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中的生存追问——从余华《第七天》对社会新闻的借用谈起

自《活着》开始，余华的小说创作开始转向对现实生活的介入；《兄弟》便是他对当代生活“正面强攻”的结果。通过《兄弟》，他认为自己找到了进入当代生活的方式，具有了对现实发言的能力，可以书写时代与人物的命运了。但诚如余华所言，在面对已置身其中的迅速变革的社会生活时，“作家怎么表现，怎么表达自己的思考和态度，找到独到的方式，把握时代的脉络，反映这个时代里的人的处境和精神状态，这是需要智慧的”[1]。具体到他本人，《第七天》以对社会新闻的借用来介入现实的方式，却遭到了以韩寒为代表的网络批评和以郜元宝、刘卫东等为代表的学者批评，问题出在了哪里？对余华这样一位有多年写作经验的优秀作家而言，果真是难以切入现实而仅停留于社会新闻的搜集、选择、拼贴吗？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从文本出发，通过余华在小说中对社会新闻的具体处理来分析其创作方式、创作目的，才能得出相对客观与中肯的评价。

用“反陌生化”塑造文学真实

余华曾在随笔《我的真实》中说：“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我的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那种真实。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的、鱼目混珠的事物。我觉得真实是对个人而言的。”[2]此后，在《虚伪的作品》等之中又反复强调了他自己的“真实”问题。显然，余华的真实观念会直接影响到他对作品素材的选择与处理，而他又认为现实生活本身是不真实的。而社会新闻，在余华眼里也并不是现实，因为现实要早于新闻发生，有的事件甚至多年以后才被报纸、电视、网络报道出来。

而当下我们却生活在一个信息弥漫的年代，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的不断创新，媒介俨然成为了我们的生活方式。面对报纸、电视、网络、微信等所共同建构起来的信息世界，人们更多地是接受而不是反思，或许他们不愿也没有能力反思。但传播媒介所传达的信息却以一种想当然的方式，成为了人们所面对所生活于其中的真实世界。如果从余华对真实的判定来看，生活的信息化只是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混为一体，但并不是给人们呈现一个真实的世界。以真实性为旨归的新闻尤其是社会新闻，由于长期以来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了固定的“真实”思维模式，自然而然地便成为余华所借用的对象。因为，对于现在以浏览新闻为功课的余华而言，社会新闻所建构的生活世界同样包围着他，但他却以作家的敏锐洞察到这并不是“真实”。所以，借用社会新闻，对余华而言，并不是直接将现实真实内容纳入文学创作之中。

在《第七天》中，我们看到强拆、刑讯逼供、卖肾等社会新闻，经由改编和虚构以一种荒诞的方式进入了小说叙述之中。但这让《第七天》在网络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恶评，认为是“新闻串串烧”，甚至有网友认为余华已经不会写小说了。即便是正规的学术研究，也有很多声音批评余华没有准备充分、也没有处理好如何介入当下纷繁复杂现实的问题。对此，我们或许应该来深度了解余华对“真实”的理解。

在余华看来，社会新闻一旦被小说借用、进入文学叙述话语之内，就不能再仅仅作为社会新闻来看待。他早在1989年发表的《虚伪的作品》中就明确强调：“事实的价值并不只是局限于事实本身，任何一个事实一旦进入作品都可能象征一个世界”[2]，“小说传达给我们的，不只是栩栩如生或者激动人心之类的价值。它应该是象征的存在。而象征并不是从某个人物或者某条河流那里显示。一部真正的小说应该无处不洋溢着象征，即我们寓居世界方式的象征，我们理解世界并且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的象征”[2]。那么，社会新闻则是象征着我们这个媒介即生活的时代的生存方式，在《第七天》中对社会新闻的借用只是为了抵达现实，即当下真实的生存境遇。

于是，余华为了以较快的方式抵达现实，没有采用写实小说的方式，而是延续了他惯常的荒诞方式。可以说，对社会新闻的借用本身，某种意义上对小说创作而言就是荒诞的。这种荒诞的处理方式却并没有致力于在读者与故事之间制造出一种陌生化的间离效果，反而是消解了读者与故事内容的距离感。在面对这种熟知的生活内容时，读者的阅读期待自然会大打折扣，批判自然会蜂拥而至。

但换个角度来看，余华正是通过对社会新闻的借用，以“反陌生化”的创作方式，让读者发现自己日常生活的现实可以直接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旨在激发读者通过小说来反观自己的现实境遇。这就要求读者在阅读《第七天》时，要尽量与自己的现实生活经验保持一定张力，把自己从日常生活之中抽离出来，通过小说来回溯现实、反思现实。当然，如果《第七天》翻译到海外，对于异域读者而言，自然不存在这一问题。如备受争议的《兄弟》在海外之所以受到追捧，便是由于海外读者生存经验与小说内容之间因现实经验的差异自然形成了一种审美距离。所以，黄燎宇、欧阳江河便认为“余华的小说是写给以后的、未来的、很久远的时代”[3]的。

需要强调的是，余华在《第七天》中以荒诞叙事处理社会新闻，也内在具有在读者与小说之间制造审美距离感的动机。如他在开篇便企图通过杨飞的亡灵一下子让读者进入荒诞的亡灵世界：“浓雾弥漫之时，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孓而行。我要去的地方名叫殡仪馆，这是它现在的名字，它过去的名字叫火葬场。我得到一个通知，让我早晨九点之前赶到殡仪馆，我的火化时间预约在九点半。”[4]但在具体的阅读过程中，相当多的读者并没有迅速进入小说的叙述空间。这就难免会认为借用社会新闻是“新闻串串烧”。

对于《第七天》的创作方式，余华曾言：“我写《第七天》的时候，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把现实世界作为倒影来写的，其实我的重点不在现实世界，是在死亡的世界。我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实世界里的事件只是小说的背景，死无葬身之地才是小说的叙述支撑。”[3]那么，所借用的社会新闻不再局限于原有之意义，而是作为一个文学化的象征世界而存在的。在“死无葬身之地”营造的统摄下，余华试图引导读者去穿透这些所谓的社会新闻“真实”以把握其背后的内容，把沉重的生存追问以冷静克制的叙述在日常司空见惯的“新闻”中透析出来。可以说，《第七天》决不是简单的“新闻报刊摘要”、“平庸简报”。

在荒诞叙事中营造审美空间

尽管读者对《第七天》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余华却给予其较高的评价：“假如要说出一部最能够代表我全部风格的小说，只能是这一部，因为从我八十年代的作品一直到现在作品里的因素都包含进去了。”[3]诚如其言，始终如一的、最为显著的便是他的荒诞性叙事。通过荒诞性手法，余华用文学想象塑造了亡灵杨飞，并建构出一个另类的审美空间——“死无葬身之地”，从而把所借用的社会新闻熔铸成为一个有机的故事。简单地说，《第七天》的荒诞性主要体现在：

首先，化用新闻素材。社会新闻中的人物是活生生的人，进入小说叙述则演变成为了无处安魂的亡灵。这一转变直接影响了“新闻”的故事化，在荒诞中走进了素材的深处，促使隐藏在其背后的“真实”得以凸显出来。要成功地对人物进行荒诞化处理，关键在于人物情感的表达和语言的表述。而人物的情感在《第七天》中又主要是以对话的形式来表现的，所以余华在创作中对叙述语言进行了反复修改：“这是从一个死者的角度来讲述的语言，应该是节制和冷淡的，不能用活人那种生机勃勃的腔调，只是在讲述到现实世界的往事时，我才让语言增加一些温度。为此我修改了一遍又一遍，尤其在一校、二校的时候，改动的全是语言。”[3]以杨飞终于寻找到养父杨金彪之后的对话为例：

父亲低下头去，哀伤地说：“你这么快就来了。”

“爸爸，”我说，“我一直在找你。”

父亲抬起头来，没有目光的眼睛继续辨认似的看着我，继续哀伤地说：“你这么快就来了。”……

经过长时间的寻找之后，却在亡灵世界中相遇，纵然他们父子情深，但作为死者对于情感的表达完全失去了生者语言的冲击力。作为父亲，杨金彪自然希望杨飞能够长寿，但他又害怕错过儿子，所以在殡仪馆的候烧大厅等待。真正看到时，主要是哀伤，应有的惊诧之感已经淡化。这种克制甚至有冰冷之感的语言，让余华成功地实现了社会新闻素材向小说有机内容的转化。

其次，倒置故事结构。余华在《第七天》中关于叙述时间的处理，表面看似遵循着现实时间的线性结构，从第一天、第二天直到第七天的自然演进，但事实上故事结构在时间上却是倒置的。也即余华所说的：“我的小说开始是传统小说的结尾，第一天开篇杨飞死了去殡仪馆，那是传统小说的结尾，写到第七天是死无葬身之地的故事开始了，但是我在这里结束了。我这个小说是反过来的，从结束地方开始写，写到开始的地方结束。”[3]也即传统小说是以主人公的死亡为结束，而《第七天》则是以杨飞的死为开端；传统小说是以主人公的出现或新生为开始，而《第七天》却是以杨飞在“死无葬身之地”的“新生”为结束。这种倒置的故事结构显然是建立在亡灵世界的荒诞叙述之上的。因为，对于具有现实性的小说而言，死亡的彼岸世界以写实的方式是无法书写的。只有诉诸荒诞，诉诸文学想象，才能打破物理时间认知所固化的束缚，挺进到无法经验之域。故事结构的倒置，在现实时空与文学时空之间建构起了一种连续性，从而为以杨飞亡灵的游荡为线索反思和重建现实真实奠定了基础。

再次，营造审美空间。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死无葬身之地”是一个充满仇恨与诅咒的词汇。但在《第七天》中，余华却以一种荒诞的方式，将其描绘成了一个“孤魂野鬼”向往留恋之地。如鼠妹在通往所谓的安息之地时的所言：“我们感到候烧大厅里弥漫起了一种情绪，鼠妹说出了这种情绪：‘我怎么依依不舍了？’我们感到另一种情绪起来了，鼠妹又说了出来：‘我怎么难受了？’”[4]这是因为“死无葬身之地”在小说中是另一番景象：“那里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4]这俨然成了一个审美乌托邦。对此，余华本人更是认为这正是《第七天》的意义与价值所在：“所以我采用的表现现实事件的方式是从死无葬身之地这么一个谁死了都不愿意去的地方，一个咒骂人的地方，我把它的含义颠覆了，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把现实事件用倒影的方式素描出来。如果有人问我《第七天》文学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我说就在这里，在死无葬身之地这里。我已经写了三十年的小说，如果没有文学的意义，我不会动手。”[3]余华之所以有如此自信，关键在于对“死无葬身之地”传统观念的颠覆，在其能指与所指之间制造了一种悖论，并且赋予其现代生存价值取向。在“死无葬身之地”中，不但有平等，而且有“爱”与温情：杨金彪对养子杨飞的大爱；李月珍对二十七个婴儿的怜爱；李姓男子与张刚的相互陪伴；众亡灵为鼠妹举行的送行仪式等等。

以媚世的姿态反思生存价值

马泰·卡林内斯库在论述现代性时明确认为：“现今世界上没有人能幸免于媚俗艺术，在通向全然真正的审美经验这个前所未有的难以捉摸的目标的路途上，它作为必要的步骤而出现。”[5]在现代社会境遇中，媚世（“kitsch”，国内译法有媚俗、刻奇等，依据张法的解释应译为“媚世”）已经成为了艺术的常态，已经成为大众审美经验的起点。对生存于当下的艺术家而言，受经济利益驱动、读者审美需求、文化环境等因素影响，根本无法超越媚世的境遇。昆德拉也曾指出：“由于必须讨好，也即必须获得最大多数人的关注，大众媒体的美学不可避免地是一种媚俗美学；随着大众媒体包围、渗入我们的整个生活，媚俗就成了我们日常的美学与道德。”[6]

至于余华，虽与现实一直处于紧张关系，并曾以先锋的姿态行走文坛，但随着时代的变革也不得不逐步调整姿态，由先锋向媚世转型。我们看到，在张英访谈时评价余华：“你越来越在意读者的感受了，在你的小说里，故事和人物越来越重要，而不是结构、文体、技巧了。”[1]余华对此也并不否认：“我记得有个好朋友很直接地对我说，我不是不喜欢《活着》，我是不明白你为什么写了一个不是先锋派的小说。当时我就告诉他，没有一个作家是为了一个流派写作的。”[1]可以说，余华自《活着》开始，经《许三观卖血记》《兄弟》，到《第七天》，是他从先锋逐步走向媚世的过程，也是他对现实从回避走向直面的过程。

余华创作向媚世的审美转型，首先体现在他自《活着》开始不再集中关注底层的知识分子，如《一九八六》中的历史教师，而是彻底走进了人民中间。在《第七天》中则体现在杨飞、杨金彪、李姓男子、谭家鑫、鼠妹、肖庆、伍超等小人物身上。这些小人物饱受苦难而又具有温情，与《活着》中的福贵、《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兄弟》中的李光头等形成了一个底层人物谱系。同时，对于社会上的假恶丑进行了批判：美丽而高傲的李青，被富商欺骗而抛弃杨飞，之后被传染上性病，并最终以官员情妇身份走向了自杀；殡仪馆里也与现实中一样，有贵宾区和普通区，甚至焚烧炉都不一样。所以，余华在小说中塑造了具有审美乌托邦性质的“死无葬身之地”，以期让底层小人物的亡灵在生死边缘的中间地带得到安息。

但余华在创作中所采取的媚世姿态并没有流于一般的“媚俗”、“庸俗”，而是“媚”而不“俗”。他关心读者的感受，但并没有迎合，相反对读者的阅读经验进行了挑战；他颠覆传统观念，书写生死边缘地带的“死无葬身之地”，并赋予其审美品质，却没有冠以美好的名称，依然在冲击着读者的神经。如果说市场化造成了余华的身不由己，但他依然坚守着自己的文学理想，保持着文学创作的精神向度。在《第七天》中，余华引用了《旧约·创世纪》的一段话作为题辞：“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对《圣经》的引用，显然是作者刻意为之的。中国传统丧葬亦讲究“入土为安”，而对于那些没有墓地的游魂呢？只能是真的死无葬身之地了。尽管中国人缺乏对宗教的虔诚精神，自古都是“临时抱佛脚”的功利态度，但不可否认的是，全球化已经将基督教的文化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之中。每周七天的工作休息安排，已经无法从我们的生活中割离出去。我们完全可以将此视为余华通过《第七天》介入现实、反思现实之后，对当下娱乐至死的生存现状的不满，对生存终极价值的追问。

因此，对于《第七天》的评价不应局限于作者对于现实的介入方式，也即社会新闻的借用之上，而应该立足文本来审视余华是如何书写个体生存、社会生活与民族历史的。据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余华的文学情怀，看到他对文学作品所承载的人文关怀的坚守。事实上，无论是先锋时期的暴力叙事，还是在转型后的温情叙事，人文关怀一直贯穿于余华文学创作之中。在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时期，余华所凭借的暴力与死亡，“实是对新时期文学中人道主义精神过于泛滥和矫情的正本清源，也是对真正人文关怀的重新提倡”[7]；20世纪90年代，余华转向温情叙事，实际是以一种悲悯的方式彰显人文关怀；进入21世纪之后，他虽受媒介变革、文化消费等影响而走向了媚世，但并非迎合读者的低俗、庸俗与恶俗，只是相较于先锋而言走向了通俗。但他在通俗之中逆势而上，试图激发读者去反思现实境遇，实现对底层人物的人文关怀。而通俗与经典并不矛盾，很多经典作品在问世之初都是流行的通俗作品。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七天》会得到一个公允的评价。

[1]余华,张英.我一直努力走在自己的前面[J].上海文化,2014(9).

[2]吴义勤主编.余华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3]张清华,张新颖等.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学术研讨会纪要[J].当代作家评论,2013(6).

[4]余华.第七天[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5][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6][法]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7]席格.梦魇中的狂欢——论余华小说叙事中的暴力与死亡[J].郑州大学学报,2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