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碑刻研究概论

胡广跃　（济宁市文物考古研究室　　272000）孙　坤　（济宁市任城区文物管理所　272000）



汉代碑刻研究概论

胡广跃（济宁市文物考古研究室272000）
孙坤（济宁市任城区文物管理所272000）

摘要：碑刻研究是一门古老的学科。碑刻属于金石学中“石”的研究范畴。从汉魏开始至清代碑刻研究形成了较为严密的研究体制和初具规模的理论构架。二十年代开始，金石学便迅速为考古学所取代。为了迅速改变我国碑刻资料整理和利用方面落后的状况，首先要解决碑刻资料散乱而不集中的矛盾，改变不系统、不完整的资料存在方式。

关键词：碑刻研究；金石学；考古学；碑刻；拓本

碑刻研究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它从诞生到现在，已有千余年的悠久历史。在其形成、发展、完善自身体系过程中，为书学、史学、文字学、民俗学以及宗教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条件，做出了贡献。碑刻属于金石学中“石”的研究范畴。其著录、研究，肇始于汉魏。《史记》《后汉书》《洛阳记》《西征记》等，最先记录了秦代刻石，当为我国碑刻研究之滥觞。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则比较详细地著录了汉魏碑刻120余种。南朝梁元帝时编撰的《碑英》百二十卷，是集录碑文资料的第一部专门著作。唐代，石鼓出土后，著录研究者日益增多。北宋时期，碑刻研究推出了第一个高潮。这时，金石学作为一门学科，便逐步地形成了。其标志不仅出现了众多有成就的金石学家和一批有影响的著作。如吕大临《考古图》、王楚《博古图》、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洪适《隶释》《隶续》等。重要的是，对石刻的收集、著录和研究，已经形成比较系统的规模。在具体方法上，也有了一定的程序。金元明三代，碑刻研究转入低潮，明代虽有陶宗仪、杨慎、都穆、赵崡、郭宗昌等人的努力，但终为逃出宋人窠臼。清代碑刻研究复出第二高潮，对于宋以来的研究成果，不仅得以全面继承，且拓宽了原有的研究范围，补充了新的研究方法。从而形成了较为严密的研究体制和初具规模的理论构架。著录较丰者，有吴式芬《捃古录》、孙星衍、邓澍《寰宇访碑录》、冯云鹏、冯云鹤的《金石索》；考订较精者，有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通纂较祥者，有王昶《金石萃编》、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等等。其收录之皇皇，审订之祥核，考察之精细，是前所未有的。

当然，也应看到金石学研究的局限性。它在著录、摩写、考释和评述等方面，并未穷涉碑刻资料的全部内容，其研究，也基本停留在以鉴赏和斠补为主的方法上，对碑刻作系统综合的宏观考察，则从来没有过。这些自身无法弥补的缺点，就使得这个学科的生命难以为继，不能不逐渐萎缩。所以，自二十年代开始，便迅速为考古学所取代；金石学从此一撅不振。

所以能够如此，究之原因，在于研究对象资料直接、内容丰富、流传时间长等特点。金石学从整体上说被考古学取代，但它的内容却依然存在，其潜力是无穷的，客观上具有恢宏浩繁的基础和开发利用这些极为充实的历史资料的迫切需要。足以说明，这门学科存在着复兴与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所以，有人呼吁建立现代金石学，这是不无道理的。

碑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发展起来的，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除当时丧葬习俗的直接影响外，还受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艺术等方面的影响。因此，孤立地、片面地研究它们，就很难达到接近历史事实和复原当时社会生活的全部面貌的地步。需要认真地分析、细致地考察它们的每一个方面及其全部联系，客观地掌握由各个方面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规律。这就要求具有比以往一切金石学研究更新的知识结构和较高的综合思维能力。鉴于碑刻研究的具体性质，我们要投入相当的精力去研究碑刻书法的成就以及对书法艺术发展的贡献；碑刻发生、发展的原因和规律；碑刻源流、形制和分期；碑刻文体特点、种类与演化；碑刻演变反映的社会思潮和民风民俗问题；碑刻的地域性特点及历史地理问题；碑石镌刻反映的生产力水平和对岩石物理性质的性质问题，还有它们在中国历史、文化史、艺术史、哲学史、科技史、民俗史上的地位，等等。凡此种种，都需要丰富的书学知识、古文字学、历史知识、考古知识、地理知识、民俗知识乃至岩石、镌刻知识等。

人们要了解历史的真实面目，无疑要凭藉历史留下的各种资料。我国历史资料浩如烟海，有文字的也有实物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轶散，有的损毁，有的残缺，有的则便被篡改得面目全非。自然的社会的因素，对研究工作的制约，有时甚至使研究人员无可奈何。然而碑刻中保存的大量资料，作为历史研究，特别是对较早社会阶段的研究，有其特殊意义。他不仅有长期保存的优点，其史料来源也更直接一些，尽管也需要一个去芜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目前，对于碑刻中那些只言片语或残鳞断甲形式存在的大量信息，绝大部分尚未得到应有的综合性开发与利用。在我国碑刻资料如此充实、如此丰富的客观条件下，使我们迫切地感到目前的开发利用的状况，与文博事业发展的局面，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倡导的“文化强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文化软实力”等会议精神，显然极不适应。要使这一古老的传统艺术焕发生机，就需要在碑刻资料的搜集与整理、鉴别与清洗、交流与利用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新的更为严格的要求。

为了迅速改变我国碑刻资料整理和利用方面落后的状况，首先要解决碑刻资料散乱而不集中的矛盾，改变不系统、不完整的资料存在方式。充分占有材料，是整个研究工作得以进行的先决条件。由于碑刻资料自身的特点，传统的交流、收集方式，主要依靠拓本的椎拓与流传。拓本在研究中的作用之大，以致在印刷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也没有降低其价值。解放以前，拓本的流传主要依靠亲朋故友的相互借阅、馈赠、借阅、交换，以及拓本商人的媒介作用。一般情况下，收集丰富的拓本，并非是不可企及的难事，而今收藏家的藏品，有的佚失，有的损坏，有的在战争期间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失散或付之一炬。有的则流散国外，重新被博物馆所收藏。如2009年故宫博物院组织召开黄易学术研讨会，关于武氏祠早期拓本，不得不从国外借阅。古代碑刻严禁椎拓，为的是更好地保护文物。文物要得到保护，法令也要执行，这与研究工作并非背道而驰。如何妥善地解决好保护与研究的矛盾，是研究人员十分关心的问题。现在的先进影印技术在发展，固然还可以利用影印的手段来为碑刻研究服务，为研究人员创造条件。今年来，文物部门研究人员曾经影印出版了不少碑刻资料，因资金、学术力量等众多原因，尤其是随着城市基本建设的发展新出土了不少碑刻资料，成书的印刷质量、资料原始信息不完整等等，都达不到研究利用的需要。以至于许多珍贵的碑刻资料仍然被弃置于冷宫而不屑一顾，这是我们在资料收集与整理上的薄弱环节，这也是本书出版的目的之一。因此说，碑刻资料的

收集、整理、加工、出版，是研究工作至关重要的任务。

汉代碑刻题记是研究我国汉代书法、历史等重要资料。齐梁时期的文艺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诔碑》中说过，“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这从郦道元的《水经注》和北宋至清季以来的金石著录以及流传至今的实物看，是信而有证的。但是汉代汉碑并非以均匀的状态分布在九州大地上。据不完全统计，已接近一百种，分布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尤以山东、河南、陕西、四川、河北为多。山东为孔子文教之乡，稷下遗风，文士荟萃，战乱较少于河南、陕西等地。故遗存汉刻，远远多于中原及他省，加以境内地下遗存代有发现，成为全国研究汉碑之中心基地。晚近学者叶昌炽“欲访唐碑当入秦，欲访先秦汉魏诸碑当游齐鲁”（《语石》，卷一）的话，便道出了这种状态。山东境内的《景君碑》《乙瑛碑》《礼器碑》《孔宙碑》《孔彪碑》《史晨碑》《衡方碑》《张迁碑》《王舍人碑》等汉碑名品，其历史文化价值之高，早为海内外学人和艺术家所瞩目。随着文物考古工作的开展，又有不少新的发现。

山东是两汉碑石资料的重要发现地，不仅1949年以前以130块（据《山东通志》细目）居全国之首，近几年来的新资料，也是他省所不多见的。在山东130块汉碑中，济宁几乎占了大半，素有“中国汉碑半济宁”之称。据统计，济宁汉碑有41种之多，如萧王庄墓群一号墓，发现汉代黄肠石题记文字近800余石，单字4000余字，为全国汉代考古之仅见。济宁汉碑，书法风格一碑一奇，或朴厚，或娟秀，或典雅，或奇崛，林林总总的碑碣成了凝固的历史，让人在品读儒家文化的同时也在赏鉴中华书法艺术的珍品。自北宋以来，学者著录、阐释济宁汉碑的文献不下数十种，文学家欧阳修、金石学家赵明诚都曾亲临曲阜探访研究，并收入各自的著述。近年来许多游客和国内外专家、学者都前来观览考察。历代书法家通过研习，丰富提高了书艺，贯穿我国隶书产生、发展、演化全过程的济宁汉碑作为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已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进行了保护，象一颗颗明珠在济宁这块具有丰厚人文积淀的沃土上熠熠闪光。

胡广跃，济宁市文物考古研究室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文物考古、大运河济宁段世界文化遗产文物保护和管理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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