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生态伦理的诗性构建

杨 颖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在西方诗学史上占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在面对理想国度被工业革命破坏后物欲横流的现实，诗人通过对自然美景的敬畏和向往，通过对自然万物所包含的神性的感悟，通过与自然感官上的直接对话，实现自身灵魂的净化，使人摆脱工业文明和科学理性对灵魂的压抑和扭曲。促使人们放弃算计、盘剥和掠夺自然的传统价值观，转而追求与自然同生共荣、协同进步的可持续发展价值观。让人与自然的关系被赋予了真正意义的道德意义和道德价值。

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违反人性掠夺的都市文明和工业文化的蔓延。浪漫主义诗人认为，人性原有的纯朴与自然，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都因为现代工业的发展，因为物质欲望的弥漫而逐渐丧失了。因此，对大自然的向往，对自然人性的歌颂，也就成了浪漫主义文学的主题和表现对象。本文试图分析彭斯、华兹华斯、布莱克、柯尔律治诗篇中的生态伦理和自然意识，揭示人与自然共处之道是和谐共处，这是自然诗创作的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更是赋予我们道德理由和依据。

彭斯诗歌中的生态伦理启示

彭斯是英国浪漫主义诗坛一颗耀眼的新星，也被誉为苏格兰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农民诗人。他笔下的诗歌涉及广泛的题材和内容，有向往平等自由反对专制的政治诗歌，也有对爱情和友情的热烈追求，更有对祖国大自然的讴歌。在诗歌《自由树》中，“树”不是普通的遮阴挡阳的自然之物，而是寓意着宁静和自然，树叶象征着美好事物的欣欣向荣，树干的茁壮成长则隐喻着人类争取自由力量的日益强大，树的绿意盎然代表对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工业革命的吐故纳新的向往，但遗憾的是整个英国都找不到这样的“树”。这也是彭斯寄情于山水，利用诗歌抒发个人情怀的主要原因之一。彭斯拒绝奉行加尔文教的教规对恋爱婚姻的禁锢，他用“玫瑰” 和“青草”象征最纯洁的爱情，而这份美好也只有在自然的境界里才会彰显纯洁和珍贵。代表作品《一朵红红的玫瑰》使爱情如同玫瑰般高贵明艳，爱情纯洁和美好的感觉均被诗人用最朴素自然的语言表达了出来，而真正的爱情又如“青草”般生命力旺盛，经得起岁月考验。他的诗歌不仅表现在大自然的植物上，还生动形象地表现在了动物身上，譬如破坏庄稼，偷吃粮食，人人喊打的小田鼠，表达了诗人对以小田鼠为代表的自然之物的怜悯，也是对工业革命造成的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否定与批判，诗歌第三节描述了小田鼠因为人类的破坏而无处安家，而人类认为经济进步会带来社会进步并达到控制自然的目的反而带来了生态环境被破坏，诗人利用诗歌令人们反思人与自然究竟应该是什么关系？人类怎样才能在自然环境中获得最佳生活状态？彭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升到了生态伦理的高度上，给我们留下了令人深思的生态伦理启示，为还在为个人利益，肆意破坏大自然的人们重新确立了价值标准。

华兹华斯诗歌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约翰·拉斯金在他的《现代画家》中写道：“华兹华斯在洞察自然方面是楷模，在认识自然的深度和本质上他是所有现代人中眼光最敏锐的[1]。”华兹华斯曾在1790年、1791年两次拜访法国，这两次的旅法经历使他成为了法国大革命信仰的热切追随者。回国后因局势变化，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由积极主动转向为消极被动，而后隐居田园寄情山水。因此得名“湖畔诗人”。华兹华斯将法国大革命的热情转移到文学革命中来，他是以拯救人，人类心灵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诗学思想的[2]。华兹华斯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较早地看到了工业革命所导致的自然破坏和人类物欲膨胀并由此产生的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他在《水仙》中着力表现的是人与大自然在情感上的共鸣，特别探讨的是大自然与人的关系。他认为水仙花与人、自然界与人类都有着相通的本质，整个自然界都充满了不朽的宇宙精神。作者描写了水仙花超凡脱俗的美来暗示社会的丑，把水仙花作为一种使人提高精神境界与道德价值的力量加以歌颂。人在社会生活中会有精神上的烦忧和污垢，因而会感到精神颓唐“百无聊赖心灵空漠”，但水仙花的美可以“安慰我的寂寞”，大自然的欢快、美好、淡泊和充实可以净化人们的灵魂，使人们“重新充满了欢乐”。 而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则猛烈地抨击了资本主义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违背道德破坏生态，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人性中的“恶”肆无忌惮地膨胀起来，人们在面对金钱时已然不顾道德伦理，人性被分裂，被异化，被抹灭，人类最原始的“善”消失了。华兹华斯通过诗歌来唤醒人性之初的“善”人们也在诗人的诗歌中，感受大自然的寓意，释放内心压抑的情感，净化人类心灵。华兹华斯关注人性除了表现在对田园题材的选择，普通百姓的苦难生活之外，还体现在弱势群体中的儿童身上。华兹华斯认为儿童时代最为天真纯真，没有被利益诱惑，对儿童天性的关注也是华兹华斯对自然情感的深化和延续，华兹华斯在许多诗歌里都描述了自己儿童时期的欢乐情景，如《致蝴蝶》《致杜鹃》都表现出他对童心的维护和不遗余力地去追求自己童年的足迹。华兹华斯的诗歌不同于一般流连于山水风情的世俗文人，他笔下的诗歌中自然的原生态，人性的本真状态都是遵循人之初性本善这样的伦理道德，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严肃的思考。

布莱克诗歌中的生态伦理意识

“艺术家的天性使他挣脱了时空局限，而瞩目于社会现象的本质，看到了人类灵魂所面临的困境[3]。”这是对于布莱克作为艺术家诗人最好的诠释，布莱克既能从感性也能从理性的角度去诠释当时社会现象和人性的本质，在《最后审判之一瞥》（A Vision of the Last Judgment）中描述道“从一粒沙子看世界，/一朵野花里看天国，/让永恒在须臾中存在，/让无限在你手里把握”（Too see the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3]。诗人眼里的“沙子”与“野花”意义非凡，诗歌中一小一大，一明一暗，抽象与具体，短暂与永恒都是自然界，人类社会之间无处不在的矛盾，诗人利用了印象和形象结合透视了他所要建立的诗境，表面看上去矛盾的诗歌中蕴含着哲理，无不暗示原始的道德观念是纯真善良的，在工业飞速发展，农业不再是主导地位，人们被利益蒙蔽了双眼，大面积的工业污染使自然美景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恶臭的排水沟，堆积如山的垃圾，伦敦上空没有蓝天白云和袅袅炊烟，城市中弥漫着无孔不入的烟尘。而处于这个时代的布莱克，站在了时代的高度，以诗歌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对于真、善、美的追求，走在了以审美标准来代替功利标准的时代浪峰之上。布莱克的诗歌中运用了想象、象征、对立统一的辩证法。表达了对工业文明带来了物质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危机的忧虑和批判，通过剖析人的本能与理性、纯真与世故、想象力与现实感等一系列的对比矛盾，结合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来揭示矛盾中孕育着前进，前进中也破坏了生态。他诗歌中深刻的、预言性的关于自然伦理的哲学思想必然会越来越被重视。

柯尔律治诗歌中的生态伦理寓言

柯尔律治被称为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中最具哲学深度的理论家，他的某些哲学思想和诗学思想与当今的最流行的一些哲学观点和诗学观点如出一辙。柯尔律治把自然万物视为神性、灵性与人性的结合体，与人一样享有一切平等的权利，同时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才是最符合自然生态伦理的，才能获得万物和谐的美好幸福生活。诗篇《老水手行》就充分体现了这一自然主张，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可怕的场面和奇异的镜头：一位老水手在一次航海途中杀害了一只可爱的信天翁，而后复仇的精灵暗中尾随行船，伺机报复。霎时海上狂风大作继而又安静得可怕，船上淡水耗尽，船员相继死去，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使老水手明白这是他残害动物而遭致天罚。诗人运用隐喻、象征手法来描述超自然的神性。通过信天翁的死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原始理念，而老水手的行为恰如当时被利益蒙蔽双眼，破坏生态的资本主义行为。结合宗教思想中的“罪”与“罚”来警示人们应该遵循道德伦理。人类若是执意地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就会成为人与自然的对立，忽略了万物的有机统一，与自然日渐疏远。肆意掠夺和破坏大自然，人类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无疑就是大自然对人类罪行的惩罚。与其说老水手杀害信天翁的行为是无意为之，不如当作是柯尔律治的故意安排，故意让他处于大自然的对立面来遭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直至跪地向天忏悔才得以返回家乡。这一伦理悲剧用生态预警的方式向人类发出寓言：工业文明的进步若建立在与自然对立的角度，只会使人类被孤立，直至走向灭亡。

浪漫主义诗人不仅较早地认识到了自然伦理关系的重要性，同时还以诗人的智慧洞察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要，生态批评对于现代生态伦理观的建构，给当今人类处理生态和环境问题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想，更是人类道德的体现，标志着人类道德的进步。生态伦理以保护环境，尊重自然为宗旨，以人类未来发展为着眼点，强调人与自然的共处之道不是征服与操控，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存共荣，警醒人类在改造自然过程中要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环境，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物质经济的短暂发展。

[1]Ruskin,John.Modern painterⅠ[M].London,1843；Bate,Jonathan.Romantic Ecology[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1： 8.

[2]苏文箐.华兹华斯诗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

[3]张炽恒.布莱克-现代主义的预言者[J].外国文学评论,198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