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革”结束之后,中国文学文体繁荣多变、成就突出,打破了政治文化对文体的长期规约和束缚,迎来了文学的“新时期”。新时期作家文体意识的觉醒和强化反映了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增强,有学者揭示了新时期知识分子“精英主体”与小说文体之间存在的深刻联系,“从‘伤痕’、‘反思’小说的写作主体及其文体创造之间的同一性关系的角度,深入研究了其所创造的‘精英文体’的‘精英语言’与‘精英结构’,特别是它们对于数十年来严重制约着中国文学的‘工具文体’的‘早期突破’。”[1]事实上,对于创作主体的文化身份与其文体风格之间的同一性关系进行双向考察,这也是文学文体研究的基本思路。
转型期的政治文化语境、作家的身份和心态、读者的审美期待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社会风气和时代精神要求作家改弦易辙,生产与它相适应的作品,如丹纳所言:“客观形势与精神状态的更新一定能引起艺术的更新。”[2]对于转型期知识分子小说的文体特征及其变化,我们关注的无论是文本与语境、文本与作者、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还是文体表现出来的美学效果和意识形态,终究需要落实到对小说语言、结构、风格、视角等层面的研究。学界对转型期知识分子小说的风格、视角已有不少研究成果,而对其语言和结构则关注得不够。“新启蒙运动”之后,作家普遍失去了“精英主体”的身份意识,其身份结构是动态的多元的,但世俗身份成为最广泛、最突显的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