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与雾霾治理的平衡机制

陈开琦+杨红梅

〔摘要〕雾霾天气的形成需要从现行经济体制机制的反生态性缺陷上查找成因，因而治理雾霾不仅涉及体制改革，也影响到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生活等宏观政策的调整，短期内对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会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这一逻辑不变的前提下，雾霾治理极易沦为发展经济的附属品。寻求雾霾治理与发展经济之间的平衡机制，不仅需要厘清二者内在的逻辑支撑关系，也需要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外在条件。在不偏离发展经济这一中心的前提下，充分利用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契机，避免传统的发展—污染—治理的发展思路，实现雾霾治理与发展经济的动态协调，并在动态平衡中寻求治理与发展的双重机遇。

〔关键词〕雾霾治理；发展经济；平衡机制；新常态

〔中图分类号〕F1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6-0042-07

一、文献评述

近年来，雾霾天气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值得关注的是，人们讨论最多的仅仅在于雾霾如何给身体带来不良的影响以至于成为“心肺之患”。而关于雾霾治理，目前学者们多从法律视角和技术视角对其进行研究。在技术层面，学者们指出，雾霾治理主要涉及能源升级，包括提升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进行煤炭利用的清洁化改造以及提高油品标准等；在法律层面，多数学者认为应当从立法和配套制度着手，针对现有大气污染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配套制度存在的缺陷，完善大气污染治理的法律体系，使相关法律法规具有可操作性。现有文献无论从技术层面还是法律层面所提出的措施或建议均对雾霾的有效治理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对于雾霾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关注却相对较少，缺乏对雾霾产生的深层次原因的探讨，因此所得结论对雾霾治理的作用有限。

空气质量恶化不仅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重大伤害，也能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一是雾霾的存在会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绊脚石。相关研究表明，中国因空气污染而遭受的经济损失，按照疾病成本估算，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2%；按照支付意愿估算，则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8%。〔1〕二是在治理雾霾过程中会造成大量的经济损失，拖累经济发展。袁钢明等多数学者认为，雾霾治理在短期内会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较大影响。王金南对大气治理经济效益的量化研究显示，《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对钢铁行业造成的损失多达812亿元，对水泥、焦炭行业的损失分别是167亿元和142亿元，铜矿石行业同样会遭受巨大打击。〔2〕王跃思推断，就中国目前情况而言，若措施得当，使雾霾能够得到有效治理，需要花20年时间。〔3〕这些研究成果意味着，中国要治理好雾霾，需要在未来20-30年时间里保持上述产业的损失状态。而钢铁、水泥、焦炭等是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行业，如果在未来20-30年因为治霾需要呈现损失状态，势必严重创伤中国经济。就如何处理雾霾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多数学者认为，应当实现经济发展转型，只有发展方式转型才是雾霾治理的根本途径。比如，戴星翼从雾霾治理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之间的关系出发，认为我国大气污染形势急剧恶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因此，从源头上治理雾霾，必须坚决摒弃GDP主义，整体提高我国经济运行效率，积极探索符合环境友好要求的生活方式。〔4〕任保平等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了我国雾霾的空间分布特征，并且从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方式以及能源结构角度分析了雾霾天气形成的经济机制，提出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与经济增长质量、升级产业结构等治理雾霾的经济机制。〔5〕茹少峰等在对城市雾霾形成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我国经济粗放型发展方式是雾霾形成的根本原因，由此应当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坚持走环境友好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6〕王旭光在综合雾霾天气成因、现状以及危害基础上，结合我国现有的经济发展状况，认为雾霾治理需要长期规划和大力度的行动，实施有效措施，最终实现经济增长和雾霾治理协同发展目标。〔7〕

综上，目前学术界形成了两点共识：一是雾霾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粗放型生产方式；二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雾霾治理的根本途径。然而上述观点存在忽略雾霾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短期利益关系的问题。产业升级、提高清洁能源比重都是需要时间成本与资金成本投入的，而绝非一朝一夕之功。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早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就提出来了，至今已有20年，可见其转型的难度之巨。其间我国始终未摆脱粗放型、以投资和扩大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相反越来越依赖外延扩张带动经济发展，最典型的便是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立即采取增加4万亿投资的行为。那么，雾霾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解决的吗？能否建立雾霾治理与发展经济二者之间相对协调的动态平衡机制？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雾霾能否得到有效治理？这是本文将要研究的内容。

二、现行体制机制框架下的雾霾成因分析

频繁出现的雾霾已经覆盖了近一半的国土，全国25个省市不断出现不同程度的雾霾天气，百余城市空气质量达到重度污染程度，创下52年来的历史新高。参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13-12/09/c_125828942.htm.在如此严重的雾霾天气下，如果仍然唯GDP过分追求经济发展终将导致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是上世纪40年代发生在美国洛杉矶的世界有名的公害事件之一，持续时间达二三十年。1952年12月的一次光化学烟雾事件，导致洛杉矶65岁以上的老人有400多人死亡，损失惨重，直到1970年代，洛杉矶还被称为“烟雾城”。、伦敦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发生于1952年12月4-9日，当时伦敦空气中污染物浓度持续上升，在大雾持续的5天时间里，英国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达5000余人，大雾过后两个月内又有8000多人相继去世。此次事件因此也被列入“20世纪十大环境公害事件之一”。的悲剧在中国重演。既然雾霾是环境污染的重要形式，是人类无休止地排放污染气体的结果，那么有必要首先从我们的行为及其所创造的经济体制机制上寻找原因。

1.经济发展方式尚未摆脱传统体制机制特征

造成当前生态环境遭受破坏、雾霾天气严重的体制根源是我国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没能克服传统经济体制的反生态性缺陷，其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尚未形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制机制。如果说建国以后我国从前苏联学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机制是以牺牲环境为特征的资源环境掠夺型体制机制，那么可以认为，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仍然带有传统经济体制机制的特征，甚至保留着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相背离的特征，因此在本质上是一种反生态的经济体制机制。这种非可持续的经济体制机制不仅没有推动我国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得以转变，反而大大地加剧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对环境资源的掠夺性和破坏性使用，其本质都是在传统发展观指导下片面追求物质财富无限增加和GDP快速增长，脱离生态学原理，对大自然贪婪掠夺和牺牲生态环境的经济体制，而这正是“三高一低”发展方式的体制保障与制度温床。

早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中央已提出实现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必须完成两个转变，即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后来十七大改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20年过去了，中国初步实现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一转变使我国无论在社会生产力方面还是在综合国力方面都有了极大提高，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但是，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却一直未能摆脱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率的“三高一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束缚。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使我国的经济增长付出了极高的环境代价。

从经济发展方式和雾霾成因的事实判断，我国目前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能克服传统经济体制对经济高速增长目标盲目追求的缺陷，其体制机制的构成要件没有反应出生态学原理。这种经济体制机制若不加以深化改革，引起生态环境质量恶化以及自然资源耗竭只是迟早的事，即在创造财富的同时，降低生态资本存量，致使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可持续性。正如美国学者R·布朗在《生态经济》一书中所指出的，如果市场经济体制不能反映生态学原理，那么终将导致市场经济的崩溃。当前雾霾肆虐我国很大程度上与这种不完善的、难以持续的经济体制有关，而有什么样的体制必然会形成什么样的机制。在逆生态性的经济体制下，便是只注重经济增长的数量忽视发展质量，致使大量污染物排入大气、海洋、森林土壤、河流等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雾霾便是环境污染的重要形式，是人类无休止地向空气排放污染气体的结果。

2.产业能源消费结构严重受制

能源结构不合理既是雾霾的主要成因也是雾霾治理的重要阻力。能源利用结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和能源利用率低两方面。一个地区的空气质量与该地区的能源消费结构有很大的相关性，而不同能源具有不同的使用率，使用后的污染物排放量也有所不同，因此对环境的污染程度亦有所不同。在所有能源中，煤炭不仅使用效率较低且燃烧排放的污染物也最多，对环境的污染最严重。相较而言，石油与天然气使用效率较高，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比煤炭少，但石油燃烧的细微颗粒物排放量仍然不容忽视。风能、太阳能以及水能等不仅转化力强，而且对环境的污染也最小，然而，长期以来在我国的能源结构中（如表1），煤炭具有绝对优势，占比较重，保持在70%以上；石油占比维持在9%左右，略有下降；天然气比例在4%-5%之间；水电、核电与风电总量占能源总量10%左右，近年来有所上升。造成我国能源结构不合理的原因，首先，无论在可探明储量和开采难度上，煤炭在所有的能源中具有绝对优势；其次，就开发技术与利用水平而言，由于受计划经济时期产业布局的影响，我国在煤炭开采技术与利用技术上比较成熟，且开采成本相对低，而石油与天然气的开发技术难度高，可开发程度有限，因此形成了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都以煤炭为主的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出现了能源消耗总量大且呈逐年递增的趋势。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相关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能源消耗总量只有美国的1/2，但到了2009年，我国能源消耗总量已超过美国，尤其是一直占能源消耗总量绝对比例的煤炭消耗量增长迅速，相应的，因燃煤排放的污染气体也呈快速增加趋势。相关研究表明，我国二氧化硫的90%、烟尘排放量的60%以及氮氧化物的67%来自燃煤排放，而烟尘、二氧化硫与氮氧化物恰是雾霾的重要成分。另一方面，总体上我国能源的利用率偏低，国务院在《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中指出，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的8.6%，但能源消耗占世界的19.3%，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参见国务院2012年8月6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的通知》（国发〔2012〕40号）。以煤炭消耗为主的能源结构，加之能源整体利用率低下，致使我国在改革开放后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付出了一方面积极追求GDP数量，另一方面雾霾问题逐步累积，以至于已经严重影响了人们生活与社会进步。

3.第二产业结构低端化

从产业结构角度分析，目前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第二产业作为支柱型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突出，但第二产业能源消费量也占到能源消费总量的71%左右。其中，第二产业消耗最多的能源为煤炭，占煤炭总消耗量的95%①，且呈现第二产业发展趋势重工业化特点，重工业产出比重占工业产出总量的70%，尤以重制造业和采掘业为甚。这些产业无不具有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以及低效率等特点，极易造成环境污染。由于重工业主要分布在中东部和沿海地区，导致这些地区近年来雾霾天气明显比国内其他地区严重。环保部的相关研究表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个地区，虽然面积只占全部国土面积的8%，但是消耗了占全国总量42%的煤炭，排放的扬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合物则占全国的30%，单位平方公里的污染物排放量是其他地区的5倍。由此可见，重工业的分布与雾霾天气分布呈正相关。此外，我国与能源相关的行业，如能源开采行业、能源深加工行业，因为技术水平低，生产过程中各环节缺乏技术支持，致使产品单一，衍生品不足，利用率低下，助推了我国雾霾问题的进一步恶化。

4.生活方式不注重环境友好

除了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因素以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是造成雾霾的重要原因。现有社会生活方式中对雾霾影响最大的是机动车尾气排放与住房建设所产生的污染。就机动车污染而言，随着私家车数量的急剧上升，汽车尾气排放所造成的空气污染已不容小觑。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王跃思课题组的结论是，机动车对PM2.5的贡献率在10-50%之间。〔8〕机动车数量的增加不仅带来大量尾气排放，也刺激了汽车制造业的发展。由于汽车制造业的兴起能够牵动上游产业（如钢铁、能源）的大量投入，进而间接增加了工业废气排放，助长了雾霾。在机动车数量增加的同时还造成城市交通拥挤、公共交通设施建设不够用等问题。而我国城市人口在住房方面呈现的问题则更为复杂。目前我国大陆居民平均住房面积已经超过我国香港、台湾及日本等发达地区和国家的水平。问题在于，究竟怎样的住房建设水平能够保障人们有尊严的生活，目前国内学术界并没有专门的研究，而只是一味进行住房建设，致使有人拥有多套房，有人却无房可住。住房建设与空气污染最直接的联系是建筑工地的扬尘污染。建筑扬尘对雾霾的贡献并不亚于机动车尾气排放对大气污染的贡献。同时，住房建设拉动能源消费也促进了污染物排放，一是在制造过程中包括采掘、冶炼、运输以及加工等环节产生大量能源消耗；二是住房使用过程中由于消费能源所产生的污染物排放。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理解，要彻底治理雾霾涉及到发展方式、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转型、升级与调整，未来相当长时期势必对发展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一方面雾霾治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比如自2013年9月国务院颁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对雾霾天气宣战以来，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源用以治理大气污染，其中北京市决定以政府带动社会PPP的方式投入7600亿专门治理PM2.5。②另一方面，为减少雾霾，地方政府不得不“忍痛含泪”缩减产能、关闭工厂、拿出补贴，降低GDP增长率，这势必使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三、新常态下的历史性机遇

雾霾是经济发展的附属品，治理雾霾会增加经济发展的成本甚至对经济发展造成阻碍。这让人不禁思考，难道我们一定要以牺牲环境的方式换取经济的发展吗？为什么不能在治理雾霾与发展经济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机制？“波特假说”③的提出为发展经济与雾霾治理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更重要的是，中共十八大首次将生态文明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战略布局中，以“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并以此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生态文明基础。我们认为，习近平关于中国梦概念的提出，为新常态下构建发展经济与雾霾治理平衡机制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在今年9月接受《华尔街日报》的书面采访时习近平再次强调，中国梦最根本的是实现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9〕雾霾治理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有利于中国梦的实现。

1.雾霾治理是一项创造环境利益的工作

雾霾治理的目的是对受污染的大气环境进行修复，恢复空气质量，让“蓝天白云”不再是现代人的“奢侈品”。环境利益是由环境带来的，并能够为人类经济活动带来经济利益的利益。环境利益具有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功能，是人类可以长期生存的保障，其存在的本质就是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10〕环境利益的创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自然环境的保护、废弃物的治理（环境修复）、人工环境的创造。大气环境作为自然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人类“只见财富，不见流失”的“猴性”发展观，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无视经济的流失，无节制地向大气排放污染气体，导致雾霾天气蔓延，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1〕人类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以牺牲环境利益为代价的行为，必将遭到环境的报复。雾霾就是大自然对人类报复的一种形式。

2.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具有一致性

无论经济利益还是环境利益都是对现实人类需求的满足，都是为人类谋福祉的工具。从这个意义而言，二者具有一致性。环境是人类追求经济利益的载体，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必要的场所、能源和资源；环境利益是经济利益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环境利益的损害终会制约经济利益的发展，无论是防治环境利益的损失还是创造环境利益都需要以强大的经济利益作为基础条件，缺少了人类的生产生活等一切活动将无法进行，经济利益最终也将无法实现。〔12〕无论雾霾治理创造环境利益，还是发展经济创造经济利益，二者终归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反之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或者人类的福祉也是雾霾治理与发展经济的共同追求。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是构建二者平衡关系的支撑点与内在动力，促进经济应与治霾相协调。所谓协调其关键在于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正是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决定了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为雾霾治理提供物质保障条件与治理的技术支持手段。

3.雾霾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方向与空间

首先，治霾影响经济发展的方向。根据前文对雾霾成因的分析，治理雾霾必然涉及能源结构的调整。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以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为主要能源，占能源结构的80%，因此会排放大量的污染气体及颗粒物，这正是雾霾形成的主要原因。雾霾治理势必要求对能源结构进行调整，提升清洁能源比例，同时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将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方向。其次，雾霾治理为经济发展提供空间。雾霾治理既是经济发展的附产物，也能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雾霾治理过程还是一个调整资源稀缺性配置、对资源的市场价值进行重新估量的过程，这一过程客观上可以开拓新的资源需求，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要求正是对构建雾霾治理与经济发展平衡机制内在逻辑最核心的诠释，符合市场均衡与生态平衡的要求。

4.雾霾治理具有激发企业技术创新的功能

面对企业环境成本的增加，在利益最大化动机驱使下，企业的创新意识将受到激发，追求技术创新的欲望也会不断增强，因为企业只有不断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益，进而改善生产方式，才能减少或抵消由于雾霾治理而产生的环境成本。尤其是当下治理雾霾呼声高涨，低碳生活、低碳生产观念已经在生产、消费等各个领域扩大化的有利条件下，符合雾霾治理要求的生产方式将逐渐演变为企业竞争优势。此外雾霾治理需求所创造的巨大的环保市场也为产业发展带来机遇。以能源市场为例，传统的能源市场缺乏对环境保护的考量，市场价格扭曲，致使发展中国家的煤炭、石油以及电力价格往往低于长期供应的边际成本。〔13〕正是这种扭曲的价格状态严重地刺激了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产业的发展，对环境造成沉重负担，阻碍环保技术的发展。而雾霾治理在提高经济运行成本的同时，也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市场激励。面对新的发展机遇与成本挑战，建立雾霾治理与经济发展平衡机制，将雾霾治理纳入企业生产成本，同时引导企业积极进行技术创新，获取雾霾治理带来的利润，形成新的市场竞争优势将成为一个“新常态”。从这个角度而言，雾霾治理不仅是对发展经济的挑战，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机遇。

四、构建发展经济与雾霾治理的平衡机制

1.发展经济与雾霾治理平衡机制的要义

雾霾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平衡机制不仅需要内在的逻辑支撑，同时需要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外在条件。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是构建二者平衡关系的支撑点与内在动力，促进经济发展与雾霾治理相协调。发展经济将是我国未来较长时期的要务，然而如前所述，雾霾治理亦不会偏离发展经济这一核心，如果施以正确的措施或将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契机。实现雾霾治理与发展经济相协调，应在二者之间构建动态平衡机制。这一机制的要义在于：一是将雾霾治理与经济发展置于一个动态平衡状态，避免传统的发展—污染—治理的发展模式，实现良好大气环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市场价值；二是充分利用经济发展所提供的物质条件，为雾霾治理构建经济基础与物质保障，将雾霾治理措施落到实处；三是利用经济发展带来的技术支持，提高雾霾治理效率；四是利用经济发展带来的市场制度创新，为雾霾治理的有效进行提供更为持久的保障。

2.发展经济与雾霾治理平衡机制的建构思路

第一，深化改革现有的经济体制，摒弃GDP中心主义。正确处理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彻底治理雾霾，需要从根本上改革我国现行经济体制，构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制，创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制，实现由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摆脱低端经济的束缚。将空气质量标准纳入经济运行成本考核体系，将环境质量和生态最优融入经济发展战略；注重协调城市规划与产业布局之间的关系，彻底打破以往的先污染后治理的惯性思维，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加大对环境治理与环境科技创新投入，积极鼓励企业淘汰落后生产方式，引进先进科技；同时，坚决摒弃GDP中心主义，提倡绿色GDP，并将GDP列为考量地方经济发展状况的标准之一，淡化其比重，同时强化对环境保护、资源节约、民生改善、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综合评价考核，彻底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

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相关制度予以保障，必须建立健全雾霾治理的相关制度，对雾霾实施综合治理。首先，应建立专门治理大气污染的法律体系。我国目前已有《大气污染防治法》，对大气污染防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囿于相关规定的抽象性和原则性，实践中该法的可操作性并不是很强，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用。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将雾霾治理的配套制度通过法律形式予以确定，为落实雾霾治理创造法律根据、奠定法律基础。第二，政府应以科学合理的环境政策和产业发展战略作为指导，运用财政、税收、法律、科技等综合手段，建立有效的雾霾治理政策体系。第三，建立健全雾霾治理联动制度。由于空气具有流动性特征，造成了雾霾在不同城市或地区之间的流动转移，且由于不同城市在生活方式、能源结构、工业生产以及生态环境方面存在区别，雾霾的组成成分也有所差异。因此，有必要以一定的空气质量为目标，联动制定雾霾治理方案，建立雾霾治理联防联控机制，使区域间的空气质量检测信息能够实现互通，对雾霾实施综合治理。第四，应建立健全排污许可制度和总量控制制度，严格规定区域内的大气污染排放底线，对违规排放或超标排放者采取罚款或收费措施。第五，建立与雾霾有关的生态补偿制度，协调雾霾治理所涉及的各方利益关系，通过制定相应的生态补偿标准，确保各方利益。

第二，调整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率。鉴于我国的自然禀赋条件，煤炭在能源结构中占绝对优势，这是不容易改变的。从能源角度治理雾霾，最重要的也是最切实际的是积极提高煤炭开采与加工的技术水平，对洗煤技术进行升级改造，增强煤炭的转化利用率，降低煤炭在转化过程中的耗损。我国的天然气储量相对丰富，在提高煤炭利用率的基础上可推广天然气的普及和利用，以降低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绝对比例；在交通运输中应积极推广天然气等新能源对石油的替代。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石油的进口依赖性强，应抓住“丝绸之路”重建契机，积极拓展石油能源的进口渠道，加大同石油资源丰富国家的能源贸易往来，注重技术研发投入，大力引进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解决我国能源利用的技术难题，提高能源利用率。同时积极开发太阳能、风能、生物能源等清洁能源，优化我国能源结构。

第三，调整产业结构，拓展雾霾治理与发展经济相协调的产业化运作思路。优化产业结构是有效解决雾霾问题的重要手段，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可以大幅度地减少细微颗粒物、二氧化硫以及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在雾霾治理的同时优化我国产业结构。一是应取缔不符合生态学原理的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率产业，淘汰落后产能，减少产业在运行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改善空气质量，进而实现雾霾治理目标。二是调整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结构比例，通过政策、税收手段加大对环保产业的投入力度与支持力度，促进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三是加大对产业的技术投入力度，完成创新技术对传统高耗能产业的技术改造，促进清洁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四是加快产业转型。产业的生态化转型已经是世界产业发展的趋势，从国外治理雾霾的经验看，雾霾的治理最终要靠产业转型实现，应大力发展现代服务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低碳产业。五是围绕雾霾治理构筑特殊产业链，将环境问题纳入整个产业链中，通过产业链的方式解决产业内上下游企业的环境污染问题，提高产业链的环保优势，进而提升整个产业链的竞争优势。

第四，引入市场化运作机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雾霾治理不仅体现为市场竞争的一种成本，也是市场竞争的一种优势，因此可以将雾霾治理纳入市场竞争范畴，通过竞争方式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比如对煤炭定价机制进行改革等。治理雾霾必定要涉及煤炭开采技术与利用技术的改造与升级，可以引入市场机制，以市场需求为信号确定煤炭价格，有效地激励煤炭行业积极进行技术创新，提高现有的煤炭利用效率和转化率。此外，也可以将市场机制和排污权结合起来建立排污权交易平台和相关的配套制度，通过建立排污权交易平台，将雾霾治理转化为一种市场竞争优势。一旦引入市场机制即意味着企业成为雾霾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主体，从而可以让企业在这个交易平台中自觉地维持雾霾治理和发展经济之间的平衡。与此同时，政府应通过设立环境准入标准，将空气质量等环保标准纳入产业发展战略，保障企业的环保投入能够得到回报，激励企业进行环保投资。

第五，合理引导国民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不合理给空气质量带来的压力已是众所周知。鉴于机动车和住房建设已经成为对雾霾贡献最大的两个因素，政府应引导国民选择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大力提倡低碳出行、低碳生活，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铺张浪费。同时加大对环境保护的宣传，提高居民的环保意识。雾霾治理只靠政府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需要积极发动群众参与。此外，政府应结合智慧城市建设，转变其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向企业和民众提供更高质量和更高效率的服务，改善行政部门工作作风，简化办事程序、流程，完善城市功能，缓解城市交通压力，进而缓解雾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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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