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布拉?达嘎宰耶夫

马永俊（回族）

一

在比什凯克市，阿布拉·达嘎宰耶夫小儿子迪尼克的婚礼上，在鲜花盛开的宅院的两层楼房里、院子里，挤满了参加婚礼的客人。人们无拘无束，有说有笑。中年女宾们按捺不住自己，收起往日的羞怯、腼腆，个个喜形于色，毫无拘束，毫无顾忌，大大方方，像过节一样，手里拿着五颜六色的手帕、头巾，围成一圈，随着舒缓的俄罗斯乐曲，跳起俄罗斯舞。跳完后，缓缓退场。突然，响起了激扬、欢快的乌兹别克乐曲。刚刚还在一旁观看的一拨爷爷奶奶们，立刻投入到舞池中。随着明显加快的节奏，跳起了中亚婚礼上盛行的热烈、自由、奔放的乌兹别克舞。忽然，又变换成节奏更快的高加索舞曲。那些在旁等候多时的少男少女们，等不得前一拨退场，像旋风一样一下钻进舞场，跳起了更为激动、疯狂的高加索舞，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每个人都是舞蹈家、艺术家。挤在一起的女哈吉们，头、脖子上围缠着白色长巾，不露声色地欣赏着跳舞的女士们，眼睛里闪烁着难以觉察的喜悦、惊喜……

在跳舞的人群里，一个舞姿别致、长相别样的女子引起了我的注意。她穿一袭黑袍，后脑勺上松散地扎着绿色头巾，头巾下面飘逸着一卷金色秀发。跳俄罗斯舞时，她右手三指尖捏着红手帕，在舞者中间缓慢地有节奏地跳。跳高加索舞时，突然换了个人似的，加快了步伐，跳踢踏舞那样，双脚做着各种各样激烈、高难度的踢踏动作，浑身抖动不停，不时挥舞双臂，边旋转边前进。大家稍稍让出了一块地方，她愈加自信，舞姿更加舒展、大方、熟练、专业。她秀气的脸上镶嵌着一对浓眉大眼，挺直、翘起的鼻梁显得与众不同。在院子内外吊挂的鲜艳大红灯笼下，在鲜花和人群包围下，更显得格外出众。

我情不自禁地问尔力哥：“这不是咱们老回回吧？”

“不是，卡夫卡兹人（高加索人），我们巴家（连襟）的大儿媳妇儿……”尔力哥指着一个脸色红润、铁青胡子的三十多岁的人说。铁青胡子的人叫努尔穆罕默德。

半个月前，尔力哥小舅子出嫁女儿时，我们去得早，就搬了条长木头凳子坐在大门外的马路旁聊天。没多久，就看见一辆老式伏尔加车，沿着石子路狂奔而来，老远就能听到汽车马达声、碎石声。车疾驰过后，扬起七八米高尘土。尘土飘落着，缓缓落在两旁的庭院里。在比什凯克市，很少见老式伏尔加车，满街是德国二手奔驰车、宝马车，日本丰田、本田、雷克斯车。虽系二手车，但车况极好，外表看起来崭新，价格便宜，所以，努尔穆罕默德开老式伏尔加车，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努尔穆罕默德个子高大，身体结实，胡子刮得铁青，浓眉大眼，皮肤白里透红，只是眼睛是蓝色，猛然看上去像乌兹别克人。他比同龄人说更流利、更标准的东干语。比什凯克、阿拉木图市被同化了的、用俄语思维的回族年轻人，听见东干语茫然不知所措。托克马克市回族少男少女们听见东干语，也是爱理不理。努尔穆罕默德的东干话很纯正。这有几种情况，一是父母在家鼓励、提倡说母语；二是爷爷奶奶辈来自中国，不谙俄语，不得不说东干语；三是有些和中国人做生意，有些给中国人打工，有些去过中国，慢慢学会了。

今天是努尔穆罕默德同父异母的弟弟迪尼克的婚礼。迪尼克妻子也是回族人，受过良好教育，曾祖是百年前修建了哈尔湖回回清真寺的马哈志。努尔穆罕默德作为哥哥，一直忙前忙后，尽责尽力。听说他在高加索人居住区买了十五公顷地，种植了十二公顷西瓜和三公顷玉米。他一再邀请我们去吃西瓜。我们一直应承着，可一直没顾得上去。

尔力哥和阿布拉是连襟，一直忙于准备婚礼，几次推迟了去吃西瓜的时间。婚礼前几天，尔力哥开车去托克马克郊区的楚河旁，将一头将近三百公斤重的黄牛宰倒。在众人帮助下，剥了牛皮，分解了肉、骨，剔出瘦肉，再将杂碎等下水在楚河清洗干净，和新鲜肉一起装车里，拉回比什凯克家。

杂碎是婚宴上必不可少的美味。不管做什么菜都得用它。无杂碎不成席，无杂碎不成宴。陕西回族人不管是否富裕，都用杂碎做碗儿菜，每位客人都可分享到热气腾腾的杂碎菜汤，不限量，放开吃。以前，参加陕西回族人婚宴的客人，自己动手，从敞开的大锅里舀上碗儿菜，随便找个地方坐下，自顾自地享用。新鲜牛肉则全部剁成块儿，分成份儿，和大米一起做成抓饭。新娘娶来之后，再揭开抓饭锅，与宾客们一起分享。

阿布拉·达嘎宰耶夫不是陕西回族人，得按自己方式做宴席。他亲戚多，婚礼前五六天，就有七大姑八大姨等几十号人，聚集在他家前后两院，忙前忙后，平整菜地，割杂草，撤秧架，搭锅盘灶，买柴火、煤炭等；吊灯笼，挂红布，张贴用老回回话写的“恭喜结婚，欢迎到来”等喜字。女人们心灵手巧，拿手好戏是做样式不同、美味可口的各式各样糖馍馍（点心），其酥软，其焦脆，其新鲜，其样子之可爱，宛如注入灵魂的活物，栩栩如生，非其他食物所能比。还有更不怕麻烦的，耗费几天时间，做只有核桃大小的花卷馍馍，其小巧，其娇嫩，其可爱，非语言所能形容！

将牛肉切块、切片，用绞肉机碎成肉末儿，是男人们的事。男人们勒着围裙，挽袖子，围着大案板开着玩笑，说着怪话，将肉末儿抓起，仔细捏成肉丸，一个个地堆积起来，再涂抹成五颜六色的颜色，案板上就布满了花花绿绿的肉团。谁家只要捏肉丸，肯定要做九碗三行子，用这特殊菜肴招待客人。九碗三行子做起来挺麻烦。肉丸需先油煎，盛装进凉粉铺底的碗里，放进特制机器蒸笼加热……

阿布拉一再致歉说耽误了我们吃西瓜。他头上戴着乌兹别克式绿白相间的硬壳花帽，花白的山羊胡直达胸间，笔挺的青灰色西服、西裤格外抢眼，脚上踏着油光铮亮的皮鞋，在人声鼎沸、乐鼓喧嚣中，依然能听出皮鞋发出有节奏的咯吱咯吱的声响。他就喜欢这个声音。

阿布拉虽然谈不上富甲一方，但事业有成，吃喝不愁，出手阔绰，除了现在使用的两座大院外，在市内坐拥数套住宅，在旅游胜地伊塞克湖，也有高档别墅。婚礼十分排场，客人请了将近一百桌，还请来响琴队（乐队）助兴，客人坐满了宽敞、舒适的大院里，两辆崭新的日本越野车整齐地摆放在大门外的人行道上。

迪尼克读完八年级后，被送往陕西西安留学三年，又到巴基斯坦学习三年。现在，他和巴基斯坦人合伙从日本贩卖二手车，生意颇为兴隆。

婚礼前几天，我们就尝到块头奇大，又红又甜，重量在十七公斤左右的西瓜。这是阿布拉大儿子努尔穆罕默德栽种的西瓜。我喜欢吃瓜，对这里的西瓜和与西瓜有关的事情，也格外留意。努尔穆罕默德耕种的瓜地，是他私有财产，是他花钱从车臣人手里买下来的。车臣人变卖了所有房屋、家产、土地，回俄联邦车臣共和国了。

二

1958年，十三岁的阿布拉随父母从新疆伊犁移民苏联。他一直自称“我们中国人”。我问他：“愿意回中国吗？”他思索了一阵说：“不回去了，我们是流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虽然没有在中国、苏联接受任何正规教育，阿布拉却是个语言天才。他会说俄语、塔塔尔语、维吾尔语、乌兹别克语、吉尔吉斯语。除俄语外，这些语言虽同属突厥语，却存在着一些差异，有些词汇不一样；再加上苏联时期有意夸大差异，以显示属于不同民族，所以要把这些语言说得惟妙惟肖，十分困难，绝非易事，这就像我们中国人，不但要流利地讲普通话，还要熟练掌握上海方言、苏州方言、陕西方言、闽南话、粤语！

阿布拉官名李忠，回族经名叫阿布拉。1958年到苏联后，登记姓名时他不懂俄语。问他叫什么名字，阿布拉，父亲叫什么，达伍德，爷爷叫什么，不知道，但记得爷爷外号“大个子”。最后，李忠奇迹般地转换成了：阿布拉·达伍多维奇·达嘎宰耶夫，“大个子”变成了姓“达嘎宰耶夫”！

阿布拉年轻时炒得一手好菜，得过集体农庄许多奖赏，大名上过红榜，上过俄语、维吾尔语报纸。他厨艺精湛，大受欢迎，原因是：他拒绝死肉、猪肉。他有特别的本领，凭肉眼能看出是死肉还是按穆斯林方式屠宰的“哈俩里”（合法）肉。当大厨时，他完全可以把摔死的、车碰死的牛羊，低价收下，按正常屠宰的高价卖给单位。他没这么做，不为利益诱惑，立场坚定，不卑不亢。对香肠的态度也是拒绝，谁劝也没用。

苏联时期的官方眼里，没有什么清真的概念。肉店里，牛肉、羊肉、猪肉一起出售。卖肉的拿着一把刀，使着一杆秤。要牛肉，割牛肉给你，要猪肉剁猪肉给你。教门稍好的人，绝对不买肉店里的肉，而是到乡下，几个亲朋好友偷偷摸摸搭伙买一头牛宰了，私下悄悄把肉分掉。所以，阿布拉不要死肉、猪肉已经很了不起了。

阿布拉现退休在家，一个月领取相当于人民币五百多（四千多索姆）的退休金。集体农庄农民，国营工厂工人，国家公务员，城市、农村教职人员，一视同仁，任何公民只要干满二十五年，就可以在六十三岁时领取退休金。苏联解体后，该规定原封不动地被继承下来。他一再说，不需要这些退休金。他有钱，不缺钱。

苏联时期，阿布拉凭借高超厨艺挣了很多钱。吉尔吉斯人举办婚宴、孙奈提（割礼），都请他去做抓饭、白西巴尔马克（吉尔吉斯族面食）；回族人的宴席、婚礼，请他去做碗儿菜、粉汤、九碗三行子……总之，他很吃香，挣了很多钱。后来，一夜之间，卢布成了废纸。人们把成捆成捆的卢布扔进了伊塞克湖（他夸张的语言）。很多人辛苦积攒了一辈子的财富，眨眼间化为灰烬。他从富人瞬息间成了一文不名的穷人，就像刚刚从伊犁移民到苏联时一样，一无所有。好在他厨艺高超，人勤快，有头脑，经过短暂踌躇、犹豫、彷徨，东山再起，又干起老本行。在比什凯克最大的市场“朵儿朵依”巴扎，开了家最大的穆斯林餐厅，用辛劳、眼泪、汗水，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次辉煌，积累了相当的财富。

中亚族间通婚很普遍，我见过妻子是乌兹别克人，丈夫是俄罗斯人；丈夫是塔吉克人，妻子是俄罗斯人；丈夫是吉尔吉斯人，妻子是俄罗斯人的。塔塔尔人和俄罗斯人通婚的更多，分不清夫妇俩谁是塔塔尔人，谁是俄罗斯人。通婚的结果是：都成了不折不扣的俄罗斯人。回族人很少和俄罗斯人通婚，比例最低。

我和阿布拉·达嘎宰耶夫很熟悉，我们经常一起活动。2014年夏天，我们在伊塞克湖旁他的别墅里，度过了愉快的一个星期。我们买来野外放养的吉尔吉斯绵羊，阿布拉亲自宰杀、剥皮，非常熟练地，像庖丁解牛似的分解了肉和骨头。他像熟悉自己眼睛一样，知道羊身上的每个关节和部位。把煮熟的羊肉，按照吉尔吉斯人的讲究，按客人的尊贵大小分给客人。

他把羊肉与洋葱、辣椒粉、花椒、西红柿、咸盐等搅拌在一起，调和、调制做成羊肉串的肉馅儿。这样烧烤出来的羊肉串美味可口，无与伦比。

三

婚礼完美无缺，非常成功。客人们有来自比什凯克市本地的、外地的；有来自阿布拉·达嘎宰耶夫家乡哈尔湖的，有来自托克马克市的，有来自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江布尔州的，也有来自英雄白彦虎家乡营盘、新渠乡的……阿布拉倍感满意，喜上眉梢，一再向宾客们致敬道谢。

婚礼第二天，吃过睁眼包子后，努尔穆罕默德夫妇开着有六十年历史的老古董伏尔加车，拉我们到高加索人居住区他岳父家。他岳父穆罕默德·塔西尔是他的邻居。邻居本来是高加索里子根人，已移民俄联邦，房子卖给了他。

穆罕默德·塔西尔，五十六七岁，红光满面，确切地说是油光满面，两眼炯炯有神，闪烁着高加索人特有的狡黠和聪慧。脸上几乎没有皱纹，半秃的头顶油光可鉴，浓密的小黑胡子像原车臣总统杜达耶夫。说话时偶尔眨一下右眼皮，做个古怪相。俄语说得很急促、嘈杂，含糊不清，好像不吃掉一些俄语就不会说话。他和妻子、儿女、女婿努尔穆罕默德说俄语。

中亚独立后，依然有很多非俄罗斯家庭视俄语为母语，尤其是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都使用俄语，家里也用俄语交流。这是迫不得已之举。中亚经俄罗斯一百多年统治，到处是俄罗斯印记。中亚对俄国依赖相当严重。很多吉尔吉斯人在本国找不到合适工作，就去俄联邦，那里就业机会多，工资高，移民也不困难。俄联邦不拒绝任何苏联加盟共和国公民。

穆罕默德·塔西尔以前是班车司机，干满了退休所需要的二十五年，现在有辆小班车，跑专线，一大早起来，到机场排队，把客人从玛纳斯机场拉到伊塞克湖，再把返客拉回来。早出晚归，风里来，雨里去。阿布拉说他每月挣六七万索姆（合人民币一万元左右），收入相当不错。他说挣一万五千索姆，阿布拉表示怀疑，他挤了挤右眼，无奈地说，汽车要烧油，汽油很贵，要买配件，配件也不便宜，车要修理等。

穆罕默德·塔西尔是高加索达格斯坦人，有一儿两女，儿子今年二十六岁，十八岁离开吉尔吉斯斯坦去了高加索，曾服役于俄联邦军队。过几年，他也回达格斯坦。父母亲去世，他一定要挑大梁，执掌家族事务。这是他们的传统。我开玩笑问他：“那你两个女儿怎么办？”他回答：“他们有丈夫，有孩子，自己决定吧。”

穆罕默德·塔西尔笑呵呵地指着桌上的食物说：“请吃饭，请吃饭。”拿起阿布拉面前摆放的筷子，递给亲家。

饭桌上摆的食物种类很多，有羊肉、牛肉，奶制品和各色点心，还有里子根人特有的食物，叫“hengal”（横嘎勒），类似于西北的宽面片。hengal上没蔬菜，铺满了炸熟的薄肉片。有尊贵客人，做这种饭招待。

我们进来后，先在院子里转悠了很久。在将近三亩多的院子里，种植了卷心菜、西红柿、茄子、辣子。西红柿无人采摘，熟透了就坠落到地上；茄子都烂在地里，辣子也是自生自灭，而我们的饭桌上居然没有一样蔬菜。

我忍不住对穆罕默德·塔西尔说：“院子里有那么多蔬菜，为什么不吃，不炒几个菜端上来呢？里子根人种菜纯粹就是为了不让地闲着吗？难道不是为了吃吗？”回答是：他们不喜欢蔬菜，也不习惯吃蔬菜，也没想过用蔬菜招待客人。里子根人不用蔬菜招待客人。

努尔穆罕默德改用回族话说：“我会炒菜，会做饭，本来可以炒几个菜。他们不愿意我一个大男人下厨房，会责骂自己女儿。里子根男人绝对不下厨，不做饭。”

自从进了这个院子，努尔穆罕默德的妻子就没闲过。她领着我们看菜园，摘葡萄、苹果，非常殷勤。在厨房里，帮母亲干这干那，来回奔忙，脚步没停过，倒茶，端点心，动作麻利。丰盛的饮食上桌之前，她先将筷子拿上来，在每人面前小心翼翼地摆放一双。筷子质量相当不错，不是粗制滥造的一次性筷子。她好像有意地模仿回族儿媳妇的样子做事，尽可能地显示她是个勤快、贤惠、无可挑剔的好儿媳。估计这一切都是从回族婆婆那里学来的，但为什么就没学会炒菜的本领呢？

尔力哥悄悄说：“她是‘叼来的。”

“叼”就是抢婚，是吉尔吉斯人的传统习俗。以前盛行抢婚，不管女的从不从，谁抢来算谁的。如果女的不同意，男方家是软硬兼施，过不了几天，女的也就接受了现实，但大多数的“抢婚”都是男女双方情投意合的产物。

对努尔穆罕默德来说，“叼”是双方自愿的，是一种浪漫的“结婚”，根本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抢婚”。“叼”短、平、快，既省事又省力，更省钱。男方不送聘礼，女方没有嫁妆。只需待些时日，女方父母遗恨消尽，男方象征性地打发说客，做些说服工作即可风平浪静。

如果女方瞧不上男人，坚决不从，这男人一定要吃官司，一定要坐牢。原苏联政府对女人的保护不是一句空话，是实实在在的保护。若丈夫虐待、暴打妻子，要付出沉重代价，只消妻子一个电话，警察会毫不迟疑地出现在门口，把施虐者带走，监禁起来。我亲眼目睹过塔吉克男人打俄罗斯妻子，结果被警察带走，监禁了十五天。

我明白努尔穆罕默德的妻子为什么在婚礼上会有那么精彩的表现。因为“抢婚”的缘故，她失去了搭盖头、坐轿车、当新娘的机会，永远失去了。这是她一生的遗憾。

四

瓜地离努尔穆罕默德家有点远。他加大油门，在乡间的土路上毫无顾忌地开着车，左突右拐，最后在扬起的尘埃中，轰轰驶到了自己的“瓜棚”。

我才明白他开这老爷车的原因。这里也只适合破车行驶。

“瓜棚”里传来了说话声，一个中等个头俄罗斯人出现在面前。他穿迷彩服、迷彩裤，头戴着贝雷帽，脚蹬黄帆布皮靴，俨然一个战士。见了努尔穆罕默德很亲热，忙前忙后，张罗这张罗那，脸上堆满了微笑。

好奇心驱使我钻进了“瓜棚”。这是一部餐车改装的简易房，里面并排支着两张单人床，靠门右边立张桌子，“瓜棚”的前后敞开。“瓜棚”旁一米距离的地方有芦苇搭建的草棚，和“瓜棚”一样高。就因为这草棚，看瓜地的俄罗斯人维嘉，得了个外号“列宁”。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住过草棚。

维嘉四十岁左右，没家没舍，没儿没女，一无所有，彻头彻尾的无产者。他曾经有过属于自己的房子，有过妻子。房子被别人骗去了，他喝醉酒时，骗子用二百美元骗去的。骗子也许是个超级大骗子，别人的房子他怎么可能轻易得手呢？骗子把他画了押、有手印的地契都拿去了，做好了和他打官司的准备。妻子因此离他而去。俄罗斯女人很现实，她们需要有尊严的生活，不需要累赘，不需要酒鬼，更不需要既没钱又没房子的酒鬼。这就是真理。

我问维嘉的祖先来自何处，他回答说：“也许来自乌克兰，也许来自俄罗斯，不能肯定，但我是俄罗斯人。”“为什么不回自己的祖国俄罗斯？俄罗斯生活富裕，至少不挨饿，到了六十岁，农民、工人都会有退休金。为什么不去呢？”维嘉很疑惑，“俄罗斯为什么是我的祖国，我为什么必须回俄罗斯？”我解释说苏联解体后，斗转星移，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苏联生活了数百年的日耳曼人，都义无反顾、迫不及待地离开了，返回了德国。不但那些聪明、勤快、素质高的日耳曼人走光了，连假日耳曼人，甚至一句德语都不会讲的冒牌日耳曼人，都顺利移民到了德国。在柏林，我见到了来自中亚的日耳曼人。他们开商店，讲俄语，雇工也是操俄语的乌兹别克人。

我告诉维嘉“列宁”，吉尔吉斯斯坦犹太人早已走完了。苏联时期，犹太人就有组织地移民到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然后再移民去美国。有些发达了的犹太移民破天荒地又返回吉尔吉斯斯坦，带来了许多投资。

很多沙皇时代移民到中亚的俄罗斯人，也陆陆续续返回了俄联邦……

我说：“不仅俄罗斯人，许多吉尔吉斯人为了生存，为了适应新环境，把改成突厥式的名字，又恢复成俄式称呼，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限制，还是勇往直前地前往俄联邦工作、创业。”

我还说：“东干人成群结队地离开吉尔吉斯斯坦，移民到俄联邦。在俄罗斯几个地方都建立了东干村，到现在，东干人源源不断地加入移民大军，迁移到俄罗斯。你为什么还在这里当长工？人往高处走，现在是各回各的国。”

维嘉“列宁”似信非信地听着，好像根本不知道有这些事情，疑惑地望着我。

他没有忧愁，没有后顾之忧，对现状很满意。对主人，显然也很感恩，感激主人收留了他，提供了食宿，使他免于饥饿，免于风吹雨打。他很知足。现在过一天算一天，以后怎么样，没考虑过。

维嘉切开一个足有十公斤重的西瓜，将瓜瓤用刀子分割成碎小块状，每人分发一枚牙签，然后又拿来甜瓜。我们示意先不吃甜瓜。他不知所措，望着努尔穆罕默德，等待指示。努尔穆罕默德点头之后，他才小心翼翼地切开了甜瓜。不一会儿，他拿出一大塑料袋晒干了的甜瓜干儿，递给了努尔穆罕默德。他看着我们吃西瓜，好奇地盯着我的照相机。

努尔穆罕默德打发他去揪南瓜，他毫不迟疑地背着麻布袋子走了。我清晰地看见他的身影，在落日余晖中晃动。我们像脑满肠肥的土财主，尽情地咀嚼着他亲手种植的西瓜。

瓜地里还有很多西瓜，有些已腐烂，有些还在起劲地生长。我问努尔穆罕默德为什么眼瞅着让西瓜烂在地里。他的回答让我吃惊，“这些瓜已经没人要了，商贩不会再来了，已经没人感兴趣了。商贩们已经把大瓜，也就是五公斤以上的瓜都挑走了，剩下的只能烂在地里，长也是白长，自生自灭。”

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瓜田里，到处都撒满没有人要的、“不合格”的西瓜，有大有小。大的超过五公斤，丢弃实在可惜。这些西瓜真是生不逢时。

努尔穆罕默德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嘟囔着：“有啥法儿呢？小瓜没人要啊。街上卖的瓜，个头一个比一个大，其实小瓜更甜。”是的，他的话一点不假，街上、马路上、市场里的西瓜，一个比一个个儿大，一个比一个甜，随便哪一个瓜都在十公斤左右。卖瓜的会问要大瓜还是小瓜。如果要大瓜，那一定都在十五公斤以上。有一次，我特意挑了一个中等大小的瓜，结果一称，十三点二公斤！

努尔穆罕默德还说，今年种菜的收成也好，他的维吾尔族朋友种了辣椒，价格很高，每公斤卖到三十五个索姆（合人民币每公斤五元）。俄罗斯来的买主开着货车直接到地里拉，车都排成了长龙。朋友今年发了大财，收入超过了三百万索姆（合人民币四十二万）。而往年，辣子价格都在一公斤五索姆左右，无人问津。努尔穆罕默德对西瓜价格也满意。今年西瓜批发价在每公斤五索姆左右，比往年好，往年价格最多每公斤一索姆，甚至更低，零点五索姆左右，今年是个丰收年。西瓜地是沙地，水渠就在沙地旁，想用多少水就有多少水，想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要。努尔穆罕默德从不使用化肥，种出来的西瓜当然香甜可口，是绿色食品。

是的，今年是个丰收年，是个吉祥年，种菜的、种瓜的、种玉米的有望获得大丰收。

来的路上，我们每经过一家，门前堆放着牛粪。我问：“为什么不把牛粪上到瓜地里去？”努尔穆罕默德说：“成本太高，得雇车雇人拉到地里，雇谁去呢？现在没人干这活。有些人家的牛粪太多，没处安放，就拉到随便什么荒滩倒掉。”

维嘉精神抖擞地背着满满一袋南瓜回来了，绽放着笑脸，将南瓜装在主人汽车后座里。努尔穆罕默德嘀咕了几句，他立刻脱掉迷彩服，从“瓜棚”里取出一把扳手，一件旧衣服铺在车底下，平躺着，倒蹬着将头和身子伸进了车底。

努尔穆罕默德指给我看维嘉的生活用具。在“瓜棚”旁边的地上，堆积着四五摞干柴，离干柴不远，两根铁棒搭起一张简陋锅灶。锅灶上有一把破水壶，水壶上积满了尘土、污垢。锅灶旁的一张油腻不堪的塑料布下面，包裹着他的全部食品。

维嘉从车底下爬出来，对主人说一切都好了。努尔穆罕默德的车发动起来了。

我心里突然涌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联想。维嘉的祖先也许就是替沙皇打头阵的哥萨克骑兵、征服者，也许是地道的俄罗斯农民，被沙皇迁徙到中亚的马前卒——开拓者、拓荒者、占领者。孰料，百多年后，他们无用的子孙们竟然成了“多余人”，成了社会的包袱、累赘，成了不要工钱，只要有饭吃的长工。

祖祖辈辈务农的穷苦回族人李忠，经过不懈努力，成了有钱的阿布拉·达嘎宰耶夫。儿子努尔穆罕默德购置了大量田产，雇用了也许是沙皇哥萨克后裔的维嘉做长工，而且是不领工钱的长工。

维嘉是不可多得的伙计，只需要有吃、有住就很满足，没有其他任何要求。夏天，他可以帮主人种瓜、种玉米；冬天，可以帮主人遛马、养牛、喂羊、喂鸡、收拾院子，为的是得到三餐饭和栖身之地。如果主人心肠好，赏他一瓶沃特卡酒，算是恩重如山了。

维嘉能不能继续干下去，取决于主人西瓜的收成。西瓜赔了，他就得露宿街头，就得忍饥挨饿，说不定冬天会冻死。如果西瓜、玉米双丰收，他还可以继续做免费的长工，来年还能在“瓜棚”当他的“列宁”，继续干回族人所说的“干活没工钱，吃饭没（不要）饭钱”的活儿。

我总算明白了巴给·阿布顿拉耶夫的心思。2007年我去哈尔湖拜访时，他家里有个叫萨沙的俄罗斯伙计。老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我干不了哩，能干的话，也不要这些伙计……我给他给工钱的呢。”我当时很奇怪，他为什么强调这些话呢。干活挣钱（付钱）天经地义，难道还有干活不给钱的道理吗？难道还有农奴吗？今天见到维嘉，全然明白了。

巴给老人因为雇用萨沙而感到愧疚，努尔穆罕默德则没有这样的负罪感。他认为自己收留维嘉，本身就是善举，是一种慈善行为。如果他不收留维嘉，他一定流落街头，一定没有栖身之地，一定挨饿受冻，最后一定得冻死。

我理解巴给老人，也理解努尔穆罕默德，不是这些人变了，是我们生存的世界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