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需要国际化的人民币

[美]埃斯瓦尔·S.普拉萨德著+刘寅龙译

提高一种货币的国际地位，依赖于很多复杂的国内条件和地缘政治因素。尽管中国为此采取了很多措施，但中国依旧坚持多种目标齐头并进的战略。尽管政府不会大动干戈，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而出台具体政策，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措施必将以循序渐进和一如既往的方式，逐步实现这些目标。

人民币国际化

带动国内改革

迄今为止，在人民币前景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官员始终不习惯于大张旗鼓，这与外界很多评论家的喧嚣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官员的确认可，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高具有双刃剑效应。短期内，它可能会提高对人民币的需求，加重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尽管这些压力不受欢迎，但就像我说过的那样，让人民币成为一种全球储备货币，这背后有着更宏大而微妙的意义。在2012年2月发表于《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我写道：

这背后存在着一种极端有趣、耐人寻味的可能性：我们就是在观看一场正在上演的“特洛伊木马”大戏。锐意进取的改革者只是利用让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这个目标，推行在他们看来必不可少的各项改革，实现结构性调整，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将国民志向统一为这个国家目标，必将为改革求得广大人民的支持，让更多、更宏伟的目标梦想成真，并拥有更完善的银行体系、更宽泛的金融市场及更灵活的汇率制度。

一个经济大国应拥有与之在其他方面相匹配的货币，这个命题的确令人神往。围绕这个命题，中国国内各界人士表现出强烈的一致性，这种反映在思想上的收敛，或许有助于实行更宽泛、更宏伟的改革计划。尽管他们对现行国内体制的利弊心知肚明，但他们必须谨小慎微，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用力过猛，在人民币国际化这个问题上，他们只能循序渐进地缓慢推进，而不能不计后果地贸然突进。

对于人民币成为全球性货币的前景，归根到底取决于一系列国内政策，尤其是与金融市场发展、弹性汇率和资本账户自由化等相关政策。

总体而言，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影响可能是利大于弊。比如说，开放资本账户注定会成为推动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强大催化剂。因此，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而进行的各项配套政策改革措施，必将深刻改变中国的经济大局及资本流入和流出的基本形态。

对“人民币肥肉”

虎视眈眈

在国内其他改革配套措施尚未完成的情况下，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这个宏大目标，中央就必须以香港作为对外平台，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使用。香港的顾虑在于，一旦北京认为内地金融市场已发展成熟，足以为开放资本账户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就会抛弃香港这个昔日的“情人”。中央政府就会把发展上海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任务放在优先位置，进而影响香港的发展，因为那时的香港必将严重依赖于人民币业务。

尽管目前选择了香港作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舞台，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政府也推进其他急于开展人民币业务的金融中心，从而在各金融中心之前形成有效的竞争。

无论是曼谷、新加坡还是伦敦或东京，面对人民币业务这块不大、但却美味的肥肉，这些地区性或国际性金融中心都在虎视眈眈。这种竞争显然有利于中国，因为它可以在避开开放资本账户并提供更多人民币流动性这个前提的情况下，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计划。当然，要让这些国际金融中心真正对中国俯首帖耳，还需要人民币业务有朝一日实现飞速增长，以及中国最终开放资本账户。一旦那个时候真正到来，每个金融中心都希望自己已经占据了有利位置。

对于资本账户自由化，中国政府采取的对策与其总体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在这个问题上，政府不会让步于私人部门，相反，而是要利用其主权财富基金、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继续在资本流出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的投资始终与国家的经济与政治总体目标保持一致，譬如购买国外先进技术，增加中国在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当中的影响力等。

“自由资本账户的

可兑换性”面世

根据自身的经济规模和经济优势，针对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这个问题上，中国采用了一种独特的策略。几乎和其他所有重大改革措施一样，中国实现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方式同样独具一格。按照这个策略，很可能要取消针对资本流动的“硬控制”，并通过登记注册和信息披露要求等行政性手段，继续维持“软控制”。在未来几年里，中国的资本账户注定比现在更开放，但依旧会保留很多名目繁杂的行政控制措施和监管政策。尽管这种方式会让人民币在全球贸易和金融系统中发挥巨大作用，但政府也会以某种方式继续维持对资本流动的控制。

这背后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命题：是否存在一种特殊政策，尽管资本账户缺乏充分的可兑换性，但依旧可以改善经济的收益—风险比。香港货币局前局长任志刚曾多次就这些问题向中央政府献计献策。

在一篇颇有影响力的文章中，任志刚指出，中国的长期目标应是实现资本账户的完全可兑换，按照他的模式，中国政府可以在利用某些行政命令实现监管目标的同时，放松对资本账户的控制。为此，他还详细地对这种体制与完全不受约束的资本流动进行了区分，并将后者称为“自由资本账户的可兑换性”。这种极为细微但意义重大的区分，在内地造成了强烈反响。按这个定义给出的完全可兑换性，为实现开放资本账户但无需将控制权完全交由市场提供了理论依据。

世界必将更紧密

地拥抱人民币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曾明确表达了中国对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必须与中国自身发展的改革方面相辅相成：

对人民币国际化要有一颗平常心。实际上，这一进程无论快慢都是市场的选择，企业和金融机构认为哪个货币方便，它们就可以用哪个货币。中国央行并没有刻意支持或提倡。如果市场发展，中国将来的货币政策执行得好，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中国的社会稳定，中国的法治社会更加清晰，人们对人民币有信心，如果市场、企业或其他投资者选择用人民币，我乐见其成。

换句话说，在人民币国际化这个问题上，中国并不着急，而是要按照自己选定的方式和速度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易纲这番字斟句酌的讲话，很明确地表达了中国政府的观点，即人民币国际化本身并不是最终目标，它必须与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体制等其他方面的改革保持同步。

尽管中国在金融市场方面的发展是渐进的，但我可以断言，在未来三至五年，人民币必然会进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视野，成为SDR（特别提款权，亦称“纸黄金”）货币篮子中的一员。IMF需要中国的程度，远远超过中国对IMF的需要。在IMF及其所代表的国际社会的眼里，把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或许就是一种对中国实施牵制的手段，迫使中国对国内政策产生的溢出效应予以内部化。这背后的逻辑体现为，一旦人民币加入SDR，就意味着国际社会已经认可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那么，中央政府在实行某项政策时，至少应该在道义上关注该政策给其他国家带来的影响，而这种承诺本身就是一种牵制。在问题早已被摆在桌面上的情况下，或许正是出于对这种牵制的顾虑，导致中国政府在扩大SDR货币篮子、吸收其他新兴市场货币的时候，始终采取极为谨慎的态度。

尽管快速增长的经济和未来发展趋势，为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使用创造了巨大优势，但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必将成为人民币获得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绊脚石。

此外，在资本账户没有开放及货币未实现可自由兑换的前提下，人民币最终成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前景依旧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更不用说挑战美元、成为主宰者了。在政府债券等兼具安全性和流动性的资产供给方面，人民币与美元之间还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美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和流动性，为抵御其他货币对美元霸主地位发起的攻击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

我可以大胆预言，人民币必将在未来十年内成为一种有竞争力的储备货币，尽管人民币会极大削弱美元的统治地位，但还不足以取代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