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得中原文献之传”考辨

蒋伟胜

(浙江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杭州 310018)



吕祖谦“得中原文献之传”考辨

蒋伟胜

(浙江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杭州 310018)

联系中原沦陷，学术南移的史实，参考“文献”概念的历史演变，在南宋时期，“中原文献之传”是指以口传议论的方式传承北宋中原学术，说某人“得中原文献之传”，是指其学有渊源，所习之业与北宋中原学术有着传承、授受关系，延续了儒学复兴以来的思想。吕祖谦“得中原文献之传”则指他以口传议论的方式继承张载、二程之学，代表了南宋时期关洛学传承的正宗。吕祖谦的家学渊源和师承关系都与关洛之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他讲授关洛之学与时代政治、学术氛围相一致。准确理解吕学与中原文献之间的关系，可以为解读吕祖谦哲学思想提供可靠的学术参照。

吕祖谦；中原文献；口传议论；关洛之学

吕祖谦(1137—1181)于南宋乾道、淳熙年间在金华创办丽泽书院讲道浙东，与湖湘张栻、福建朱熹并称东南三先生。吕祖谦只活了短暂的四十五年，但著作宏丰，学术活动活跃，对南宋道学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并滥觞了绵延数百年的浙东学派。人们讨论吕祖谦学术时都会涉及他与“中原文献”的关系问题。吕学与中原文献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既是吕祖谦、吕祖俭兄弟的自我认知，也是当时及后来学者的共识。吕学“得中原文献之传”的最早出处是吕祖谦为老师林之奇作的《祭林宗丞文》，其中讲述林之奇得吕本中学术传授渊源云：“呜呼！昔我伯祖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献之传，载而之南。裴回顾瞻，未得所付。逾岭入闽，而先生与二李伯仲实来，一见意合，遂定师生之分。于是嵩洛、关辅诸儒之源流靡不讲，庆历、元佑群叟之本末靡不咨。”[1]133

吕祖谦的伯祖吕本中躬受中原文献之传载之南来，然后传授给了林之奇和二李即李楠、李樗兄弟，后来吕祖谦从林之奇受学，言下之意又传授给了他。吕祖谦去世后，其弟吕祖俭为他作的《圹记》说得更清楚了：“公之问学术业，本于天资，习于家庭，稽诸中原文献之所传，博诸四方师友之所讲。参贯融液，无所偏滞。”[1]750明确把中原文献之传作为吕祖谦为学的特色。而这也是当时学者的共识，朱熹《祭吕伯恭著作文》中有“矧涵濡于先训，绍文献于厥家”[2]的说法，弟子巩丰则说乃师“文献绍家学，刻意稽虞唐”。[1]811后世学者对吕学与中原文献之间的关系更是不能忘怀，《宋史》本传说：“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3]12872《宋元学案·东莱学案》则曰：“先生文学术业，本于天资，习于家庭，稽诸中原文献之所传，博诸四方师友之所讲。融洽无所偏滞。”[4]

一、文献是口传议论

吕学与中原文献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是事实，但是由于世事推移，语境变化，如何理解这种关系却让学者产生了分歧。有的学者把“文献”理解为图书资料，认为吕祖谦“得中原文献之传”就是从吕本中那里继承了一批图书，[5]甚至推测吕学在当时学术地位高于朱熹、陆九渊二家之学的原因，正在于这批人无我有的图书。[1]6如果把文献理解为图书资料“载而之南”，然后“逾岭入闽，而先生与二李伯仲实来，一见意合，遂定师生之分。”是不是意味着这些资料接着被吕本中运到福建交给了林之奇等人，以后吕祖谦又入闽把它们搬回金华？那学术传承岂不成了搬书活动！而且，据黄榦作的《朱子行状》说，朱熹父亲朱松也“得中原文献之传”，[6]如果文献指图籍的话，朱子家藏应该不输吕祖谦，他没有必要因为文献不足而自居于吕祖谦之下。

有的学者则把吕祖谦“得中原文献之传”理解为“以广大为心、以践履为实”的精神传承。[7]“以广大为心”，打破门户之见，与当时学者广泛接触，接受嵩洛关辅、庆历元祐群叟的影响，这不能算吕学专利。道学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道学指宋代新儒家运动中所有探索儒家精神的求道之学，狭义的道学概念则指认同程颐、朱熹一系学者对儒家之道所做理解的儒学。北宋的庆历、元祐和南宋乾道、淳熙这两个时期各有一大批学者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学者之间广泛交流，彼此影响，共同探讨儒家之道的精神实质，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伊洛渊源录》《宋史·道学传》是在狭义的意义上理解道学概念，但在追溯道学历史的时候还是提到了周敦颐、张载、邵雍和二程兄弟等北宋五子，指出道学渊源的多样性。至于五子与其他学者之间彼此交流、相互影响就更加复杂了。吕学作为广义道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与学者求同存异中共同探讨儒家之道，与其他学派相比没有特别之处。而“以践履为实”的实践性质则是儒学乃至中国哲学的共同属性，非特吕学为然。中国哲学儒释道三家都以理想的生命境界作为自己学术的终极目的，儒家要求即凡成圣，佛家追求涅槃成佛，道家向往羽化成仙。他们构筑的宇宙论、本体论都必须在工夫实践中得到落实与证成，没有实践价值的纯粹形上学理论则毫无意义。吕祖谦重视作圣工夫，突出工夫践履在为学中的地位，是中国哲学实践性质的体现，而不是吕学独有的特色。

联系两宋之际中原沦陷、学术南移的历史，参考“文献”概念的历史演变，在南宋时期，说某人“得中原文献之传”应该是指其人学有渊源，所习之业与北宋中原学术之间存在着授受、传承关系，其学问是对宋初儒学复兴以来尤其是北宋庆历、元祐之际学者思想的延续。

文献包括典籍和贤者两项，略晚于朱熹、吕祖谦的宋元时期学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序》中对此做了界定：“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凡一话一言，以订正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8]他以经史、百家传记、历代会要等书本记载为文，以奏议、评论、燕谈、记录等口传议论为献。稽诸典籍，文献一词出自《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十三经《论语注疏》何晏注云：“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刑昺疏曰：“献，贤也。孔子言，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9]注和疏都只解释“献”而不及“文”，表明古人在使用文献一词时更注重口传议论的含义，而不是在书本记载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宋明时期习惯于为学者编辑整理语录，后学通过语录去理解先贤思想，正反映了他们所理解的“文献”是口传议论的燕谈、评论。

把“中原文献”还原到当时人们使用这一概念的语境中去，则更可以确定其含义为口传议论。《宋史·陈傅良传》道及陈傅良与吕祖谦、张栻的友谊时说：“及入太学，与广汉张栻、东莱吕祖谦友善。祖谦为言本朝文献相承条序，而主敬集义之功得于栻为多。”[3]12886“本朝文献”也就是北宋开国以来的中原文献是吕祖谦向陈傅良以口述的形式言说的。《宋元学案·范许诸儒学案》中说许忻“得中原之文献，别为一家”。[10]754许忻因为在绍兴年间上书秦桧反对议和而被贬官，谪居临川，“闭门少所宾接，见复斋(陆九龄)与语，凡治体之升降，旧章之损益，前辈闻人之律度轨辙，皆亹亹言之。可以见所得中原文献之传矣。”[10]763许忻所得中原文献之传是在与陆九龄“亹亹言之”的口头讲述中体现出来的。

二、中原文献指关洛之学

古人为学之所以重视口传议论，是因为传统经典文本的理解与阐发，需要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授受，以保证学术传承的纯正性。从解释学上说，经典文本具有开放的属性，有着广阔的解释空间，学者运用不同的诠释方法，可以对文本作出多样的理解。经学史上，由于师法、家法的不同，经典解读表现得千姿百态。宋学兴起，开创以己意解经的新时代，使经典意义的呈现更加丰富多样。如南宋乾道年间，流行的《中庸》论述就达十种之多，朱子友人石子重曾把北宋周、张、二程及程门弟子吕大临、游酢、杨时、侯仲良、谢良佐与尹焞等共十家有关《中庸》的论述编辑成《中庸集解》两卷供学者参考。虽然都是关洛学者，但在许多问题的理解上，观点仍有分歧，并导致学术异趣。经典解读的混乱现象，使得人们迫切需要一种能够准确体现先贤思想的学术标准。吕祖谦“得中原文献之传”的事情之所以被人反复提起，就在于他的学术渊源有自，传承有序，所听闻的经典解读代表了关学和洛学在南宋时期传承的正宗。

吕祖谦学问广博，乾淳之际的各派学术都可以在他的思想中找到痕迹，谈天理似朱子，说本心像象山，不废事功如陈亮、叶适，还倡言辞章，有如眉山之文，甚至还钻研佛老异端之学。但他学宗关洛却是没有疑议的，《宋史》本传说：“祖谦学以关洛为宗，而旁稽载籍，不见涯涘。”[3]12874这种结论是有根据的，根据首先出自吕祖谦自己的叙述，他应朱子之请作《白鹿洞书院记》云：

河南程氏、横渠张氏，相与倡明正学，然后三代、孔、孟之教始终条理，于是乎可考。熙宁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学制，教养考察，宾兴之法，纲条甚悉。不幸王氏之学方兴，其议遂格，有志之士未尝不叹息于斯焉。建炎再造，典刑文宪浸还旧观，关、洛绪言稍出于毁弃剪灭之余。晚进小生骤闻其语，不知亲师取友以讲求用力之实，躐等陵节，忽近慕远，未能窥程、张之门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贤圣之病。如是洞之所传习，道之者或鲜矣。[1]100

吕祖谦对二程、张载可谓推崇备至，文中反复提到程张之学，将二程洛学、张载关学的出现视为学术史上划时代的变革，三代、孔孟以来的儒家义理与历史因为程张学的出现而清晰起来。复建白鹿洞书院的意义也在于通过讲授程张之学，廓清王学之乱，为晚进后生指点为学用力的方向次第。

同样的意思，也体现在吕祖谦为薛季宣作的墓志中：

自周季绝学，古先制作之原晦而不章。若董仲舒名由，诸葛亮治军，王通河、汾之讲论，千有余年，端倪盖时一见也。国朝程颢氏、程颐氏、张载氏相与发挥之，于是本原精粗统纪大备。[1]165-166

孔孟之后圣学断绝，千有余年时或一见，但二程、张载出现后，情况就不一样了，经过他们的阐述发挥，儒家学说形成了“本原精粗统纪大备”的格局，面貌一新。正因为吕祖谦如此推崇张载、二程之学，所以他才会在乾道初年与朱子反复讨论编撰《程氏遗书》《程氏外书》的问题，又在乾道九年亲自收集资料刊刻《横渠集》，积极推动关洛学的传播与流行。

不仅如此，吕祖谦还经常关照学者要多留意张载、二程及其后学的著作，嘱咐他们阅读关洛之学的书籍应该成为每天的必修课，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

所当朝夕从事者：程氏《易传》、范氏《唐鉴》与夫谢氏《论语》、胡氏《春秋》之类。则随其观者，分量浅深，要皆与有益而无它敝也。它惟力学自爱。[1]498

谢良佐是程门高第，胡安国私淑洛学而有大成，范祖禹虽是司马光弟子，但亦尝受学于程颐，还是吕公著的女婿，是与吕学有着特殊渊源的洛学学者。吕祖谦给友人开的这份书单，《程氏易传》《唐鉴》、谢氏《论语解》《春秋胡氏传》，完全是以洛学为主。

吕祖谦去世后，学者祭文也指出吕学与关洛学的传承关系。弟子邵朴云：“千载而下，圣道晦蚀，借玉匙而启玄钥；德人孔嘉，发其源于伊洛，……故公之学，以正心诚意为根本，陋计功谋利之习，而泊然无欲。”[1]804门人李知微云：“士陋于学，淳全莫窥。返关固拒，周以棘茨。先生辟之，四达其户。并指多歧，独表正路。伊洛之滋，我涤其源。”[1]805-806都明确指出吕祖谦传承的是关洛之学。开禧三年(1207)，吕祖谦去世二十七年后，婺州士大夫和吕学弟子在官府帮助下集资将吕氏旧居改作祠堂以为纪念场所，作《祠堂奉安诸生祭文》云：“昔者先生，讲道双溪，涵泳洙泗，溯沿洛伊。多士诚服，群贤就正。”[1]824吕学以关洛为宗是吕氏门墙内师弟子间在学术认同上的共识，他们都自觉地意识到自己传承的是关洛学的正宗，“伊洛之滋，我涤其源”，其学术在当时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产生了“多士诚服，群贤就正”的效果。

这种认同也为其他学者所熟知。与吕祖谦关系在师友之间的叶适说：“二千年间，萌蘖泛滥，若存若亡，而大义之难明如此！则其博探详考，知本统所由，而后能标颜、曾、孟子为之传，揭《大学》《中庸》为之教，语学者必曰：‘不如是，不足达孔子之道也。’然后序次不差而道德几尽信矣，非程张暨朱吕数君子之力与！”[11]167在叶适看来，朱吕二人是程张之学的继承人，他们上接曾子、孟子，阐发《大学》《中庸》义理，主讲道德性命之说。而他自己则对儒家之道有不同于关洛学的理解，这也是他在吕祖谦去世后不愿意做吕学继承人的原因。*叶适晚年评论吕祖谦主编的《皇朝文鉴》时曾提到：“吕氏既葬明招山，亮与潘景愈使余嗣其学；余顾从游晚，吕氏俊贤众，辞不敢当。”(参见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56页。)吕祖谦去世后，陈亮与潘景愈要求叶适承嗣吕祖谦之学，叶适说“辞不敢当”，不是出于自谦，而是由于自负。他对程张、朱吕之学的性命义理之说深不以为然，认为心性之说源于佛老异端，不是儒家的问题意识。儒家之道的精神价值体现在学习儒家经典、实践经济事功的“习学”工夫实践之中，而不是心性本体的形上层面。吕祖谦的文友辛弃疾则说：“厥今上承伊洛，远诉洙泗。曰朱、张、东莱，屹鼎立于一世，学者有宗，圣传不坠。”[1]763也把朱熹、吕祖谦、张栻三人一起作为洛学传人看待。朱、张二人的伊洛渊源是学界共识，因此，吕祖谦作为洛学传人的地位也不会出差池。

三、家学、师承和时代背景都是关洛学

追溯家学渊源和师承关系，吕祖谦为学以关洛为宗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吕祖谦出身于极为显赫的官宦世家、文献巨族，自宋初以来，这个家族中达官显宦和饱学硕儒就代不乏人。他的八世从伯祖吕蒙正，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进士第一名，历太宗、真宗两朝，三居相位，为有宋一代名相。八世祖吕蒙亨，太宗雍熙二年进士。七世祖吕夷简进士及第，历真宗、仁宗两朝，三度为相。博通经史，善于诗文，著有《文集》二十卷传世。六世祖吕公著，登进士第，与司马光同为哲宗相辅，司马光卒，独当国政，加司空，平章军国重事。吕公著长期从政，但一生不废讲学，门生众多，是吕氏家学的实际开创者，著有《正献公集》二十卷。高祖吕希哲，哲宗元祐中为崇政殿说书，与弟希绩、希纯，少时皆遍历名师，学问广博，著有《吕氏杂记》二卷，率多名言。曾祖吕好问在南宋高宗朝任尚书右丞，封东莱郡侯，平生于经籍之外，没有其他嗜好，与弟切问、和问都是兼通诸家之说，以穷经讲学为业。吕好问同杨时齐名，时人有“北有吕舜徒，南有杨中立”之誉。伯祖吕本中，赐进士出身，任中书舍人兼权直学院士，学问以穷理尽性为本，有诗二十卷，《春秋解》一十卷，《童蒙训》三卷、《师友渊源录》五卷行于世。吕本中一生讲学，门人众多，为南渡后中原学术尤其是洛学在南方传播起过重要作用。祖父吕硼中，官至右朝请郎，悉得家学之传。父吕大器，累官尚书仓部郎，与弟大伦、大猷、大同，共筑豹隐堂以讲学。

吕氏家族泰而不骄，富而好礼，有恭、俭、良、让的美德，学问世代相传，在长期的积累中形成了以不名一师、不私一说，经史并重、重视文献传承为特色的吕氏家学。以他们家族成员为骨干的学术团体是宋代一大文化景观，一门六世登《宋元学案》的学者达二十二人。[12]考察吕氏家族历代人物的师承渊源，无不是转益多师，以兼收并蓄的姿态对待各种学术思想，其中有着非常清楚的关洛学线索。

吕希哲曾获二程、张载亲炙，一生讲学不辍，所讲之学就是以洛学为宗。吕好问从学于李潜、田述古、田腴诸先生，田述古尝从二程游，田腴则从张载学，所以吕好问可谓关洛再传弟子。吕本中少从游酢、杨时、尹焞游，“三家或有疑异，未尝苟同。”[3]11635程门四大高第他见了三个，洛学对他的影响可想而知。又尝造王苹之门请益，王苹也是程门弟子。吕硼中尝从游于尹焞之门，也是洛学再传。吕氏家学中有着很深的关洛学印记。

吕祖谦是吕氏家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吕门学风的典型代表，师承也很复杂。现有资料可以佐证的老师有五人，即刘勉之、林之奇、胡宪、汪应辰和张九成，他们都有关洛学背景。

刘勉之的经学和理学上承二程，又有取于张载，还辗转问学于谯定、刘安世、杨时。他的象数《易》学远承郭载，近本谯定和朱震。而谯定是程颐的入室弟子，杨时则是程颢的高足。因此，刘勉之可谓二程再传。他醉心洛学，年轻时在太学，蔡京等人搞元祐书制之禁，“先生心知其非。阴访伊洛程氏之书，藏于箧底，深夜下帷燃膏，潜抄而默诵之。”[10]701胡宪是程门私淑弟子胡安国的从子，长期从学于胡安国，会悟程氏之说，也尝受《易》学于谯定，年轻时在太学与刘勉之阴讲窃诵伊洛之学，同时又通过张载的高第吕大临和湖湘学把握张载的理学思想，注重发挥《论语》“一以贯之”章与张子《西铭》在理一分殊意义上的相通，这种观点不能不影响吕祖谦。林之奇接过吕本中的中原文献之传，坚守洛学立场，曾公开批评朝廷参用王安石三经义说，以为邪说异端，不可训。他是吕祖谦得中原文献之传学接关洛的重要环节。张九成虽然是径山大慧宗杲禅师的世俗弟子，禅学思想浓厚，但年轻时游学京都师事杨时在先，洛学渊源毋庸置疑。汪应辰先后从学于胡安国、吕本中之门，胡、吕皆勉以之正学，少年得志，十八岁状元及第，又闻张九成讲学之名，往从之，也属洛学三传。因此，从师承渊源上说，吕祖谦得中原关洛之传，是没有问题的。

吕祖谦学宗关洛，主讲性命义理之说，是可以与时代学术背景相呼应的。

宋室南渡后，朝野上下在慨叹痛失中原之余，也在检讨酿成惨祸的原因。官僚阶层认为熙宁变法破坏了祖制，士大夫阶层将之归为王安石新学内圣未就而遽求外王，都将矛头指向王安石的理论和政治实践。在此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然后对熙宁变法和王安石新学展开了批判性反思。通过对王学的批评，宋学由北宋时积极追求外王事业演变为南宋时期认真开展道德性命的内圣建构。而从一开始就比较注重儒学内圣层面探索的二程洛学也由北宋时期的一个小学派，在绍兴至淳熙年间迅速蔚为大宗。程门高第杨时“力行二程之道，黜王氏邪说，节高而安，行峻而和，学者所师，当世所尊，可谓贤矣。”[11]160程门私淑胡安国的《春秋传》尽管被认为“于经义不尽相符”，但因为其书在经典诠释中能“多借以托讽时事”，以学术的方式与对王安石的政治批判相呼应，在当时获得了很高的地位，“胡文定公安国承伊洛之余，推明师道，劝讲经筵，然后其学复传，学者以为标准。”[13]道南学和湖湘学顺应时势需要，在批判王学、宣扬洛学中获得了学术定位，提高了自身影响力。此后，更多的学者加入了复振洛学阐扬性命之说的行列之中，叶适晚年回忆：“每念绍兴末，淳熙终，若汪圣锡、芮国瑞、王龟龄、张钦夫、朱元晦、郑景望、薛士隆、吕伯恭及刘宾之、复之兄弟十余公，位虽屈，其道伸矣；身虽没，其言立矣。好恶同，出处偕，进退用舍，必能一其志者也。”[11]306这份道学名单中不仅有吕祖谦本人，还有他的老师汪应辰，岳父芮烨的弟弟芮辉，密友张栻、朱熹、薛季宣、郑伯熊等人。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身兼世家子弟和道学领袖双重身份的吕祖谦在学术上的选择空间是非常有限的。作为世家子弟他要考虑家族历史的传承，作为道学领袖，他背负着天下士子“振道学、复君德”甚至“得君行道”的厚望，这就要求他在学术上与主流观点相一致，以期得到当政者的赏识，为实现道学理想做铺垫。因此，他讲论的学问只能是以性命义理的内圣建构为主要内容的关洛之学。

“得中原文献之传”是吕祖谦学术的一大特色，准确理解这一问题可以为解读吕祖谦的思想提供一个可靠的参考视角。吕祖谦学术兴趣广泛，经史子集无所不窥，著作多样，留下了近千万字的学术资料，还有参与编撰《近思录》、召集鹅湖之会等重要的学术活动，在宋明理学版图上占有醒目的位置。但也因为学术多方，内容丰富，给人们理解他的思想造成了困难。当前学界对吕祖谦学术定位的意见分歧很大，有人认为是理学，有人认为是心学，有人认为是历史哲学，还有人干脆认为他就是一位文史学者，没有自己的哲学思想。确定吕祖谦所得中原文献之传的意义为以口传议论的方式传承关洛学，以张载、二程之学为视角去理解吕学，则可以将吕祖谦定位为注重工夫实践的理学家，其学术既不同于朱陆之学，更非一般的文史学者所能比拟。

[1]吕祖谦.吕祖谦全集：第一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2]朱熹.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081.

[3]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五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7.

[5]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16-17.

[6]朱熹.朱子全书：第二十七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59.

[7]杜海军.吕祖谦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2007:3-17.

[8]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2.

[9]何晏，邢昺.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3-34.

[10]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四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11]叶适.叶适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1.

[12]罗莹.宋代东莱吕氏家族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9.

[13]陈傅良.春秋后传[M].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责任编辑陶舒亚)

How to Understand Master Lv Zuqian’s Inheritance of Central Plains’ Literature

JIANG Wei-sheng

(InstituteofMarxism,ZhejiangGongsh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18,China)

With the reference of the history that Central Plains was ruined, the academic research had migrated to the south of China, the concept of literature had experienced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inheritance of Central Plains’ literature” meant that the Central Plains’ literature for Northern Song was inherited in the way of talk and discussion, the learner who had inherited the Central Plains’ literature would be considered that he had inherited the literature from Northern Song and also extended the thoughts of Confucius. Master Lv Zuqian inherited Central Plains’ literature as he learnt the thoughts of Master Zhang Zai, Cheng Yi, and Cheng Hao in the way of talk and discussion, which represented the inheritance of Guan Luo Xue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Master Lv Zuqian’s family circumstances and teachers had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Guan Luo Xue, and his lecturing had aligned with the politics and the academic circumstances at that tim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oughts of Master Lv Zuqian and Central Plains’ literature will provide academic reference to interpreting philosophic thoughts of Master Lv Zuqian.

Master Lv Zuqian; Central Plains’ literature; talk and discussion; Guan Luo Xue

2016-03-1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南宋浙学研究”(14BZX044)；浙江省社科联重点研究课题“南宋浙学研究”(2014Z051)

蒋伟胜，男，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K852

A

1009-1505(2016)04-003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