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批判与经济批判之生成性统一：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范式的内生逻辑及其当代观照

余京华

道德批判与经济批判之生成性统一：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范式的内生逻辑及其当代观照

余京华

道德批判与经济批判之生成性统一是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范式的内生逻辑，其对于当下道德治理具有深远的现实观照意义。当下，以“道德失范”和“诚信缺失”为主要表征的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治理，需要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范式为指导，构建科学而有效的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批判范式。首先，秉持“道德批判当先”的理念，是合理构建当下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批判范式的逻辑前提。在此基础上，坚持道德批判与经济批判之自觉契合，是构建当下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批判范式的现实诉求。

道德批判；经济批判；生成性统一；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范式；内生逻辑；当代观照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道德问题的批判理论和批判实践，历经了从基于“道德评价优先视角”的纯粹道德批判到道德批判与经济批判生成性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范式的深刻嬗变。在此种嬗变中，历史唯物主义将抽象的道德批判置于科学的经济批判之现实根基之上，不仅赋予道德批判以深厚的现实根基和深邃的经济本性，亦在经济批判中追问资本主义道德困境和文明弊端得以产生的深刻经济根源，赋予经济批判以深厚的道德旨趣，从而确立起道德批判与经济批判之生成性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范式，实现了道德领域批判范式之革命性变革。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范式是马克思反思并追问资本主义“道德正当性”的科学批判范式，其对于构建当下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批判范式，提升道德治理实效性，具深远的现实观照意义。

一、道德批判与经济批判之生成性统一：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范式的内生逻辑

马克思从《莱茵报》时期到1844年着手研究政治经济学之前，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哲学批判是以道德批判为切入点的，其批判理论和批判实践之价值旨趣主要在于批判资本主义道德问题及诸种反人道现象，正如迈斯纳所言：“马克思最初反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的伦理的批判，而非经济的批判”[1]（P202）。这一时期，由于看不到客观的经济关系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没有认识到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资本主义道德问题滋生和蔓延的经济根源，马克思的道德批判呈现出鲜明的唯心主义色彩，道德批判与经济批判尚处于二元分立状态。不过，这一时期，马克思在与现实经济的接触中也逐渐意识到抽象的道德批判显得有些苍白无力，这促使其将两种批判逐步从二元分立推向自在契合，并最终于其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范式中实现了生成性统一和自觉契合。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的道德批判与经济批判从二元分立走向自在契合的重要探索性著作。《手稿》虽然总体上立足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伦理学立场，表达出对资本主义病态体制将生产仅视为“财富的生产”而非“人的生产”、漠视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强烈道德义愤，但与思辨哲学的抽象批判方法不同，其不仅注重道德批判，亦特别关注“当前的经济事实”[2]（P267）。马克思强调道德批判和道德研究要以经济事实为依据，声明“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3]（P111）。《手稿》运用“异化劳动”这一经济学概念，对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资本增值和雇佣关系等异化的经济关系进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由此探寻资本主义道德问题及诸种反人道现象产生的经济根源，相对于先前基于“道德评价优先”视角而构建的纯粹道德批判范式而言，无疑是一种扬弃和超越。不过，《手稿》的判范式总体上仍是一种抽象的人本主义道德批判，道德批判处于“显性”状态和强势地位，而经济批判则处于“隐性”状态和弱势地位。陈先达曾就此指出，《手稿》虽揭示了经济发展的必然性，但其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却是以人的本质为评价尺度，“以人性为尺度，只能是主观的、任意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4]（P142），无法规避主观的道德评价色彩。总体而论，道德批判与经济批判在《手稿》中的初步契合只是自在契合而非自觉契合。

由《手稿》所萌发的道德批判与经济批判自在契合的批判范式，至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际，发展为两种批判得以生成性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范式。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范式反对和摒弃的只是抽象的道德批判而非道德批判本身，从“道德评价优先”转向“历史评价优先”，走向人类历史的深处并以历史发展规律和政治经济学为研究主旨，却从未摒弃道德批判这一维度。其不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作纯客观描述和纯实证研究的“道德无涉”的、单维度的经济学批判范式，而是在经济批判的基础上始终秉持道德批判的必要性、可能性和重要性，对资本主义道德问题作出淋漓尽致的道德批判。标志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从道义上强烈谴责资产阶级“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冷酷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蔽着的剥削”[5]（P363），痛斥资本主义使人类道德坠入历史的深渊；标志“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6]（P163）的《资本论》更是以悲愤的笔调痛斥“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7]（P871），抨击资本“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穷、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7]（P743），鲜明地表征出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范式饱含深厚的道德批判意蕴。伊斯坎达尔·阿萨杜拉耶夫在《马克思的道德贡献》中曾指出，“源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个无法容忍其周遭生活中所有丑陋现象的人的最高道德”[8]。道德批判始终是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范式的基本维度和内在张力。

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范式与空想社会主义的道德批判立场有着实质性区别。后者立足于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仅诉诸道义尺度和价值理性对其发出淋漓尽致的道德批判，并未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的深层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并由此探寻资本主义道德困境和文明弊端得以产生的深刻经济根源。故而，其批判理论虽具道德合理性，却是非科学的，陷入浓厚的人文性、浪漫性和空想性，难以对资本主义真正作出有力的道德批判和有效的道德治理，不满于现实却又无补于现实，批判现实却又无益于现实之破坏、变革和重建。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中指出，道德问题“不能归结为类似的简单的良心问题和关于公平的词句”[9]（P334），他鄙视那种从狭隘的道德立场出发去批判资本主义的“批评化的道德家和道德化的批评家”[9]（P329），将其笑讽为“田园诗人”[9]（P329）。在马克思看来，道德批判若不从现实的经济关系出发，不置于经济批判的现实根基之上，就无法摆脱抽象、教条和空洞的苑囿，其对于社会道德现实的批判和治理难免就会苍白无力。基于此，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范式虽肯定道德批判的现实性力量，却并未停留于单纯的、理论化的道德批判层面。道德合理性与经济合法性始终是历史唯物主义追问、反思并批判资本主义道德的两个基本维度。

在马克思看来，对资本主义道德之“高姿态”的批判和超越若不是置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之理性分析和批判的基础之上，就会误入空想社会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批判的窠臼。他强调，要改变不合理的道德现实，就必须真正克服道德与经济之二元对立，从现存的经济事实出发，“把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的科学研究作为唯一牢靠的理论基础”[10]（P137），深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部探寻其道德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恩格斯在驳斥永恒道德论时亦指出，“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11]（P156）马克思曾强烈批判卡尔·海因岑妄图用道德上的正义词句来改变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荒谬做法是“从历史的领域逃到道德的领域”[9]（P338-339）。在他看来，主观的道德批判固然必要，却不能替代和消融现实的经济批判；游离于经济维度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纯粹的批判性道德反思，虽具一定的伦理道德价值，却并不是科学的。鉴于此，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范式的过程中摒弃了早年的抽象道德批判，把对道德、宗教和法等“副本”的批判与对经济关系等“原本”的批判相对照、相统一，日益自觉地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经济结构、经济关系及生产方式的内部，从现象到本质由表及里地进行剥离与剖析，在宏观的经济学视域下揭露并批判了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经济体制及异化的经济关系，并在经济批判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道德问题作出批判性道德反思，对未来伦理制度作出实质性道德重构，从而找寻到了资本主义道德堕落的深刻经济根源及其必然被超越的现实依据，最终确立起道德批判与经济批判之生成性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范式。对此，列宁曾指出，“请注意，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唯物主义的批判，只有这种批判才是科学的批判，这种批判就是把政治、法律、社会和习俗等等方面的事实拿来同经济、生产关系体系，以及在一切对抗性社会关系基础上所必须形成的各个阶级的利益加以对照”[12]（P82）。

概言之，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范式立足于经济批判深入探寻资本主义道德问题产生的深刻经济根源，在经济批判中彰显深刻的道德批判意蕴，亦赋予道德批判以深厚的现实根基和深邃的经济本性，实现了道德批判与经济批判之生成性统一，成为人类道德领域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批判范式。

二、道德批判当先：构建当下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批判范式的逻辑前提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包括人的思想道德观念的巨大进步，亦出现了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的以“道德失范”和“诚信缺失”为主要表征的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温家宝曾指出：“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法治的推进，文化建设有了很大进步。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13]为了解决过去遗留的及新近产生的道德领域突出问题，建立长效的道德发展机制以提升道德文化软实力，中共十八大报告在阐述“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布局时，作出“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的重大工作部署。为此，我们须以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范式的逻辑思路和方法论原则为模本和指导，深刻把握道德批判的必要性、可能性和重要性，秉持道德批判当先的道义立场并以此为逻辑前提，积极构建有效的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批判范式。一方面，要用鲜明的道德批判话语深刻彰显道德哲学的正义立场，充分发挥历史唯物主义道德批判精神的现实性力量；另一方面，要在道德批判中“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4]（P31）。

当下，有一种笃信“道德无用论”甚至“道德虚无主义”的片面认知和社会心态，断言道德批判是不必要的、无效用的，应对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之根本出路在于加强法制建设和厉行法律惩罚。其理由是：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日趋严峻和复杂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永远无法规避和根除的必然性代价和副产品。由此，对中国人道德生活前景持浓厚悲观态度和极度失落情绪。这种认知和心态其实由来已久，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呈现便是“改革代价论”，其存在和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下我们能否以及如何在道德批判中重建适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新的伦理观念和道德秩序的问题。对此，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唯有“破”字当头方可“立”在其中，唯有坚持道德批判当先并以此为逻辑前提，才能在批判中重建合理的伦理道德关系和新型的伦理道德体系，有效应对道德领域突出问题。

从实践逻辑理性来看，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二律背反”的悖论特性，其“解悖”之出路固然离不开法制，但逻辑前提还是道德批判当先，积极而审慎地开展道德批判和道德重建。道德批判绝非一种可有可无的软力量，而是承担着“扬善”和“抑恶”的社会职能，用“应当—必须”和“不应当—不准”的命令方式，发挥着引领道德进步的重要作用。[15]从长远看，道德批判能够为培育市场经济下的“道德人”，建构“道德人”与“经济人”的新型关系，以及促进公平竞争、积极进取和务实诚信等新型道德体系的形成，奠定坚实的人文道德基础，营造惩恶扬善的道德舆情。市场经济在其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中，不仅会日益自觉地推动经济发展，且终将华丽地转变为一种真正推动道德进步的“道德经济”，最大程度地实现自身的历史必然性与道德合理性之自觉契合，从而得以“解悖”。

当下，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复杂化、道德整体功能的弱化及道德现实意义的边缘化，亟待道德以批判性姿态回归公众视野，让公众充分意识到根除“恶”现象的必要性，对道德理想淡漠、道德价值异位、道德评价失衡和道德行为扭曲等道德乱象发出深情的道德呐喊、深邃的道德反思和深刻的道德批判，强化自身的道德危机感和道德认同感，推动整个社会形成弃恶扬善的道德舆情。游离于道德批判，道德本身内蕴的审判性、纠偏性和批判性的现实性力量就会无限萎缩甚至窒息，其在现实的道德呼唤面前就会陷入“失语”状态，这无论对于当下的批判理论研究还是批判行为实践而言，都是可悲可叹的。

秉持道德批判当先这一逻辑前提构建当下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批判范式，须厘清两个基本问题：

其一，道德批判应批判什么，不应批判什么？首先，道德批判不应批判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本身，而应批判两者所带来的“恶”的问题。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推动中国经济步入“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转型时期。“黄金发展期”的出现印证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具有推动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而“矛盾凸显期”滋生的诸种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也不能简单归咎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本身，而是各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故而，道德批判不应批判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本身，而应批判两者所带来的“恶”的问题。其次，道德批判不应批判物质利益需求本身，而应批判现实中不合理、不合法的利益诉求所引发的见利忘义、损人利己和权力寻租等道德领域突出问题。马克思非常重视个人的正当物质利益，他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3]（P286），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亦说过，“‘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法定要受物质的‘纠缠’”[3]（P533）。真正科学的道德批判不应批判一切物质利益本身，不是要宣扬超功利的道德至上主义或禁欲主义，要求人们淡化甚至放弃自身的合理物质利益诉求，而是应适时而有力地批判那些具有道德非合理性的利益诉求及其引发的“恶”现象，并引导人们在道德实践理性的指引下合理诉求个人正当利益，注意审视和矫正自己在利益诉求过程中的偏轨行为。再次，道德批判不应批判在旧的经济体制中衍生出的一切传统道德，而应批判传统道德的糟粕；不应批判在新的经济体制中催生出的一切新道德，而应批判新“伦理观念”（恩格斯语）的“先天不足”。

其二，如何有效地推进道德批判？道德批判不可呈现为坐而论道或举目皆文章，搞所谓的道德说教，而是须以健全的道德体制、法律制度及其有效实施为制度保障，逐步实现制度化、常态化和长效化。现阶段，我国在道德体制的制度化、规范化及其监督和实施的常态化和执行力度等方面尚存缺憾，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道德批判的实效性。道德要现实地发挥自身的批判性力量，需要社会逐步实现道德教育体制、道德评价体制、道德监督体制和道德奖惩体制的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引导作为道德批判行为主体的公众明确：道德批判应批判什么、不应批判什么，怎样进行道德批判及如何监督和惩处道德批判视域下的被批判者，从而理性地进行道德批判，提升其实效性。鉴于此，我们须建立健全道德体制，强化道德监督和实施的力度。同时，要将道德批判与法制建设贯通起来，在实践逻辑的意义上构建道德评价和法律惩罚的内在关系，为道德批判之有效推进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学界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中提出的诸多意见及中共十八大以来关于道德治理研究的相关成果，都是值得借鉴的。

三、道德批判与经济批判之自觉契合：构建当下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批判范式的现实诉求

道德批判与经济批判之生成性统一是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范式的内生逻辑，其不仅适应于马克思所生活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亦适应于当代中国应对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批判理论研究、批判行为实践及批判范式构建。在现实的道德国情下，我们须以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范式为理论指导和借鉴，既要秉持道德批判当先，又要立足于经济批判并始终坚持两种批判的自觉契合，这是构建当下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批判范式的现实诉求。

道德批判固然能够针砭时弊，是构建当下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批判范式的逻辑前提与题中应有之义，却不能成为道德批判理论与道德批判实践之终极归宿，而是须与经济批判内在地、自觉地契合。只有将道德批判置于经济批判的现实根基之上，深刻把握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产生的客观规律和经济根源，道德批判的作用才能恒久，道德的社会权威才能重振。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11]（P99）。在现实社会中，经济落后往往是引发道德问题的经济根源，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3]（P538）；而经济的快速发展所内生的诸种矛盾和弊端，也会引发道德问题的产生，甚至导致道德危机的频发。忽视、漠视甚至无视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产生的深刻经济根源，将其简单还原为纯粹的道德问题，并运用主观逻辑推导出道德治理的主要路径——惩治个人或完善社会道德规范，而规避对现实中不合理的经济体制和异化的经济利益关系作深入的经济分析和经济批判，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产生的经济劣根性就无法根除。不作如是观，其逻辑走向必然是：我们进行成千次的道德批判，接踵而至的却是成万个新的道德问题，弘扬道德也只是一种奢谈。就道德论道德，以道德治道德，实质上是将道德本身变成游离于经济本性和实践理性的“神话”，终将陷入泛道德主义的苑囿，不仅难以真正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还会加剧社会的“道德困惑”和“道德恐慌”。

当代中国诸多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滋生并非道德体制或道德规范本身所致，而是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使然，故而，不仅要“批判道德”，亦要“批判经济”。我国现阶段经济制度总体上适应生产力发展，在“归根到底”意义上为道德进步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然而，也必须理性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实的生产活动、经济活动中存在的诸多矛盾与弊端，又成为诱发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深刻经济根源。经济理性至上、GDP挂帅和经济利益独尊等错误思想必然会导致经济生活中道德失范问题日趋严重，人文价值理性日趋式微。在当代社会，人们急需重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市场经济的本性是以功利性和竞争性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其形成的利益驱动机制及其内生性的复杂、异化的经济利益关系等矛盾和弊端，诱发诸多商家为实现“低廉成本、高利回报”的经济目的而不择手段地降低生产成本，制造劣质商品，唯利是图、物欲膨胀和拜金主义等道德乱象不断滋生并蔓延，某些商家甚至不惜为此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对此，哈贝马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如今，市场语言无孔不入，把所有的人际关系都纳入以强调自我利益自我优先权为导向的模式……权力和财富成为人所追求的最高目标”[16]。毫无疑问，经济利益追逐的泛化和越位所引发的“道德风险”已不能简单归责为个人道德境界问题或社会道德规范问题了，而是有着市场经济秩序的失调、经济利益关系的异化和市场准入制度的不完善等复杂、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基于此，我们在构建当下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批判范式的过程中，就不能简单停留于道德批判层面并将“道德批判”等同于“批判道德”，而是要深入市场经济内部，对市场经济体制及其内生的利益驱动机制作深入的经济分析和深刻的经济批判，通过宏观调控和微观调节等举措，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并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积极构建利益驱动机制与经济利益关系的正相关系，以整建经济新秩序并重建道德新秩序。再如，对于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成果分配不公，不同地区、行业和群体贫富悬殊较大等社会正义缺失问题，我们的批判也不能仅仅拘泥于道德批判，而是需立足于经济批判，对生产力不发达、区域发展和行业发展不平衡及“丰裕中的贫困”等经济现状进行深刻的经济批判，并由此探寻正义缺失的深刻经济根源，找寻到发展生产力、统筹区域发展和行业发展及完善国民收入再分配制度的合理方式。[17]通过经济批判有效解决经济问题，就能为诉求和践行社会正义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提供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对策与路径，并为道德治理赢得广泛的大众心理支撑，由此形成经济与道德相得益彰的良性循环机制。

综上所论，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须深刻总结并历史传承马克思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范式，一方面要秉持道德批判当先，另一方面应坚持道德批判与经济批判之自觉契合，既要对道德领域突出问题进行有力的道德批判，亦应立足于经济批判，深入剖析诸种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产生的深刻经济根源，致力于构建“道德批判”与“经济批判”相契合的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批判范式及“道德治理”与“经济治理”相统一的道德治理模式，以期有效应对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提升道德治理实效性。

[1]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陈先达.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列宁.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A].列宁专题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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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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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钱广荣.道德治理的学理辨析[J].红旗文稿，2013（13）.

[16][德]哈贝马斯.知识与信仰[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1）.

[17]李故新.西斯蒙第对良好道德的追求与我国企业营销伦理构建[J].湖湘论坛，2016（3）.

余京华，巢湖学院副教授，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前道德领域突出问题及应对研究”（13AZX02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及其当代观照研究”（12CZX006）；2016年度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gxyqZD2016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