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房山古塔述论

李伟敏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 100009）



北京房山古塔述论

李伟敏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要】北京市房山区现存古塔100余座，居北京地区现存古塔数量之首，且历经唐、辽、金、元、明、清数代，多数保存至今。古塔形制多种多样，主要有密檐式塔、覆钵式塔、楼阁式塔、花塔等。房山区遗存至今的古塔以其发展历史绵长、数量众多、形制繁杂而独具特色，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宗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关键词】北京房山；古塔；形制

北京市房山区古称“幽燕奥室、神京右臂”，区内文化遗产种类繁多，其中现存数量众多的历代古塔独具特色，是房山历史文化遗产的大宗，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塔文化。据调查统计，房山区现存古塔100余座，居北京地区现存古塔数量之首，在全国范围内也较为罕见，其中包括唐代塔 8座、辽代塔 15座、金代塔 4、元代塔 4、明代塔 14、清代塔33、年代不详古塔 9 座。房山区遗存至今的古塔以数量众多、发展历史绵长、形制繁杂而独具特色，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宗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一、古塔分布

房山区古塔分布既广泛又相对集中。自唐迄清的100余座古塔，广泛分布在区内的韩村河、大石窝、史家营、青龙湖、周口店、张坊、燕山、佛子庄、窦店、河北、良乡、长沟12个乡镇。同时，这100余座古塔中的大多数又相对集中地分布在韩村河上方山一带和大石窝云居寺及其周边，仅此两处现存古塔77座，占房山现存古塔总数的68.75%。

房山区古塔数量众多与分布集中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背景有关。房山地处北京西部山区，区内群山逶迤，岩谷深邃，多奇峰异壑，是北京地区佛教文化发展及传播的主要区域，上方山、白带山更是自唐代以来就成为北京地区的佛教胜地。上方山“北连红螺，南压太湖，东负云风，西接百花诸山”，为“燕郊诸山之冠”，早在东魏孝武帝天平二年（535），百咏南禅师即来此来结庵清居，这是上方山建寺之始。《上方山志》收录北齐佛门弟子范阳张鲲撰《百咏南禅师塔记》，记载了百咏指南禅师在幽州上方山结茅开山建寺的史迹[1]。隋唐时期，以兜率寺为中心，上方山诸寺初具规模，辽金时期进一步兴旺，到了明代进入全盛期，上方山寺庵达到120座之多，清康乾年间，上方山寺仍存寺庵72座。一千多来，上方山成为北京西南著名的佛教名山和佛教圣地，上方山兜率寺南因此形成了一处较为集中的僧人墓塔，即上方山塔院，塔院内有历代僧人墓塔50余座，其中最早的是始建于辽咸雍六年（1070）的六聘山天开寺忏悔上人塔，清代墓塔居多。

白带山位于房山西南，因山腰常有白云缭绕,故名“ 白带山”，又以山坡多生莎题草得名“莎题山”。唐代称逐鹿山，因山上洞窟藏石刻佛经又称为“石经山”。山顶突起五座高台，僧人以之比拟古印度五天竺圣地，俗称“ 小西天”。云居寺位于白带山下，创建于唐初，是幽州著名古刹之一。隋大业中，僧人静琬发愿刻造石藏，并得到隋炀帝皇后萧氏及其弟萧瑀的大力施助。静琬于贞观十三年（公元六三九年）入寂，继其刻造石经事业者是唐总章年间的玄导、武周时期的僧仪，开元、天宝之间惠暹和玄法主持刻造石经得到了唐玄宗第八妹金仙长公主的大力施助，这一时期是房山石经刻造的全盛时期。晚唐时期，其中以贞元至元和期间，云居寺住持律僧真性得到幽州地方势力，特别是幽州节度使刘济的施助，所刻石经为多。辽代石经的正式续造，始于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前后。辽中后期，统治者奉佛之风日盛，石经刻造也在皇室的支持下复兴，并很快达到新的高潮。在辽圣宗、兴宗、道宗三帝的持续资助下，云居寺续刻了大量佛典。金代以后，房山石经续刻数量不多，但仍在持续。云居寺刻经始于隋末唐初，踵兴于盛唐，至唐末五代而中艳，辽金时代又转盛，元代只有一些补刻，至明末始告结束，前后历时近一千年，刻经百余部，经版万余块。延续千年的云居寺刻经，使其成为佛教圣地，被誉为“北京敦煌”、东土的“小西天”。因此，云居寺周边成为古塔分布较为集中的地方。

二、古塔形制

塔的概念与形制起源于印度的窣屠波，但这种外来的佛教建筑在传入中国以后，受中国古代建筑和传统思想的影响，大量融入中国古代建筑的典型元素并逐步发生变化，产生了新的形制并最终发展成为具有中国建筑特色的塔。

房山区现存古塔形制多种多样，从建筑造型和结构形式上来看，大体可以分为密檐式塔、楼阁式塔、覆钵式塔、花塔。

密檐式塔是砖石建造的一种佛塔式样，是多重的高塔建筑，形体较为高大，大多由塔基、塔身和塔剎三大部分组成。因塔身各层间的距离很短，塔檐紧密相接而得名。塔身的内部一般是空筒式的，不能登临眺览。塔身第一层多有仿木构建筑装饰。房山区现存古塔中密檐式塔数量最多，时间横跨唐至清诸朝，以辽金时期密檐式塔居多。各时期古塔密檐式塔特点突出，唐密檐式塔平面四方形，基座较矮，塔身无斗栱，首层塔身无装饰，叠涩出檐，葫芦刹，以石塔为主。典型者如云居寺北塔四周的4座唐塔与西安小雁塔、河南嵩山法王寺塔同属一型而以石建，形制相近，均为七级密檐石塔，造型典雅，图案精美。四塔上部模仿多层式楼阁，下部用石板砌成方形龛窟，第一层正面辟方门，其上饰以浮雕宝珠形券面，两侧金刚挟卫。辽代以后，密檐塔的平面形状则以八角形为主，建筑材料以砖石为主，如始建于辽天庆七年（公元1117）的云居寺压经塔。明代密檐式塔的突出特点是须弥座与塔高之比较之前大大增加，平面形式有六边形、八边形两种，如建于明永乐年间的姚广孝墓塔。密檐塔塔身的层数绝大多数都是阳性数目的三、五、七、九等，未见层数为二、四、六、八等阴性数目。

楼阁式塔是西方高台实心的窣堵波和中国传统的楼观建筑这两种形式互相融合后的产生极具中国特色的建筑形式，在中国古塔中历史最悠久、体形最高大，也是汉民族所特有的佛塔建筑样式。这种塔的每层间距比较大，一眼望去就像一座高层的楼阁。形体比较高大的，在塔内一般都设有砖石或木制的楼梯，可以供人们拾级攀登、眺览远方，塔身的层数与塔内的楼层往往是一致的。有的塔外还有意制作出仿木结构的门窗与柱子等。房山区现存古塔中楼阁式塔数量较少，仅有良乡多宝佛塔、天开塔、铃铛塔，皆为砖石古塔。其中良乡多宝佛塔为现存楼阁式塔中最高的一座，该塔位于房山区良乡镇东关村燎石岗上，建于辽咸雍四年（1068），平面八角形，为一座五层楼阁式空心砖塔，高约36米。塔身入口位于基座之上的首层塔身。塔身每层高度逐级递减并向内收分。塔身东、南、西、北四面开拱券式门洞，其余四面设盲窗，从塔身第二层起，每层设砖雕斗栱，可以推测该塔塔身四周原有木质的平座围栏和塔檐来供人登临远眺。塔身内部设有砖砌的楼梯，可以盘旋至塔顶。塔刹为在一层须弥座上砖砌莲花瓣，莲花瓣正中为刹身，上置宝珠。

覆钵式塔在中国古塔各类形制中最接近印度原始的“窣堵波”。覆钵式塔的特征非常明显，塔身部分是一个平面为圆形的覆钵体，下部有须弥座承托，上部安置着高大的塔刹，塔刹由须弥座、十三天、宝盖、宝顶几部分组成。覆钵式塔以其独特的结构体系和典型的藏式风格闻名于世，由于这种塔多为喇嘛教（也称藏传佛教）所使用，所以又被称作“喇嘛塔”。又因为它的形状很像一个大型的瓶子，因此也俗称为“瓶式塔”或“宝瓶式塔”。梁思成先生认为瓶形塔之出现为元明清时期“佛塔建筑一新献，而在此数百年间，各时期亦各有显著之特征。元、明之塔座，用双层须弥座，塔肚肥圆，十三天硕大，而清塔则须弥座化为单层，塔肚渐趋廋直，饰以眼光门，十三天廋直如柱，其形制变化殊甚焉。”[2]

房山区现存古塔中覆钵式塔数量较多，除云居寺北塔和双泉沟和尚塔外，其余覆钵式塔均为明清时期所建，多为僧人墓塔，如谷积山东塔、韩村河镇上方山塔院的雪凭泉公和尚灵塔、怡公和尚灵塔、恩公和尚塔、修道禅师灵塔、大和禅师灵塔、月公禅师灵塔、玉公禅师灵塔、冲宸科公禅师塔、圆通禅师塔、了尘和尚塔、十方普同塔、浩如泉公灵塔等。房山区现存明清时期的覆钵式塔是高僧、和尚死后墓塔的主要形式，分为石塔和砖塔两种，由须弥座、覆钵状塔身、十三相轮、华盖和塔刹组成，塔身上常常嵌有塔铭。

花塔又称华塔，是造型独特的佛塔。花塔出现于唐末，盛行于宋、辽、金时期，到元代基本绝迹。花塔总体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为亭阁式或密檐式塔身，上部位圆锥形塔冠，塔冠装饰复杂，表面密布着各种精细的浮雕，多为莲花瓣、佛龛、佛像、菩萨和神兽等佛教题材，表现的是佛教华严宗的莲花藏世界。花塔有单层的，也有多层的。花塔存世数量很少，造型却独具一格。其主要特征是在塔身的上半部装饰繁复的花饰，看上去就好像一个巨大的花束，其造型可能是从装饰亭阁式塔的顶部和楼阁式、密檐式塔的塔身发展而来的，用来表现佛教中的莲花藏世界。房山区万佛堂花塔始建于辽代，塔身平面呈八边形，通高约20米。塔下部为高大的须弥座，首层塔身采用辽塔常用的式样，正面开券门，门旁雕有金刚力士，其余四面砖雕直棂窗。塔身出挑斗拱以承托塔檐，檐上有斗栱平座以承托巨大的圆形花束状塔身。花束状塔身自下往上连续做单层屋宇形佛龛，共九层屋宇，将塔围成圆形，而且逐层收分。由若干个佛龛组成的塔身上部装饰有各种繁复的花饰，看去如同巨大的花束。佛龛下面头部朝外的狮、象半身雕像上面所托佛龛里的主人分别是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整个圆形花束状塔身几乎占全塔高度的二分之一。最上一层为单层亭阁式小塔，塔顶冠以八角形小阁式塔刹，结顶为宝珠。塔身上有咸雍六年（1070）、寿昌七年（1101）题记。

此外，房山区现存清代古塔中还有少数六角柱状石塔，均位于上方山塔院，如清顺治十四年（1657）的十方普同塔、乾隆二十年十方普同塔、云融之塔、随缘幻迹塔。其中的普同塔是中国佛塔中比较特别的一类，又称普济塔。作为亡僧集体安葬之所，普同塔在宋代后逐渐兴起，明清时较为兴盛。

三、古塔特点及价值

塔作为佛教的神圣建筑，是佛教徒顶礼膜拜的对象，佛塔具有宗教性质。修建佛塔的目的是为了供奉佛舍利或佛经、法器等佛教物品，佛教中有见塔如见佛的传统。修建佛塔的另一主要目的是为了纪念释迦牟尼，因此佛塔还是一种具有纪念性质的佛教建筑。除了舍利塔、纪念塔外，佛教中尚有一种奉献塔，仰造塔庙，供养作福，建塔的目的是在积功德和求福佑。佛塔传入中国后，不仅在形式上不断地推陈出新，而且随着佛教世俗化的发展，塔还具有了镇风水、兴文风、点缀山水风景、登高瞭望等功能。

房山区现存古塔的性质和用途主要是积功德，瘞藏、供奉舍利，埋葬高僧灵骨。如云居寺北塔周围的四座唐塔塔身铭文表明，这几座唐塔多为世俗信众所立，目的是在积功德和求福祐，并非高僧墓塔，与丧葬无涉。房山现存辽、金、元、明、清各时期的塔以舍利塔和出家僧尼的墓塔为主。如天开塔、云居寺南塔为舍利塔，六聘山天开寺忏悔上人塔、琬公塔、五级密檐灵塔、广公禅师塔、严行大德灵塔、双泉沟和尚塔及上方山塔院中的众多塔均为僧人灵塔或墓塔。

房山区古塔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古塔数量众多，房山区现存古塔100余座，是北京地区现存古塔数量最多的区县。二是古塔建造持续时间长，发展历史绵长。房山古塔兴起于隋唐，发展、繁丽于辽金时期，元明清时期仍在不断重建、修葺或兴建。绵延不断的房山古塔史，见证了房山乃至北京地区佛教兴起、发展、繁荣及衰落的整个过程。三是古塔形制种类多样。从建造材料来看，有石塔、砖塔及混合材料等。从构造形态来看，有密檐式、楼阁式、覆钵式、花塔等。从平面形状来看，有方形、八角形、六角形、圆形等。从用途和性质来看，有佛塔、舍利塔、僧人墓塔、观景塔、瞭望塔等。四是古塔价值特别重要。

房山古塔作为中国佛教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房山现存古塔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房山古塔是研究古代建筑的重要实物资料。梁思成先生认为唐宋的寺塔“起源于印度，非中国本有的概念，但结果仍以中国风格造成成熟的中国特有艺术，驰名世界”[3]如云居寺周围的唐塔是北京地区现存最早且最为集中的一批古塔，梁思成先生认为唐塔是研究唐代佛塔重要的实物资料。始建于辽代的万佛堂花塔精巧精美，造型却独具一格，是目前存世极少的花塔。始建于辽咸雍四年（1068）的良乡多宝佛塔每层塔檐下施砖仿木重翘单昂七踩斗栱，平座上檐施砖仿木单翘单昂五踩斗栱，是北京仅存的一座辽代仿木结构的楼阁式砖塔。

第二，房山古塔为北京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房山古塔塔身多刻有塔铭，塔铭大多记录建塔的时间、人物、缘由、经过等，为我们准确判定古塔建造年代及进行古塔分类研究古塔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塔身铭文还以不同的文体和表述方式，记录了当时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战争、典章制度、人物事件、宗教文化、民风民俗等多方面的史实，其中一些反映具体历史“细节”的记述，可以证史补阙，为北京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景云塔“石浮图铭并序”铭文、太极塔“大唐易州石亭府左果毅都尉蓟县田义起石浮图颂” 铭文、开元十年塔“大唐易州新安府折冲李公石浮图之铭”、开元十五年塔 “大唐云居寺石浮图铭并序”，金仙公主塔《山顶石浮图后记》等铭文，对研究北京及周边地区唐代前期佛教文化、风俗、社会历史、宗教信仰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忏悔上人塔“六聘山天开寺忏悔上人坟塔记”中忏悔上人曹守常主持天开寺“所度白黑四众二十馀万”的记载反映辽代北京地区信佛成为社会风尚。压经塔“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 记载了辽圣宗、兴宗、道宗诸帝赐钱刻经及通理大师刻经的史实和所刻经文的详细目录。严行大德灵塔的“大金故慧聚寺严行大德闲公塔铭并序”包含历史信息丰富，反映出辽末至金初时期的政治、经济、宗教等多方面的史事，特别是铭文中有关正隆二年海陵诏“削降王爵”历史事实更为同类文物前所未有，其证史作用之巨，不言而喻。除塔身铭文外，天开塔地宫小塔铭文详细记载了天开塔建造时间、缘由及历次重修经过。开天塔创建于唐贞观十三年，由良乡护世僧人法询、法艺主持修建。形制为九级密檐式，落成于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历时24年。塔建成后在唐玄宗开元七年（719）进行了一次修补。以后时深岁远，历经风雨剥蚀，塔渐至倾圮。辽乾统九年，在残塔遗址上发现佛舍利，严陵洞僧人及四众一致推举五侯村刘孝贞为头领，主持修复天开塔。这些铭文中所记人、事或不见于史，或见于史而记载甚简，铭文在弥补史乘不足的同时也为探究辽金佛教信仰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第三，房山古塔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房山古塔作为艺术遗产的主要组成分布，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良乡多宝佛塔须弥座上的佛像和狮首造型各异，形象生动，是辽代雕刻艺术的精品。云居寺四周唐塔上的铭文书法及其优美，为书法家所珍视。明代周忱在其《游小西天记》中盛赞，“（云居寺）墀中有唐时所建石浮图四，皆勒碑其上。……予次第读之，爱其字画清奇，皆有虞褚法，因叹此地由唐末五季沦入契丹，若使宋有其地，则淳化阁本，此数者岂可少哉！”[4]金严行大德灵塔造型精美，更是集造型艺术、书法艺术于一体的石刻精品，是金中都建筑艺术与石雕艺术结合的典范。

参考文献：

[1]（乾隆）《上方山志》卷四，《百咏南禅师塔记》.

[2]梁思成.中国建筑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3]梁思成.中国建筑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4]溥儒辑，杨璐校点.《白带山志》卷八[M].北京：中国书店，2009.

作者简介：李伟敏（1970-），女，河南偃师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史、北京考古。

【中图分类号】K928.75

【文献标识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