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历史，也是现实
——国学的历史界定与现实处境

李 磊 （天津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 300141）

既是历史，也是现实
——国学的历史界定与现实处境

李 磊 （天津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 300141）

当官本主义大行其道，金钱万能成为常言，诚信道德丧失殆尽，乱象横生，常态失衡，人们愈发把一切转机的希望寄托于“国学”。那么何为“国学”？“国学”能否成为治世理乱的良药呢？

国学；儒学；国家机器；孔子学院；名利场

一般来讲，“国学”兴起于20世纪初，盛行于20年代，重温旧火于90年代。然而，其身份界定至今依然未成定论，所述者可谓见仁见智。国粹派大家邓实在《国粹学报》第十九期《国学讲习记》中讲述：“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1而其界定范围过于宽泛几乎丧失指示的有效性。邓实将“国”与“学”并举，重心于“国”，“学”由“国”生， 终为“国”用，这种观念受“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邓实等人创办的《国粹学报》即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以此对西学侵淫的回应。此时，国家衰败，西学之风盛行，出现国学无用论。国粹派便提出“无用者君学也，而非国学”，以此将国学与君学区分开来，他们认为几千年的君主统治造成君学充溢，国家无学。国粹派在批判封建文化时，也体现了他们维护传统文化的自省精神。

20世纪初，国学研究深受史学观的影响，史学研究又受“史学革命”运动和“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促使史学研究从传统形态转向现代形态。出现三种学术路径各异的史学思潮，即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观”、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辨伪”、李大钊为代表的“唯物史观”。这三大史观对“国学”产生重要影响。

清末诸多博学硕儒都曾写过国学著述，如章太炎的《国学演讲录》、詹杭伦的《国学通论讲义》、曹伯韩的《国学常识》等。邓实的国学定论即以国故学之立场，其界定相对中和。钱穆在《国学概论•弁言》中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实际上，今日国学便是当时国故学的省称。“国故学”并无褒贬之意，词语本身略显客观，不仅包括“国粹”，也囊括“国渣”。

今天，人们对国学普遍有两种认识。其一是广义的国学，这通常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百家学说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楚辞、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明清小说以及历代史学典籍等一套完整的文化脉络。其二是狭义的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释道为谱系，兼容名、墨、法等学说的中华传统文化，或特指以儒学为脉系的官方文化系统。

在西学入境未形成势态之前，并不存在国学冷热，尊孔与反孔只是统治所需，文化兴衰也不与朝代更迭同步。而在近现代以来，国学的兴衰几乎与西学同步。国学随着欧化之风盛行之际而波澜起伏，日渐汹涌。民国八年，《新潮》杂志针对国故、国粹研究提出的“整理国故”的主张便与西学强劲势头有直接关系。其后经旧学深厚，西学丰盈的胡适提到“新思潮的意义的高度”作为对待处理传统学术思想的方针，由此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整理国故运动”。而这一运动的践行者却被视为倡导民主、科学等西学的“新文化运动”的背叛者。在此，致力于“西学中用”的胡适的身份显得格外特别，他既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又是整理国故的实践者。这位满腹西学的海归博士能够脱下西装，随即穿上长袍马褂传播西学与整理国故。这种双重立场源自新旧期、东西方的文化冲突。

此后，国学又演化出另一种意图，并俨然成为精简的儒学表征。似乎已经异化为国家机器的统治学说和治世理乱的良药，显然与纯粹学术渐行渐远。在国学系统中儒家文化对历史与现实的影响最为深远，在历朝历代所受待遇可谓天壤之别。虽习惯上称孟子是儒学之集大成者，但在政治观念上，孔孟二人有着明显区别。孔子讲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君在臣之上，臣在民之上，为皇权的至高无上奠定了“金字塔”式的统治基础。这也是后来鲁迅称之为“吃人的儒教”及“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出“打倒孔家店”的主要原因。而孟子则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重民轻君的“危权”思想以至于使明太祖朱元璋把孟子从儒庙中请出。后有效仿者如出一辙，毛主席也曾一度发起批孔的政治运动，以此捍卫权力分化。

当下，国学已成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树立国际形象的重要课题。国内众多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海外各地设立孔子学院，政府主办汉语桥工程等，国学复兴似乎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国学热似乎预示着文化热。我们为此产生被遗忘的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重新复活的幻觉意识，而其背后的动机显然并不单纯，甚至出现对文化的捆绑与践踏。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早就预测到：“当大学决心于经常为国家、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方针的时候，马上就背叛了学术工作和科学自身。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方针，无疑等同于自杀。”事实上，国学既不符合学科定义，也不存在学科性质；既非学术术语，更非系统的学术体系。“国学教育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思想文化学术传统，培养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教育。”2而不应该沦为特权阶级牟利的工具。

以往，人们普遍认为儒学以浩然之气布满人间；道学以清正之气充满天地；佛学以慈悲之气充满宇宙。人为本、实行仁政；道为先，以德治国；立德、立行、立功、立言以治世理乱。常言道：“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到乱是儒家”。现今“国学潮”已沦为“名利场”的派头，成为部分官员打通仕途之道的噱头。变成一些人大捞文化钱，赚取行政业绩的幌子，已与文化本身无关，或又演化为另一种文化现象。一些学者忙于为重重的时代危机和现代社会的异化顽疾寻求良药，以此倡导以忠君、维稳、和谐为核心的国学。而这未必会实现美好的愿景，大力提倡，极力推崇或许会适得其反，也表明时代的精神世界贫瘠和道德领地坍塌。

“‘国学热'背后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是民族精神、民族美德、民族艺术的复兴。”3同时，我们要警惕国学热不是国学独尊或儒学复兴，而是要辩证、理性、超功利的态度以国学为根系吸取更丰富的传统文化养分，这对中国现代化发展和文化大繁荣至关重要。历史关键结点都已证明，昔日国学热是民族自卑及西学热刺激，今日国学热是官位热、金钱热、道德失衡所催发。当传统文化沦为国家学说，相当大程度上不是出于学术公器或自觉意识，而是出于国家机器和权力意识。至此，当国学热冷却之后，这个时代又给历史留下了什么？

注释：

1.章太炎.国学概论[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2）：7.

2.毕天璋.国学教育热——对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新的认同[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46.

3.林炎志.国学的当代价值与民族精神之塑造[J].科学社会主义，2007（3）：77.

李磊（1990-），男，汉族，天津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史、文艺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