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中的起义将领

胡士弘

不被信任之痛

华东海军创建初期，在张爱萍主持下，对党的政策，特别是党对从国民党营垒过来的人员的政策，把握并执行得很好。

初创伊始尽管困难重重，但由于正确执行了党的政策，由于党的政策的威力，由于新老海军团结一致，万众一心攻坚克难，创造了古今中外海军建设史上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许多参与创建的海军元老，对此至今记忆犹新。他们把那个时期，亲切地称之为海军建设的“黄金时期”。

然而，“黄金时期”并没有持续多久。事实上就是在当时，便有一些人看不惯张爱萍大胆使用原海军人员的做法。当面不说，背后嘀咕。说他思想路线“右”了，“屁股坐歪了”。

随着张爱萍的调离华东海军，随着政策的越来越“左”，阴云渐渐笼罩在了曾经真心实意为人民海军的创建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原海军同志的身上。

他们受到了无端的怀疑。他们被隔离审查，被批判斗争，有的甚至进了班房。

他们在正当年富力强、一心报国之时，失去了工作的权利。他们长时间地承受着不被信任之痛！

在正当盛年的时候，他们再也不能像创建初期那样，在张爱萍麾下心情舒畅地甩开膀子施展自己的满腹才华了！

本来，创建伊始的人民海军急需用人。而国民党已经“帮”你培训好了的、那么多身怀长技的海军专业人才。他们怀着满腔热情一心来归，这对初创的人民海军，不啻是“天赐良才”，雪中送炭，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可是，我们那些傻乎乎的“左”得可以的同志，硬是把他们拒之于门外，将已经进了门的也一脚踢开。

天底下有干这种傻事的人吗？！遗憾的是，偏偏有，而且想当年还干得理直气壮，很起劲哩！

做梦也想不到会与

“潘扬案件”搭上边

1955年8月19日，原国民党海军“云台”舰副舰长、现人民海军“西安”舰舰长吕美华，正在舟山集中学习。这天，突然接到通知，说舰队请他去一趟。

舰队找他有事，太正常了。于是他想也没有想，便起身赶到了舰队机关所在地“小红楼”。

路上，他发现有两个战士前前后后地跟住他。他以为是跟他同路，也没有在意。他当然根本也不会想到，这是怕他“出事”，他们才跟住他的。吕美华干得好好的，何来“出事”一说？所以当时他根本就没往这地方去想。

到了舰队，本来对他很热情的领导，态度突然变了，变得很冷漠了。很熟悉的领导只冷冷地说了一句话：“华东海军来指示，说有事要你去说说清楚。”还告诉他，码头上有一条艇专门在等着他。

看到领导冷冰冰的面孔，吕美华已经觉得很突兀了，现在又听到这么一句冷冰冰的话，他的脑袋嗡地一下，差点晕倒。

码头上有一条艇，还是专门等着他的！自己的待遇不至于一下提了那么高吧？吕美华感到问题的严重，可怎么也想不出这严重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吕美华是我党早期老党员、长期潜伏在国民党上层的社会活动家吕一峰同志的儿子。1936年他考入福建马尾海校，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转入迁至四川万县的电雷、青岛等各校合并的海校就读。毕业后即去美国深造并接舰。其间离家十年，始终不曾有机会与乃父见面。

1946年，从美国接“永胜”舰回到南京，吕美华终于有机会与父亲聚首了。

在此期间，他接受了父亲关于国内形势的开导与革命思想的教育。吕美华决心听从父亲的指点，走民主进步之路。他很快成了我党的一名秘密工作者。

其时，他的妹妹吕岱擎和妹夫罗柳溪（在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担任情报科长），也已秘密为我党工作。他的家实际上成了我党的一个地下工作小组。

从那以后，吕美华一心一意、满腔热忱地为迎接新中国的到来而默默奉献着自己的一切，直到南京解放，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创建人民海军的工作中。

谁知，仅仅心情舒畅地为新中国工作了才几年啊，就遭来如此的厄运……

刚上船，便有人宣布：“吕美华泄露国家机密。根据上级指示，立即逮捕。”

吕美华的脑袋又是“嗡”地一下。他的思想也更迷茫了。他搜肠刮肚，也想不出在什么地方泄露了国家机密。严格地说，他也想不起自己曾经掌握过什么样的“国家机密”！一个基层的小小舰长，何来“国家机密”之有？！

这样一路想着，由宁波而杭州，由杭州而上海。

在上海也没有停留，只宿了一夜，更没有任何人找他谈话。次日一早，便由人“陪”着，来到上海北火车站。

呜——！汽笛长鸣。火车迎着晨光，风驰电掣向北驶去。

听着隆隆的列车声，吕美华一头雾水，不知道要把他押到哪里去。

怎么想也不会想到，终点站竟是新中国的首都北京！

更没有想到的是，吕美华竟与众多被俘或投诚的国民党高官一起，被关押到了著名的监狱——北京功德林看守所！

接下来的事情很复杂，也很简单。既一言难尽，又可一言以蔽之——没完没了的审讯和交代。

如此折腾了两年，一点问题也没有查出来。最后被告知：“事出有因。审查是必要的。”

后来才知道，吕美华的被关押，与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潘扬事件”有直接关系。

什么叫“潘扬事件”？笔者没有找到权威的解释。据查有关资料，“潘扬”，指的是解放初期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或说主持工作的副局长）扬帆。

1951年扬帆被中央公安部指犯有“包庇、掩护和重用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严重错误。

1954年发生“高饶事件”，扬帆被打成“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成员。他的“严重政治错误”，也就水涨船高，被定性为“反革命罪行”。

1955年4月，潘汉年被怀疑为内奸。由于上海市公安局由潘汉年分管，扬帆在历史上又曾受到过潘汉年的保护。于是，潘扬便连成了一体，成了共同“包庇、掩护和重用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罪犯。

罗柳溪谎称“打埋伏”

居然骗过了桂永清

1949年6月28日这一天，对吕美华来说，是刻骨铭心的。这天在扬帆家开了一个小会。由此成立的策反小组，便是以这个日子命名。而“628”小组，则被认为是潘扬“叛党叛国的铁证”。于是，这个小组的人，都被怀疑成了特务或者内奸。尽管小组成员皆为领导所指定。

为什么要成立“628”策反小组？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1949年5月18日，张爱萍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刚刚派往南京的李进打来的。李进在南京担任华东海军驻京办事处负责人，并协助起义不久的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工作。

李进在电话里说，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国民党海军的一位军官，叫吕美华，从上海来南京，由地下党组织介绍，前来办事处。他说有要事向张司令员汇报。

张爱萍问，是什么要事？能不能在电话里说？对方的回答是，这事电话里不好说，必须亲自听取汇报。张爱萍想了想，道：上海很快就要解放了，我们正在研究接管上海的事。接管准备工作很多、很忙。如果吕同志所说的事情不急，那就等到了上海以后再说。

吕美华同意了。

张爱萍很关心吕美华。说，我军对上海的总攻马上就要开始，吕美华不要回上海去了，就留在二舰队工作吧。

这样，吕美华便在二舰队挂了个海四科科长的名。

吕美华所说的“要事”，确实很重要。搞好了，对初创的人民海军建设，对推进人民解放战争，都将是一件大好事。

罗柳溪（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情报处情报科长）的岳父吕一峰（即吕美华之父）为我党早期老党员，社会知名人士，在国共两党都有广泛的影响。罗柳溪在岳父的影响下，早在1946年便成为了我党地下工作者。中共华中分局敌工部长陈同生的评价是：罗柳溪曾为我军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

南京解放前夕，罗柳溪跟随桂永清及海军总司令部紧急撤退到上海。眼看着上海也守不住了，桂永清催他一起撤至台湾。

好不容易盼到了解放，罗柳溪当然不愿意继续跟着桂永清跑，再为反动阶级效力了。

但他想，假如能利用自己的有利身份，继续获取国民党的军事情报，不是会为人民解放事业、为全国的彻底解放做出更大的贡献吗？！于是，他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脱身之计。

“总座。我准备留下来。”他胸有成竹地试探桂永清。

桂永清用不解和怀疑的眼光盯住他：“共产党很快就要完全占领上海了，你怎么还能留下？”

罗柳溪不慌不忙地说：“总座。难道我们上海那么些设施，加上从南京转移过来、一时又运不走的物资装备，就白白地送给共产党不成？”

“那——依你说怎么办？”

“我想埋伏下来。”罗柳溪说，“你不是常讲，共产党的日子长不了吗？

一旦国军上海失守，必然会引起美国出兵干涉，并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到那个时候，大陆上没有内应怎么行啊！所以啊，我想埋伏下来，一来可以设法保护设施和物资，二来日后还可作为国军的内应……”

他又向桂永清建议：“为了便于工作，最好是能留一部电台下来，也好随时与总座保持联络。可能的话，尽力提供共产党方面的情报。你看怎么样？”

桂永清将信将疑地望了罗柳溪一眼，说：“对付共产党可不容易啊！你怎么能留下来而不暴露身份呢？”

“这个我已经考虑过了。我是做情报工作的，这方面我有经验。我在上海滩熟人多，在共产党方面，也有不少要好朋友。我相信在危难时刻，他们会帮助我，甚至掩护我的。”

“你带一部电台，万一被共产党发现了，怎么办？”

“这个我也早想好了。我向他们投降，当然是‘假投诚。我甚至可以拿电台作为资本，取得他们的信任……”

“你是说，你想用反间之计，骗取共产党的信任，埋伏下来，为党国下一步的反攻行动效忠？”桂永清以为自己已经听清楚罗柳溪的意思了。

“是这个意思。”罗柳溪顺水推舟但却是郑重其事地回答。

当然，在罗柳溪，他说的完全是反话。实际上他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人民的立场，设计的反“反间之计”！

桂永清想了想，说：“那你得冒很大的危险呀！这是一只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险棋啊！你难道真的有这个决心吗？”

“我受党国栽培多年，在国家危难之际，正是报效党国的机会。为了党国的利益，我万死不辞！”

为了蒙蔽桂永清，罗柳溪只好不断地抬出“党国”两个字来做掩护。不知道桂永清是真的受了蒙蔽，还是言不由衷。也许他真的相信他的部属会效忠于他;也许，他也是在逢场作戏;也许他对他的那个“党国”，也已经不抱多大指望了;也许他想，与其都撤到台湾孤岛去等死，还不如同意罗柳溪的主张留下来，万一能派上用场也未可知，即使发挥不了作用，给自己留条后路也是好的。

总之，桂永清临走时，居然同意罗柳溪“埋伏”下来了。

桂永清还根据罗柳溪的要求，留下了罗柳溪的爱人、做报务工作的吕岱擎，和他的妻兄吕美华，来“掩护”他打“埋伏”。

罗柳溪说，我的办法组织上认为合适就利用，

不合适就放弃

当众多的国民党海军因拒绝撤台而受到桂永清的通缉的时候，罗柳溪、吕美华和吕岱擎他们，却名正言顺地留在了大陆。

罗柳溪急于向党组织汇报这一重要情况。但从南京匆匆撤到上海以后，还不曾与新的组织关系接上头。

吕美华潜回已经解放了的南京，就是受罗柳溪的指派，来完成这一使命的。

但张爱萍当时正忙于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根本抽不出时间来听取汇报。直到上海解放后，才找罗柳溪了解了详细情况。

罗柳溪在汇报完如何取得桂永清的同意后，说：“我跟桂永清拉了这个关系。您看是否合适？如果认为合适就利用，不合适就放弃，就不要再管它就是了。”

张爱萍想了想，说：“我看你的主意不妨一试。但这件事我还得向华东局汇报，最后由华东局领导来做决定。”

从内心说，罗柳溪作为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的情报科长，张爱萍已经认识到了他的价值。这当然完全是从早日建成人民海军的愿望出发的。

后来据中共华东局联络部长（华东军区敌工部长）陈同生介绍，罗柳溪在解放战争时期，不断向我党提供了有关国民党军队的动向，很有价值。陈同生对罗柳溪有不错的印象。

这样，张爱萍对罗柳溪便完全放心了。至于利用敌人的电台为我工作，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早有先例，不足为奇，更何况现在电台又在解放了的土地上，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人的手里呢！

进一步交谈中，张爱萍获悉，罗柳溪是国民党海军的老人，除了与桂永清本人有不错的关系外，还同不少舰长以上的军官有很好的私交。例如后来接桂永清任国民党海军总司令的黎玉玺，以及黎玉玺的弟弟、“太康”舰副舰长黎玉琢等都是同学关系。

黎玉玺、黎玉琢兄弟也是张爱萍的达县小同乡。黎玉琢还是张爱萍在达县中学读书时的同学。他们原来都是很熟悉的。

当时张爱萍正为如何尽快建设人民海军，改变缺人、缺舰的状况而犯愁，听这么一介绍，便对罗柳溪本人更加重视了。希望通过他的策反，能争取更多的国民党海军弃暗投明，加入到人民海军行列里来。

听罗柳溪说，黎玉琢不知道何因，现尚在上海，没有去台湾。张爱萍便跟他见了面，做了工作。要他在适当的时候来归。黎玉琢则满口答应。对罗柳溪提供的情况，张爱萍及时向华东局的领导同志作了汇报。

华东局领导对此很重视，当即责成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扬帆负责此项工作。

在扬帆家吃了一顿中灶

弄得一辈子都说不清

就在上海解放差不多才一个月的6月28日，在扬帆家里开了一个会。以罗柳溪为组长的策反小组，便在这天秘密地成立起来了。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罗柳溪、吕美华和吕岱擎兄妹，还有张爱萍、扬帆、华东海军司令部情报处长陈啸奋等。

本来这事与杨沧活不搭界，只因为抽了杨沧活他的那个青年军官俱乐部的三名海军军官参加了这个会，于是他也算是间接地介入了。以后也弄得一辈子说不清。

还有一个华东海军司令部秘书吕铮，是作为张爱萍的代表参加的，以便于随时向张爱萍汇报和请示小组的工作。

会上明确了领导关系和工作任务。总的由扬帆负责。具体领导人为陈啸奋。罗柳溪作为华东海军情报处副处长，兼任策反小组组长。

小组主要任务是利用电台，继续保持与国民党海军，特别是桂永清本人的联络，伺机对国民党海军重点人物进行策反。以期分化瓦解，引导动员更多的海军人员弃暗投明，带舰来归，为新中国的海军事业服务，以壮大人民海军的力量。

这种不费一枪一弹、一兵一卒，既能不断削弱国民党海上的有生力量，又为我人民海军源源不断地增添生力军的好事，真可说是求之不得，千载难逢！

无怪当时张爱萍、扬帆这些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老党员都很兴奋，都很支持。他们对这个策反小组寄予了很大期望。

这天，张爱萍和扬帆都在会上讲了话。

尽管扬帆是做敌工工作的，同国民党打交道很有经验，但对如此的策反手段，还是止不住地赞赏：

“不要小视国民党。国民党毕竟有二十多年的统治经验。对付国民党是要有办法的。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个办法，就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扬帆勉励大家把这项工作做好。他唯恐大家对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不理解，又进一步说：“大家不要感到，既然已经回到了革命队伍，就应该结束做地下工作时的种种束缚，放开手脚好好为党工作。现在又要我们像特务一样地去做国民党的工作，感到没有意义，思想上不通。同志，想错了。我们做策反国民党海军的工作，本身就是一件很重要、很光荣的革命工作，它同国民党特务有本质的区别。希望大家安下心来，好好工作，做出成绩。”

大家也都被说动了。都振奋精神，准备好好干出成绩来。

扬帆考虑很周到。那时候上海刚解放，国民党暗藏的敌特很多。出于安全考虑，扬帆决定，电台就架在自己家里的楼上。

会上还研究同意，这部策反电台在与桂永清保持联络时，可以发些真真假假的“情报”。所谓“真”，便是发一些无关大局、或是时过境迁的大陆或我军情况。

还确定，一旦时机成熟，小组成员可以派回台湾或者香港去，直接向愿意回归的国民党海军人员做工作。

开完会，天真的扬帆不知道是一时高兴，还是为人本来就热情，还一再挽留大家在他家吃中饭。

那时扬帆是中灶待遇。大家也就高高兴兴地在他家里享受了一顿中灶。

这顿中灶也可能油水蛮多，人们都记忆犹新。在上海刚解放，供应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可能是很难得的一次打牙祭吧！

可是，与会者后来恨不得将这顿饭一股脑儿都吐掉。

“就是在扬帆家里吃了这一顿中灶，弄得一辈子也说不清！”四十年后，我在访问杨沧活和吕美华他们时，两人都无可奈何又不约而同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当然，这是苦涩的幽默。

到香港直接做国民党、

海军人员的策反工作

“628”策反小组成立不久，便参与策动了国民党海军“长治”号战舰的起义。

后来，他们又根据获悉的敌军情报，将重心转移到了香港，直接去做驻留在港澳地区的国民党海军人员的工作。

这时候，杨沧活也被委派到了香港，实际上成了“628”策反小组的成员。

罗柳溪和杨沧活他们的“628”策反小组，在香港的工作也是很努力的。在港英当局和国民党特务重重阻挠的情况下，他们策动驻港国民党军舰“永明”号部分人员共计三十多人起义。

“永明”舰的前身是美国的一艘扫雷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曾在西太平洋海域参加对日作战，为登陆舰扫清航道立下过战功。它全长80米，排水量1600吨，编员130人。

1949年夏，在“628”策反小组的教育和策动下，该舰陈立辉等人形成了一个秘密起义组织，伺机行动。“628”小组并已告知陈立辉等人与我福州驻军的联络暗号。

10月，该舰奉命驰援厦门。机会来了。

正当他们决定次日凌晨发动起义时，舰上的轮机突然发生了故障。

这时，海上又刮起了十级大风，失去动力的军舰，如脱缰的野马，一下漂流到了离香港不远的东沙群岛海域。

发出救助信号后，“永明”舰被港英当局拖至香港维多利亚海湾系泊。驻港“628”小组闻讯即与之联络，并派小组成员甘志明当面同陈立辉研究起义事宜。

但这时，由于港英当局和国民党的严密监视，要发动全舰起义已经不可能了，陈立辉他们只好采取离舰起义的办法，经“628”小组请示上级，表示欢迎。陈立辉当场将现有舰上31人签名的《永明舰官兵起义宣言》，交给甘志明以示决心。

10月28日，这31位舰员按照“628”小组的安排，离舰起义成功，安全地回到了刚解放的深圳。

但另一艘“美颂”号军舰，“628”小组虽做了许多工作，却功败垂成。“美颂”舰舰长毛却非，是杨沧活在海校时的同学。两人私交很好，又曾一起在上海工作。他也是杨沧活那个俱乐部的成员，而且还是其中的核心小组成员。

南京解放前一天，毛却非奉调离开上海去广州接任“美颂”号军舰舰长。后来辗转到了香港。

杨沧活与毛却非一直保持着秘密联系。策反“美颂”号，就是杨沧活到香港的目的之一。

1949年10月，杨沧活与毛却非在香港见了面。当时杨沧活的公开身份是新闻记者。见面后，两人对起义问题做了周密商谈。毛却非还与舰上的电官、医官、枪炮官一起，到杨沧活那里筹划了起义的细节。当时决定于10月19日上午宣布起义。起义后即将“美颂”号驶往上海。

18日下午，起义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只等次日旭日东升之时，以升起五星红旗为标志，举行起义。

谁知起义计划被人泄密。这夜12点多，毛却非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准备随同毛却非起义的舰上官兵三十来人。起义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