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吾师

张中行

记得昔年有兴致打油，曾诌这样一句，“几度扶风侍绛纱”。这表明我虽是“今之众人”，却不像韩文公说的那样，“耻学于师”。不耻学于师，又受天之祜，幼年未夭折，因而所从之师，就数量说就大为可观了。数量大，有没有鱼目混珠的？难免。那就挑选一下，只留听过讲又或多或少怀有敬意的，粗粗算了算，数目还是不少。且不管它。只说师生授受方面的心情关系，可分为正反两个方面。正面的，最高超的如七十子之于孔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得一言一行则拳拳服膺，死生以之。反面的，也说最高超的，兼举中外，中有“谢本师”，外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忽然泛论这些做什么呢？我是想拉个老外亚里士多德来帮忙，壮壮胆量，以便说几句本不该说又禁不住要说的话。径直说是对于红楼时期的两位老师，今已作古的，近年的一些想法，我有不同意见。意见不同，本之北大的红楼精神，应该各抒己见，所以我就不客气了。

一位是钱宾四（名穆）先生。三十年代初我听过他一年课，课程名目记不清了，只记得语音南腔而不北调，说“黄河”有如“王五”，考证《楚辞》，把其中许多地名由江南搬到江北。这对不对，像是可商，但我佩服他，因为所写《先秦诸子系年》确是很高明。七七事变以后，他到昆明，山川修阻，其后到了台湾，多年来谈虎色变，听说他写过《国史大纲》之类，我没读过，不知道有没有与众不同之见。是不久前，《光明日报》某君送来他们新编的一本《书摘》，翻开看看，竟收钱先生于一九七九年版的一本新著，名《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