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场所无礼行为的溢出和交叉效应：超越职场范围的负性作用机制*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心理学系,武汉 430072)

1 前言

工作场所无礼行为,作为“一种低强度的、意图模糊的和违背组织尊重规范的人际越轨行为”(Andersson&Pearson,1999),其发生通常会带来很多消极的结果。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工作场所无礼行为给接收者带来的消极结果(表1对此进行了梳理)。工作场所无礼行为会增加接收者的压力水平,引起接收者的消极情绪和情感以及不良的应变行为。在工作场所无礼行为对接收者应变行为的影响过程中,接收者的消极认知(比如,人际不公平知觉)和消极情绪具有中介作用,且个人特征(比如,情绪智力、情绪稳定性、归因、心理弹性、应对策略和自我评价等)和环境因素(比如,社会支持、团队规范和共享无礼行为等)起调节作用。此外,工作场所无礼行为对接收者应变反应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比如,工作场所无礼行为的男性观察者报告的不公平知觉(M iner&Cortina,2016),愤怒、恐惧和焦虑情绪更多(M iner&Eischeid,2012);而对于女性观察者而言,观察到的无礼行为与幸福感的直接关系更强(M iner&Cortina,2016),且表现出更多的士气消沉(M iner&Eischeid,2012)。

不仅如此,工作场所无礼行为的发出者也会受到该行为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表2对此进行了梳理)。自Andersson和Pearson(1999)提出无礼行为的“螺旋上升效应”,探讨无礼行为的恶化升级——表现为无礼行为和强度更大、意图更明显的人际越轨行为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是现有研究的一大热点(Beattie&G riffin,2014;Lim,Cortina,&M agley,2008;Wu,Zhang,Chiu,Kwan,&He,2014)。消极的互惠规范是理解无礼行为恶化升级的重要因素,它强调人们必须对他人的虐待进行回报,即报复是对虐待的适合反应,因为它有助于维持发出者和接收者双方力量的平衡,确保人际交往中的公平性(Wu et al.,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