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和分裂——边缘上的朝鲜（1945—1946）

[美]米勒特著+秦洪刚译

一

1945年8月28日，霍奇将军向第24军下达占领朝鲜的命令（“贝克四十”又名第55号作战令）。首要的任务是解除日军的武装，按预定计划接受日军投降，维持秩序，等待如何向朝鲜人移交权力的指示。日本驻首尔第17战区的司令官上月良夫中将呼吁美国尽快到达朝鲜，他说苏联人已经越过北纬38度线，占领了开城。在这样复杂的形势下，要想让日本人和平移交权力，美国必须尽快到达。虽然日本人已把权力移交给吕运亨的筹备委员会，但是，只有美国人的存在才能威慑苏联人不向汉江流域挺进。

麦克阿瑟和上级意见一致，他命令霍奇率领国第7步兵师离开冲绳，占领首尔和开城。原计划9月3日在金浦机场着陆，着陆之前霍奇收到日军第17战区作战官、朝鲜筹备委员会和朝鲜人民共和国三位代表发来的报告，说首尔的形势极不稳定，警察和示威人群已经爆发冲突并造成伤亡。他立即制定法令维持秩序、隔离日本人和朝鲜人，并于第二天向首尔派出第7步兵师的一个团，任命师长阿奇巴尔德·V.阿诺德少将担任首尔的军事总督。这样一来，即使9月9日下午日军正式投降后，除了阿部将军和他的警察总监之外，多数日本人依然在原来的岗位上工作。

美国人占领朝鲜的第一周，虽然仁川—金浦—首尔地区没有出现重大事件，但霍奇遇到的困难远远超过他取得的成绩，这使移交工作黯然失色。

随着盟军占领朝鲜之后第一个冬天的来临，两大占领区之间政治权力的不对称性更加严重。美国主导的军政府目前面临着一场威胁——霍奇占领当局和以前因在日本总督府任职而留有污点、目前极为混乱的朝鲜官员制订的“救济和恢复计划”的危机。由于缺少摆脱危机的良法，自由散漫和社会混乱给军政府带来极其沉重的压力。到1945年11月底，仍有1.9万名日本人留在朝鲜，同时来自中国、日本和苏联占领区的难民让南方人口陡然增加了130万人。由于当时煤和电力都在苏联的控制之下，而美国人只是控制着大米和火车。霍奇的经济管理员和分析人员预测，漫长寒冷的冬季会让煤和电力短缺情况变得更为严重。作为一种姿态，霍奇给苏联人发送了一火车皮的大米。

令人高兴的是，大米每年都会获得丰收，主要原因是大米的耕种一直是日本人战争计划的一部分。现在日本人投降了，根据美国人的分配计划，在装运到日本之前，收成似乎可以保证大米优先供应所有朝鲜人。1945年10月，军政府宣布目前正在实施的日本对大米收购和定价的规定作废，朝鲜人的农产品可以按照市场价格自由出售。按照朝鲜人民共和国做出的规定，地主从丰收的佃户手中征收的大米不得超过收成的三分之一。再加上土地改革——仅适用于以前日本人拥有的土地——和自由定价计划，军政府答应向所有朝鲜人提供大米，减少农村更激进的自治主义的吸引力。不过供应更多大米的承诺最后变成了一句空话：秋季暴雨毁掉了很多农田——如果不给丰厚的报酬，获得自由的农民会拒绝收割日本人土地上被遗弃的稻谷。同时投机商人利用分配制度留下的漏洞，把当年产的大米成吨地销往日本。虽然军政府重新对大米实行管控，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出台了政府采购计划，但为时已晚。

司法方面，到11月，阿诺德总督报告说朝鲜司法体系基本建立。朝鲜人针对美国人生命和财产的犯罪活动将由军事法庭审判，朝鲜的国家警察——总监是南朝鲜民主党内的改革派和接受过美国教育的赵平克——扩大了编制，新成员进入由美国人指导的警察学校重新训练，从警察学校毕业的新警员有1.3万人。在经济方面，为了恢复日企的活力，组建了一家政府机构——新朝鲜集团，董事有美国人和朝鲜人，朝鲜南部的工业实现了有限的复兴。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由朝鲜人民共和国支持的工人委员会已失去作用。

为了恢复朝鲜小学和中学文化的完整性，在霍勒斯·H.安德伍德和他儿子霍勒斯·G.安德伍德的建议下，教育部聘请了崔洪培教授——朝鲜基督教大学著名的朝鲜文化和教育专家——编写全新的教科书。经过将近三年的单独监禁，1945年崔教授走出日本人的监狱，他推出了自己为编写教科书（在监狱中）写下的笔记。新教科书清除的不仅有日本的文化灌输，还有两千多中国汉字。另外，在两位同事的配合下，崔教授所编写的教材可以用西方流行的方法——页码从前到后，翻页从左到右，阅读从上到下——印刷，这一改革可以利用现代的印刷机和打字机，印刷更为容易。事实证明，废除日本的教科书毫无困难，朝鲜人都用它烤火取暖。1945年11月，当首批新教科书准备发行时，在教科书出版商的鼓动下，焚烧日版教科书的行为变得难以阻止。在获得许可证、有人护送和密封协议的情况下，教科书由火车运送到各大城市，偏远的乡村只能用卡车运送。在崔教授亲自挑选的代表陪同下，教育部使用军队的卡车（有美国军官）和招募人员把教科书运送到全国各地。1946年1至3月期间，运送人员冒着恶劣的天气走在崎岖的道路上，行程8000公里，共运送教科书一百多万册。

霍奇对成立五花八门的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组织都持容忍态度，即使有的组织看起来很像共产党。仅在1945年12月，军政府就承认了农民协会全国联盟、朝鲜青年民主联盟、妇女联盟及大大小小五十多个宣称为政党组织的合法性。但霍奇无法容忍存在一个平行的政府。首先，他宣布除了驻韩美军和南朝鲜国家警察之外，所有军队或武装均为非法。因此他取缔了朝鲜人民共和国和朝鲜临时政府的武装，其中有一股人数有5万人，自称为“童子军”的武装，当中1.5万人年龄还不到18岁。军政府禁止穿“童子军”制服，1946年，童子军进行重新整编后成为一支真正的儿童组织，成员最小年龄为12岁。同时，霍奇得到麦克阿瑟将军和国务院的批准后，组建一支“警察预备役部队”，又称国家警察部队。最后这支部队代替美军士兵和南朝鲜国家警察负责日常治安，形成一支有强大凝聚力的防骚乱力量，也成为警察强大的后援力量。12月12日，他发布公告称：以朝鲜人民共和国名义进行的任何活动均为非法，而且凡是试图行使政府权力的人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1945年12月，影响朝鲜统一和独立的基本障碍并不是朝鲜人民共和国的残余力量，而是华盛顿的态度。

二

1945年秋，除了国务院及其媒体支持者和外交政策方面的精英人物之外，几乎没人对托管制寄予厚望。苏联已表示没有兴趣，除非美国允许苏联在美国方案已经将苏联排除在外的国家中拥有更大影响力。斯大林明确表态：决不放弃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在这些苏联流血解放的国家中，本国共产党可以成立亲苏政府。许多事件使新生国家把托管制视为纯粹的新殖民主义，然而本国领导人（确切地说是朝鲜）善意地将托管制视为临时政府的一种新名称——人民阵线。在当地共产党的支援下，这种想法不久就破灭了。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分子、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认为托管制是国际资本主义的阴谋，只会让那些新殖民主义的剥削者受益，继续奴役（当地的）农民和工人。而那些把托管制当作权宜之计的地方领导人则会得到一个最“喜爱”的英语称谓——走狗。美国不可能对亚洲国家一视同仁，1946年美国急忙让菲律宾独立，但是朝鲜则不然。从经济困境和社会动荡方面看，菲律宾和朝鲜的真正区别是：苏军没有占领距离马尼拉仅60公里的吕宋，或者帮助胡克巴拉哈普起义军在碧瑶成立共产党政府。

然而，美国国务院仍然认为托管制是朝鲜走向统一的潜在途径。1945年10月20日，约翰·卡特·文森特在向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表演说时阐明了这一立场。文森特的学说及随后美国媒体的反应令霍奇和他的顾问及每一位朝鲜政治领导人惊恐不安。不过表面看来，时间还来得及，因为国务卿伯恩斯计划去莫斯科会见苏联人，双方将讨论战后遗留的尚未解决的各种政治问题。霍奇期待着莫斯科会议能帮助解决美国占领区内的经济问题。然而对于苏联人会不会同意推动朝鲜独立和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任何计划，霍奇实在不敢乐观。霍奇、麦克阿瑟等认为最佳选择就是结束美苏两国的军事占领，让朝鲜人自己血拼去吧。尽管霍奇和麦克阿瑟坚持说托管制会令朝鲜人不高兴，然而美国国务院却固执己见。

尽管W.埃夫里尔·哈里曼大使提醒美国国务院说应谨慎取悦苏联人，但国务卿伯恩斯到达莫斯科参加外长会议（1945年12月16—27日），从而让人确信他仍有最后的机会和苏联谈判，达成有意义的协议，推动欧洲和亚洲的和平重建工作。对于可能达成一个统一和独立朝鲜的协议，他的最初方案包括大国托管的设想，时间可能是五年。美国和苏联占领当局成立一个联合政府框架，用相同的经济和运输体制统一两个占领区。但方案中既没将朝鲜排除在外，也没提及朝鲜的参与。除去复杂性不说，美国方案首先提供了国家建设的改革前景，随后才是成立一个单一的朝鲜政府。而苏联人的方案首先是成立朝鲜临时政府，然后才是改革。这反映了苏联人的乐观态度：朝鲜南北都不喜欢美国的托管观念，愤怒的朝鲜人民会加快奔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苏联人对伯恩斯的反应提出了对应的方案：美国和苏联应该在朝鲜成立一个能代表占领区司令官的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基本工作就是成立统一的朝鲜过渡政府，同时负责处理和经济一体化、旅行、政治活动、跨区通信、邮政服务、宗教自由等相关的特殊事宜。联合委员会可以考虑和维持公共秩序、分阶段撤退外国军队相关的方案。12月21日，除了在语言上做了较小变动外，伯恩斯接受了苏联的方案，而且在12月27日发布最终公报之前将内容透漏给了媒体。除了对东欧现实权力做出某些让步之外，朝鲜协议显然是盟军在新一轮合作中取得了胜利。除了朝鲜人民和军政府之外，似乎都对朝鲜托管表示满意。

在苏占区，《莫斯科协定》让苏联人找到解散曹晚植的民主党的理由——民主党反对托管制，曹和他的中产阶级教友（基督徒）对一个统一的朝鲜构成了威胁。1946年1月2日，曹召开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大会通过了一项反对《莫斯科协定》的声明。崔庸健和金策故意不参加大会。三天后，平壤人民委员会32名成员和五道管理局召开会议，讨论《莫斯科协定》的执行问题。投票表决通过了该协议，因为16名共产党的代表只要再有一票就能形成反曹的多数派。因此，曹晚植再次抨击《莫斯科协定》，并率领民主党代表退出大会。几天后，苏联宪兵逮捕了他，罪名是叛国谋反和勾结美日分子，然后把他软禁在高丽宾馆。几个月后，苏联人把他投进监狱，狱中他与疾病和孤独相伴，到1950年被处死。之后崔庸健接替民主党委员长的职位，民主党从此转为支持莫斯科的友好党派。

首尔对《莫斯科协定》的反应对霍奇将军、军政府和南方政治舞台上互不配合的主要“演员”来说意味深长。《莫斯科协定》的消息传到首尔后，霍奇尽力控制这一事件的影响，减缓朝鲜对苏联人通过联合委员会治理朝鲜带来的恐惧。李承晚也是爱莫能助，只好暂时保持沉默，静观日益混乱的时局。霍奇和宋蚩恩商谈，确保南朝鲜民主党不会匆忙做出判断，霍奇请他出面与金九和解。金九坚决反对托管，常常爆出煽动性的话语，有产生政变的企图。由于南朝鲜民主党忠实成员赵平克和张宅生及美国宪兵控制着警察部队，所以，临时（流亡）政府的地下武装、青年组织和街头暴民根本没有政变的机会。不过，霍奇不愿动用警力镇压他们。因为他仍然将他们视为奠定南方坚实和广泛政治基础和成立未来朝鲜政府（无论是否统一）的潜在的最佳力量。1945年12月29日至30日的夜晚，宋和金九进行密谈，但金九还是拒绝帮助霍奇，而且12月30日早晨，宋被与金九关系密切的刺客暗杀。宋是第一位在1950年之前被暗杀的政治领袖，但遗憾的是，这仅仅是开始。

三

霍奇解释说拟定的“监护”和“托管”条款听起来比其实际内容还要糟糕，而且他没有放弃一个统一的朝鲜的目标及让朝鲜人参与到管理进程之中，他试图借此来保持自己和《莫斯科协定》的距离。国务院安抚他，让他把经济问题作为联合委员会的工作重点。国务院的指示给霍奇优先解决经济问题留下了更大的空间。在通过媒体和电台致朝鲜人的公开声明中，他说朝鲜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朝鲜独立的障碍，而且军政府会解决目前的经济问题，联合委员会是朝鲜迈向独立的第一步。抗议活动只能延长托管期和恶化经济。和预测的一样，金九抨击了霍奇和《莫斯科协定》，并公开呼吁，号召朝鲜人举行罢工、游行示威、瘫痪军政府的工作、人身攻击霍奇手下的朝鲜雇员及美国人的合作者或支持者。他甚至几次下达指示，宣布要接管政府。霍奇实在是忍无可忍，他让金九到他的办公室，威胁要以叛国罪逮捕、监禁和处决他，金九则威胁说他要当场自杀。两人交锋到最后很滑稽地收场了：金九辩解说霍奇对他产生了误解，他和霍奇将军一样，对苏联人和（各国）共产党都有深深的疑虑;而在霍奇的心中，金九则取代了李承晚，进入了不值得信任的政治家黑名单。

然而，批评霍奇的人，尤其是有敌意的媒体和美国国务院认为他破坏了《莫斯科协定》，想让人们失去对伯恩斯和《莫斯科协定》的信任，“最高当局”应对他的无纪行为或有意行为进行惩处。很有可能的是，霍奇知道杜鲁门总统和战争部及麦克阿瑟将军对联合委员会持谨慎的保留态度。早在1945年12月30日，总统曾公开质疑伯恩斯的判断，麦克阿瑟自己的政治顾问也加入了批评《莫斯科协定》的队伍。霍奇曾和两位重要的访客——战争部参谋长罗伯特·帕特森和助理参谋长约翰·J.麦克洛伊讨论过这个问题。1946年1月当帕特森到达首尔时，霍奇提出辞职，并退出现役，但帕特森安慰他说，他本人和哈里曼大使及“参联会”都对他在朝鲜的坚强领导给予了高度评价，而且理解他的处境。实际上，当霍奇第一步踏上仁川海岸时，他一直在坚持原有的立场：他还承担着向朝鲜施加某种政治影响力的责任，在朝鲜的独立和统一问题上，增加美国和苏联人讨价还价的本钱。私下里，他认为朝鲜统一和独立希望渺茫，极不现实。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不顾苏联的抗议和不合作，在朝鲜南部建立独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