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航现象学：“秘政治理”和数字极权时代的到来

周雷

2014年3月8日凌晨2点40分，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称一架载有239人的波音777-200飞机与管制中心失去联系，该飞机航班号为MH370，原定由吉隆坡飞往北京。

当马航事件从南海的疑似坠机区域搜索转向“人为控制转向”确证，此次马航疑云跟随着飞机所可能进入的两个航空带，广泛涉及印度、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安达曼海域、中国西北及西南腹地、中南半岛、马六甲海峡、印度洋、澳大利亚外海等广大区域。

与以往短期证实的航空事件或灾难不同，此次马航事件是一个由多国卷入、媒体放大、个体参与的社会记忆事件，中国的社交媒体网络甚至发起用民用的电子图纸来单帧寻找失事飞机，国内外许多具有科幻小说家素质的航空迷找到了极好的展示个人专长机会，围绕马航事件已经形成了一本乔伊斯式的多语种融合《尤利西斯》和《马航的觉醒》。

与此同时，围绕马航的报道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信息视域——“马航现象学”。我们分析这些通过媒介主动、被动、“臆动”的事实，可以看出新闻现象学的介入途径。

一般来说，出现在公共讨论中的马航事件核心要素是三种：发生什么（What），去哪里（Whereabouts），为什么会发生（Why）。

马航事件的核心信息报告人是马航公司和马来西亚政府，但是这两个核心信息人处理和发布信息的方式都是电脑式的语义处理模式，也就是说他们只标记什么时间，飞机、机舱、机长、航空检查系统、地面塔台等方面接收到的信息，但是极少判断这些信息的句法模式——即谁通过什么试图做什么事情，想达成什么效果，因此，他们提供的消息只能解释MH370失联了，而不是MH370在哪里，MH370发生了什么。

马航信息传播

的基本设备参数

马航事件的传播是一个较为彻底的信息介质传播，因为飞行器相对封闭的认知环境，乘坐飞行器存在多重信息失重现象（Gravity Defying）——相比较那个重重封锁、信息密度极高的内核，在外面游离和漂浮的时常是“伪信息”和“信息拟态”，这表现在几个方面。

（1）飞行器的设计、制造、维护、使用、操作等全过程，是一个相对精密和分工协作的体系，飞行器的操作，并不依靠视觉的看见，而是技术和数据的操控，使之出现人、机器、设备、组织所认可的飞行弹道学程序和矢量特征。

（2） 飞行器的客舱中，所有的乘客都被要求关闭通信装备，它是一个信息失重的场域，所有的常规信息交互在这个空间无法进行，也就是说信息传播在这个空间是“任务褫夺”的（Decommissioned），飞行过程中，所有的乘客一般遵循不对话和不互动的行为模式（Code），它是一个加长版的“电梯旅行”，只不过是一种“水平电梯旅行”，而在电梯中，除了基本上打招呼，所有指向意义的深入谈话是较难达成的。

（3）飞行器的失航是一个雷达管治事件而非视觉发生学事件，也就是说失航意味着作为信息的传输和接受者的飞行客体，无法再以数据化的形式与实时社会形成沟通，因此，飞行器虽然移动，但是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动物”，它不会像动物一样消失或灭绝，它是一个信息学、逻辑学、认知意义上的客体物质，甚至可以发生“飞矢不动”“消而不失”的现象。在许多科幻小说的叙事中，经常把尘世的飞行器突然消失表述成进入平行宇宙的时间，进而延展一种独特的现象学存在和遭遇。

我们分析马航事件，新闻报道经常出现一些“约定俗成”的术语和参数，例如黑匣子、雷达、波音777-200、法国卫星、泰国卫星、军用雷达、HMS定位系统（水文测绘系统）、特拉法加核潜艇所载HMS系统、水下定位信号系统（ULB， Underwater Locator Beacon）、澳大利亚国防护卫舰海洋盾、皇家澳大利亚海军、托载式信息捕捉器、机舱声响记录仪、飞行数据记录仪、中国海警、中国海巡31、中国海监、测深法（Bathymetry）、测高术（Hypsometry）、水下航行等。

围绕马航事件展开的技术术语和机构参数非常庞杂，仅仅上述列举的资料，我们就可以勾勒出马航现象学的信息介入模式，这种模式在现有的中国媒介框架中较少使用：

军事信息系统追踪、信息设备提供商信息逆溯、飞行器附属技术参数信息追踪、飞行（天空、地面、海洋、海底）信息差异分析、社会组织关系分析、国际飞行组织信息架构制图、“飞行国际关系”分析、与飞行有关的周边性议题分析、国际航空管理和信息组织网格分析、跨国事件发生学分析、飞行单一要素追踪、信息暴增和减熵分析、事件社会话语构建文本分析、新闻信息发布社会表征分析等。

从这些路径可以更好分析作为一种现象的马航迷局，现有的媒体传播，尤其是中国传播往往从逻辑关系、时间序列、偶增事件、信息堆积、关键人物引述、作者评述等常规角度去报道马航，无疑成为社会话语迷局的贡献者，而非信息和事实的捕捉者和完形者。以下的描述，更多是从新闻领域的现象学表征来分析马航迷局所揭示的深刻问题，以此来揭示现有信息教育、传播、消费、生产、管理、操纵等过程的内在困局。

信息独裁和恐怖治理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马航事件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提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秘政治理”和“数字极权时代”——为此我不揣浅陋生造出Secretocracy和Digitotalitarianism两个词来说明。

有关此次马航事件，有几个事情公众和媒体较少提及： 我们在社交媒体上能够进行在线福尔摩斯式调查的基础，其实正是美国军方技术民用的结果，那便是美国的阿帕网（ARPANET），又称之为美国高等研究计划署网络，它奠定了我们日常数字生活的基本框架原型;同时，得益于美国副总统戈尔在1990年代的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NII）时期的巨额投入，它制定了现代数字时代的基本语法和运行准则。

美国的斯诺登事件，提醒我们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典型现代技术型极权国家在使用基于网络、数字科技、国家安全、政经战略等复杂元素的“信息独裁”（Infodatorship）已经发展到何种程度。

因此，马航事件在信息层面的数据化、事实稀缺、阴谋阐释叠加、混乱信号涡流等特征，并不是媒体凭借投入、合作、写作、传播技术就可以协同的。如果把每个媒体比喻成一个珊瑚虫，中国的媒体圈、南海所涉国家媒体圈、疑似航空带所涉及国家媒体圈都是珊瑚虫不同体量和形态的聚落，他们所依附的信息地理基座、知识地质架构、政治治理板块才是决定信息形态的关键。

由于国家——部分国家集中掌握了与“信息原式”有关的符号、意义、语法、析取、合取，其他使用这些衍生技术的国家和网民，只是生产和释放信息素的珊瑚虫，他们并不能影响整个信息格局和秘密形态（Secrecy），而且由于距离一级生成目录和原式（Prototype）太远，无法对原初和真的信息（Authentic）进行还原。这一点和中国民间迷信提到的一种事情在状态和原理上极为相似，那就是“鬼上身”和“为虎作伥”。被原式控制的网民和信息生产者，就像被老虎吃掉的人变成的“伥鬼”，它会不断引诱新的数据和信息进入信息原式生产者的“虎口”;被这种信息形态所附着的人，就像“鬼上身”，它无法挣脱出来。

其实不仅是在数字时代，政治治理的核心要义就是对“秘密”的管理，中国古代社会的“天子龙种”“奉天承运”“弑君”等概念都带有极为重要的治理秘密，中国的河图洛书、鱼传尺素、苍天已死、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谶纬、龙脉、国祚等元素都是对最高级别的治理秘密的管理或挑战。

具体到现代国家，有关国家内部治理和国家之间争斗的核心要素是保护自己核心的秘密，同时不断去生产迷惑众人的幻想，就像本雅明所说的“魔影转灯”（Phantasmagoria）： 18世纪的人通过制作魔怪图像的转灯，然后通过转动和光影投射，形成了光怪陆离的恐怖效果。

恐怖或者说基于对未知、强大力量、不可挑战的命运的恐惧，成为这种以秘密为核心的秘政治理的关键，我将它称为恐怖治理（Horrorarchy）。

从天灾人祸对人命的戕害来说，一架飞机相比较其他自然灾害、战争、瘟疫、技术误用所导致的疾病要轻微得多——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马航承载的中国同胞和国际友人的生命低微，马航事件是把一种超级复杂多变、魔影重重、力量争斗、彼此之间的隔膜懈怠，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得以被围观和窥视。

在这个意义上，国际媒体令人印象深刻的专业报道，只不过是他们坐在“魔影转灯”的VIP席位上，并且可以有选择被带入“秘政治理”的会客厅。当然，这并不代表我对中国媒体圈在话语形态、知识形态、传播形态等方面进行任何过度肯定。

国际媒体的报道，如果有任何相较于中国媒体的任何突破，在于接近核心信源——这包括互联网后台数据集成、航空技术、卫星技术、飞行器数据管理、军事雷达、地理信息系统、政治精英等。从这些信源中逃逸的“有限光线”，恰好预示了它内部真正的黑暗，正是因为这些信源内在的“秘密黑暗”，使得浅表的接触和报道，就能产生大量信息。而媒体通过这些局部和有限的信息揭示，实际上放大了现实“秘政治理”的实际威慑效果，反观中国公众依靠谷歌地图和低分辨率卫星地图寻找飞机的行为，实在令人五味杂陈。

突围数字极权

的有限出路

得益于自然力研究院和金砖五国智库同侪的助力，我曾经在尼泊尔、印度、巴西、缅甸、泰国、南非等地进行田野考察，主要围绕环境问题——尤其是国际河流和水资源进行跨国调查。

我看到了大量经济和政治集团，基于自己资本、信息、知识、社会资源等多方面优势对这些地区自然资源的误用和滥用。这些案例中，在本地人和政治经济集团中间，存在大批由非政府组织、国际媒体、学术圈、技术团体、地方知识精英构成的信息中间层。一般来说，信息自下而上的流动比自上而下的流动要活跃得多，但是民间或底层社会也涌动着大量的“秘密知识”（包括马航事件中使用的巫师等非科学体系的知识）。

这次马航事件也一样，从信息类型来说，事件直接关涉对象是乘客、飞行器、航空公司、出发及目的地国家防空体系、飞行线路涉及区域军事和经济信息系统等，围绕这个具体的飞行事件，这些国家之间彼此的信任、协调、协同、应急反应的能力表现得较为初级和低下，

而且此次飞行事件体现的彼此隔膜、猜测和行动低效，也在学术生产、媒体传播、政治协同等多方面都有体现。南海区域、南亚、中南半岛等区域所涉及的国家极少存在高效的知识和共识的生产和信息交换，这些区域通过海域、河流、大陆架、种族、宗教等因素所贯穿的物理直接关联，都没能成为正向纽带，而是争讼导火索。从雅鲁藏布江、喜马拉雅山、湄公河、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到马六甲海峡、南海、安达曼海。

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在这一区域执行的大量原创性和基础性的研究和广泛合作不同，中国与马航所直接地理涉及的近邻缺少持续、系统、长期、高质量的彼此关注和合作。

“马航事件圈”所涉及的南亚、东南亚诸国的确形成了一个圈，但是这个圈子的人时常背靠背，彼此最为核心的注意力都朝外，指向欧洲、美洲、澳洲，而非彼此。

在这个意义上，马航事件圈诸国就像澜沧江—湄公河、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沿线的居民一样，他们虽然命运共系于同一地理，文化同源或亲近，但是缺乏沟通。当面临事件或海外“秘政治理”力量和数字极权国家，他们就像河流岸边的农民、渔民、手工业工人等弱势群体一样，虽然各自有着丰富的当地知识，但是瞬间就可以被外部资本力量割裂和各个击破。

也就是说，马航事件或许可以激发相关国家去思考“秘政治理”“数字极权社会”“信息隔离”“恐怖治理”等真正损害国家和国民利益的外部威胁，理解区域内部、国族内部、文化内部的真正“光线”是什么，如何发展作为政治治理、学术架构、传播架构、社会组织架构针对外部风险的“光合作用”能力，防止“马航事件圈”所涉及的地理和文化接近国家陷入“话语泡沫”和“行动沙漠”的困境当中。

为此，此次事件提示相关国家应该重新设计基于知识生产、政治协同、区域协作、文化共生、文化传播、帝国幽灵、文明遗产之下的新信息架构，指向区域、国族、文化内部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远景。

只有挣脱现有的数字化弥彰和信息架构，“马航事件圈”所涉国家才能真正恢复自己的趋光性和视觉能力，具有分辨黑暗和走出数字极权黑谷的能力。

目前这些国家所使用的信息架构在物理基础、硬件形态、信息集成、数据整理、后台搭建等多方面无法自己控制。在共时层面，“马航事件圈”国家在生产核心信息和一级目录信息的能力上远不如数字极权国家，政治集团和普通公众花费大量时间在咀嚼来自外部的海量信息涡流;在历时层面，事件圈中的每个国家都具有相比较新兴数字极权国家要丰厚得多的历史遗产和多元文化知识形态，这些存在文化亲缘关系的知识体系具有真正的智慧和修复能力，也可以指向一种不同的信息解决进路。

在这个意义上，媒介即光线，只有真正具有文化能量源、知识热量融合能力、信息建构能力、整体完形认知能力的信息架构才能更好服务“马航事件圈”国家的各自利益和集体利益。我们无法指望使用数字极权社会提供的电池所发出的手电筒光线，去加热任何物体;也无法像月亮一样，通过接受或折射来自数字极权国家的信息日珥和“秘政”泄漏光线，来相互取暖并分辨出马航事件圈的“地景”，指望以此来逐渐走出“秘政”、信息独裁、数字极权的黑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