遍的信仰。同时教育兴邦的观念产生和普及,教育机构从教会大学脱胎,尽管早期还带着粗糙和散漫,但这毕竟是系统地培养人才和进行学术研究的地方,是市民阶层的思想文化阵地,是各种新锐思潮风起云涌的温床,这里所进行的学术讨论,也常表现出对封建教会的反叛与改造。由此,各所大学培养出来的许多知识分子也在实际上成了摇撼封建统治的重要力量。世俗大学在与教会的斗争中发展起来,它为那些追求进步的人提供了基础和平台,为后来的欧洲科学技术的起飞准备了条件。同时,自然科学和各种学术的发展也清除了人们的思想障碍,推动了宗教改革的爆发,为后来的启蒙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4信仰世界改造:从依附代祷到因信称义,精神语境向内旨归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深远意义还在于它们对西方人信仰体系的整合与重构。文艺复兴处于中世纪的末期,此前,黑暗的中世纪已经统治了西方世界将近11个世纪。在这将近11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只有人类朝向上帝的不完整的精神性的面相。中世纪的教旨认定人们来到人间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通过苦难洗涤罪恶,并通过虔信上帝求得宽恕,从而使自己的灵魂得到终极性救赎。

上帝虽无始无形,但其品性是完满、觉知、极乐与鲜活的。然而,在长期压抑的宗教语境下,上帝被塑造成了威严的审判者和遥不可及的彼岸存在,在敬畏而非热爱的情愫下,人的世俗感性面相被无视和践踏,人类本初可能与神性相通的品性逐渐弭丧倾迨。上帝与人在神学中成为对立的双方,上帝是积极的,人是消极的,上帝是大能与创化之功的恩典者,人是满身罪恶、至卑至贱的待赎者。上帝的光芒没有制造温暖,而成了一种异化。他们倡导不与苦难作对抗,而要外在于苦难,超脱乃至超越苦难,目光不关注现实,只注视天国,好比基督教中经典的救赎,打造一艘方舟,浮于苦难之上。基督教长于用虚幻调和现实的苦难,在现实土地上幻想天堂,宗教被视为苦难日子里的一朵红莲,得救是中世纪最深切的终极关怀。人成为宗教从精神到肉体全面的隶民,一切都在宗教的语境中进行。这是神的境界,而非人的境界。

正是基于这种教旨,教会阶层各级神职人员把《圣经》作为衡量一切理论的唯一标准,宣扬“知识是信仰的奴仆” “理性一定要服从信仰”等谬论,号召人的一切举止必须服从上帝的安排,并在这个知识蛮荒的时代垄断了圣经的解释权和人与神沟通对话甚至于向神祷告的权力,从而成为至尊至高的上帝在人间的代理机构,成为握有特权的代祷者集团。然而,在中世纪的现实生活中,教会却从根本上背离了天职,成为腐败堕落的罪恶渊薮。人性的欲望悄然膨胀,潜移默化地动摇着唯灵主义的根基。尤其是教士阶层,一面发誓终身侍奉上帝,唱着拯救灵魂的赞歌,一面却干着蝇营狗苟的勾当。这个被特殊优越感腐化的中介集团的败坏堕落,更加剧了信仰的异化,上帝的形象被俗世的糜烂裹挟,上帝的救赎成了一个不及物的动词。看似坚定和虔诚的背后,这个外在于人的上帝已不成其为信靠,而成了人们酒足饭饱后的消遣,成为一种纯粹的慰藉符号和空心化的十字架。在这块巨大的散发着神圣光芒的遮羞布下,阴暗、俗媚与腐靡正在滋长,形成了一种奇特的二元分裂:“一边是光明圣洁的神性,一边是粗野卑劣的人性;一边是白璧无瑕的理想,一边是污秽龌蹉的现实”[8]167。

信仰的物质化、庸俗化成为民众安于苦难、堕于庸碌的精神鸦片,麻痹了其对剥削与统治的感知。教职人员所组成的特权阶层一面沉溺于声色犬马,一面却为了满足这种纵情享乐而加紧了对人民的禁锢与盘剥。在他们眼中,人民不仅是上帝顺从的奴仆,甚至是可以随意榨取的财富奶牛,他们不敢有些微异议。“当脑满肠肥的教皇和主教们把罗马教会变成了‘淫乱的巴比伦’时,面色阴沉的托钵僧们则把宗教裁判所变成了燃烧着硫磺之火的可怕地域。”[8]166然而,宗教上狂热的诱惑和别有目的的操纵在现实面前是不能长久的,它在把人引向最无耻的虚伪和最无情的残忍之后,也将这种丑陋暴露。荒谬的悖论加之对黑死病的恐慌促使人们开始反省神学体制下麻木的生活。

基于对宗教蒙昧与禁锢主义的鞭挞,在颓坯崩塌的精神篱墙上实现价值领域由信念到信仰的全线重构便成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当务之急与应有之义。文艺复兴将世俗人性拉回本就脱胎于古希腊时代的原气充沛,在人性身上加了无限性,对人的感性生命和感性生活的发现,使神成为人神,人成为神人。宗教改革因信称义的主张,为这个原本对立的二元世界找到了交汇处和平衡点,它兼顾了基督的神性和人性两个方面各自的完整性。宗教救赎与世俗繁华兼容秉平,并行不悖,使经过改造的宗教信仰成为一种两栖文化,既在此岸有温存的幸福土,又在彼岸有信靠的伊甸园,为行将崩溃的宗教体系注入了一剂强心剂。随着外在崇拜得以立足的合法性日益衰朽以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纵深发展,宗教在其凡俗化的同时反而溯流洄游,旨归精神世界,神格人格化摆脱了物质性的光环,个人从一个复杂的教条系统中解放出来,宗教与现实的指向性也发生了由外而内的转变,信仰的内生力由此凸显。正如费尔巴哈所言:“神学的秘密是人学,神性的本质是人性。” 人所崇拜的对象其实不是神,而是自身,因为神只是自我的外化。上帝的活动与人的活动是一体的,要把人当人来看,而非工具。个人的信仰不依赖他人,《圣经》的权威高于教皇和教会,每个基督徒都有阅读和解释《圣经》的权利,人实际上是借由上帝把自己当作目的甚至是唯一目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强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诚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9]10

宗教宽宥救赎之路的重新规划也是一种内生性的以破为立,是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掘和激发崇高的神性,把信仰从外在仪文变成内心的自觉要求,在精神自由和善良意志的基础上实现了信仰重建。

5结语

中世纪贫穷空乏的经济状况、分散混乱的政治归属、愚昧落后的文化素养、专制钳制的精神语境,使得西欧人们对教会所宣言的唯灵主义和天国理想深信不疑,然而消极怠世、游离现实的标准样态发展不出现代社会。历史的偶然唐突了时代,也在冥冥中预示了历史的走向。文艺复兴在编年史意义上仍属于中世纪晚期,但也拉开了一个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崭新时代的序幕。然而现代化不是一个标签,而是一个动程被全面铺展开来。刘小枫认为:“现代现象是人类有史以来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发生的全方位秩序转型。”[10]1可见,文艺复兴和其后的宗教改革作为一个整体,确实全面立体地形塑了欧洲社会现代化范式的雏形。从托古改制到决绝改造,穿过幽暗深长的中世纪大峡谷,经济上贫穷落后、政治上四分五裂、文化上愚昧迷信、信仰上羸弱外向的陈旧状况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走向崛起的现代化的新欧洲。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通过对神圣与世俗之间壁垒森严的对峙状态的冲决,使人们重新找回世俗感性的面相,不再以匍匐顶礼上帝为人生的唯一使命,开始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在世俗生活中寻求进取,在经济上表现为对财富的追逐和创造,在政治上表现为对市民社会和世俗权力的尊重,在文化上表现为对文艺思维和文化事业的解放,在信仰上则更强调自我信靠的内在旨归。对商业利润、君主权力、市民生活、世俗精神的渴望,正在冲破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压抑表现出复苏的生命力,它们构成了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欧洲现代化起步的前提性要件。

由于历史惯性和社会环境的局限,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仍有许多妥协性和不彻底性。人文主义者还对教会势力抱和解的态度,不愿走上宗教改革的道路。这些从根源上看还在于封建宗教思想的根深蒂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资产阶级力量的不够强大。但毋庸置疑的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迈出了欧洲社会格局重组和西方世界向现代文明转型的最初始的一步,这是决定方向的关键一步,它主导了一场至为深彻的全面变革,其影响遍及经济基础、政治架构、文化思潮和信仰世界等各个层面,成为推动欧洲走向复兴的强劲引擎,在决定性意义上标示了欧洲社会的前景走向,形塑了现代文明的制度架构,奠定了西方世界现代化范式的政治、经济、思想和社会基础,导向深远,意义炳然。

参考文献

[1]史海泉.社会转型与价值观变革[EB/OL].2013-01-19[2015-12-10].http:∥www.21ccom.net/articles/dlpl/szpl/2013/0119/article_75395.html.

[2][德]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M].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圣经[M].南京:南京爱德有限公司,2007.

[4]哈佛燕京学社.启蒙的反思[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5]林少敏.残篇断简(三)——思想史讲课录音整理之“文艺复兴与古希腊”片段[EB/OL].2009-01-08[2015-12-10].http:∥www.edu11.net/space.php?uid=1223&do=blog&id=167568.

[6]郝苑,孟建伟.从“人的发现”到“世界的发现”——论文艺复兴对科学复兴的深刻影响[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4):109-113.

[7][英]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九卷)[M].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8]赵林.西方文化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三联书店,1998.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Euro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Religious Reform

GUO Mi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007,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social transformation is essentially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ety.The Renaissance and the Religious reform not only announced the end of the age of medieval theology,but also started the European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Western world.The Renaissance and the Religious reform have integrated the secular society and the religious world,which promoted the germination of capitalism,the formation of modern national state and political ideology,as well as the revival of literature and art,and the return of identity in the belief world.Meanwhile,they have had the comprehensive and deep impacts on the political,economic,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d established the basis of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

Key words:renaissance; religious reform; the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society

文章编号:1673-1646(2016)04-0062-06

* 收稿日期:2016-01-21

作者简介:郭敏(1994-),女,硕士生,从事专业: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

中图分类号:D75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3-1646.2016.04.012

猜你喜欢
宗教改革文艺复兴
简述加尔文宗教改革的特点及其影响
文艺复兴时期法国贵族缘何热衷赞助艺术事业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大学的变迁
中国当代艺术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
德国工匠精神的文化基因分析
浅谈古希腊艺术,基督教艺术与文艺复兴艺术间的关联
心沐光影次第绽放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宗教音乐中人文主义精神的展现与表达研究
英国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