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设计思想的伦理意蕴

徐平华

墨子设计思想的伦理意蕴

徐平华

“以人为本”、“以用户为中心”是当前设计界的重要理念，恰是儒家“爱有差等”的“仁爱”精神在设计中贯彻的结果，可导致“设计异化”，而这恰是设计界亟待解决的难题。而墨子设计思想中蕴含丰富的伦理意蕴，包括：“兼相爱”的设计伦理原则，“利人”、“节用”、“非乐”的设计伦理标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设计伦理目标，主张以“爱人若己”的“兼爱”伦理，取代“爱有差等”的“仁爱”伦理，简称“设计义治”。对解决这一难题有重要启示。

墨子；“设计异化”；“设计义治”；设计伦理

“以人为本”、“以用户为中心”是当前设计界的重要理念，恰是儒家“爱有差等”“仁爱”精神在设计中贯彻的结果，却可导致“设计异化”。

所谓“设计异化”即设计由造福人异化成祸害人，是人类亟待解决的难题。其根源是多方面的，其中设计伦理①的缺失甚至偏差是重要原因，已严重制约中国设计健康及可持续发展。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

墨子设计思想中包含丰富的伦理意蕴。“义”是其伦理总则和精神实质，其设计伦理也源自“义”，故其设计伦理之治可概括为“设计义治”。“设计义治”主张以“爱人若己”的“设计兼爱”，取代“爱有差等”的“设计仁爱”，对医治“以人为本”、“以用户为中心”所导致“设计异化”有重要启示。

一、“兼相爱”的设计伦理原则

今天“设计异化”的重要表现是设计满足了用户的需求，却损害非用户的利益；满足了人类的需求，却破坏环境、危及其他物种生存。其原因和解决之道何在？墨子“兼相爱”的设计伦理原则对此有重要启示。

“古之民未知为舟车时，重任不移，远道不至，故圣王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其为舟车也，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其为用财少，而为利多，是以民乐而利之。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劳而上足用，故民归之。当今之主，其为舟车与此异矣。全固轻利皆已具，必厚作敛于百姓，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故民饥。”（《墨子·辞过》）

墨子认为：古之圣王设计造物是为了“便民”，因此会耗财少而实利多，故一则“民乐而利之”，即百姓高兴获得很大好处；另则“民不劳而上足用”。可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利益都得到满足，故两全其美，皆大欢喜，实乃“设计和谐”。反之，“当今之主”则是为了个人文饰之好，不惜“厚作敛于百姓”，导致“民寒”、“民饥”，必然导致其与被统治者之间利益冲突，此实乃“设计冲突”。“便民”的设计异化成祸民的工具，“设计和谐”的初衷异化为“设计冲突”的结果，此即“设计异化”。

为什么会导致“设计异化”呢？这实牵涉到设计伦理，因为任何设计皆以设计伦理作指导，皆与其哲学渊源息息相关。墨子对此进行了有益探索：

“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始为舟战之器，作为钩强之备，退者钩之，进者强之，量其钩强之长，而制为之兵。楚之兵节，越之兵不节，楚人因此若执，亟败越人。公输子善其巧，以语子墨子曰：‘我舟战有钩强，不知子之义亦有钩强乎？’子墨子曰：‘我义之钩强，贤于子舟战之钩强。我钩强，我钩之以爱，揣之以恭。弗钩以爱则不亲，弗揣以恭则速狎，狎而不亲，则速离。故交相爱，交相恭，犹若相利也。今子钩而止人，人亦钩而止子；子强而距人，人亦强而距子。交相钩，交相强，犹若相害也。故我义之钩强，贤子舟战之钩强。’”（《墨子·鲁问》）

在此墨子实有两层涵义：首先，设计伦理高于设计器物之巧。公输子对自己设计器物之巧妙很得意，而墨子明确指出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伤害。反之，“义”是“钩之以爱，强之以恭”，会导致“交相爱，交相恭，犹若相利”，即“兼相爱”、“交相利”。可见，后者实源自前者，故“义”是墨家设计伦理的本源。最后墨子指出：“故我义之钩强，贤子舟战之钩强”，强调“义”即设计伦理，高于设计器物之巧。须指出，“义”作为墨子的伦理总则和精神实质，毕竟非常抽象，要对人民的生活产生实际影响，就须细分为具体的可操作的伦理主张。“兼相爱”、“交相利”等实是“义”这一上位概念下的具体可操作的伦理原则。其中“兼相爱”是“义”最重要的具体体现，也是墨子最重要的伦理主张。故以“义”作指导，某种程度其实就是以“兼相爱”作指导。其贯彻到设计，就变成了设计伦理，能最终防止“设计异化”，实现“设计和谐”。其次，也即更深层的含义即设计造物不能缺乏正确的设计伦理作指导。须指出，侵略者发动战争之目的是损人利己，在墨子看来其根源就在“别”，亦即不爱或者说儒家“爱有差等”的“仁爱”，故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损害别人的利益，但最终却走向“交相害”。公输子“为舟战之器”之所以会损人利己，并最终“交相害”，就根源就在“别”，在不爱或“爱有差等”；换言之，在缺乏“兼相爱”设计伦理作指导。故其设计之巧不但未能造福人，反而会祸害人，亦即“设计异化”。

何谓“兼爱”？何谓“仁爱”呢？“仁爱”即“推己及人”的“推爱”，即由爱亲推及爱普通大众，再推及到爱万物。故实是一种有差别的爱，即“爱有差等”。“兼相爱”即“爱人若己”，实是一种平等的无差别的爱。墨子认为“兼爱”是医治社会动乱的良方，而“仁爱”则是祸根之一，为此还和儒家代表巫马子进行了论辩：

“巫马子谓子墨子曰：‘我与子异，我不能兼爱。我爱邹人于越人，爱鲁人于邹人，爱我乡人于鲁人，爱我家人于乡人，爱我亲于我家人，爱我身于吾亲，以为近我也。……故有我有杀彼以我，无杀我以利。’子墨子曰：‘……说子亦欲杀子，不说子亦欲杀子，是所谓经者口也，杀常之身者也。’”（《墨子·耕柱》）

须指出“爱我身于吾亲”即爱我身甚过爱吾亲，显然并非以孝著称的儒家观点，而是墨子对儒家“爱有差等”之“推爱”思想逻辑推演的结果。墨子认为“爱有差等”的“推爱”最终会走向“有杀彼以利我，无杀我以利彼”的“损人利己”。显然以“仁”作为救世良方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灾难性后果。

而“兼爱”贯彻到设计造物中就必然会走向“交相利”，即利益相互交换、均沾，产生“设计和谐”。反之，“仁爱”则可能走向“损人利己”，导致“设计异化”。如：“圣王”之所以要设计创造“便民”舟车，是因为象爱自己一样爱百姓，可见其实源自“爱人若己”的“兼爱”精神，是“兼爱”设计伦理在设计造物中贯彻，最终“民不劳而上足用”，产生“设计和谐”。反之，“当今之王”会为了个人“文饰之好”，不惜“厚作敛于百姓”，其原因就在爱自己甚过爱他人，即儒家的“爱有差等”，最终“民寒”、“民饥”，导致“设计异化”。

今天墨子所说的“损人利己”的“设计异化”产品又何曾少呢，重要表现如下：

首先，为了厂商、设计者的利益不惜损害用户利益。如：为谋求暴利，不惜放纵甚至引诱部分或特定人群从事不良消费，典型如色情、暴力等动漫设计的出现。

其次，为了用户需求不惜损害了非用户利益。如：前段时间深圳、上海等大都市，多数土地及设计资源被用于设计建造高档小区，这就使设计建造经济适用房，满足中低收入者需求的资源大大减少。

其三，如为满足人类需求，不惜破坏自然，危及某些珍稀物种的生存。如：为了人类利益，设计汽车等各类工业产品，其结果是工业废气大量排放，全球变暖，危机北极熊等多种物种生存。

而今天我们一再强调“以人为本”、“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理念其实是儒家仁爱精神在设计中的集中体现，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却有重大的副作用。

何谓“以人为本”，设计界众说纷纭。但通常认为是：设计的目标是人不是物，设计以人为中心，以满足人的需求为目标。正如李砚祖所说：“从根本的意义上看，设计……是以人的需要的满足为目的的，最终是为人的设计而不是物的设计。设计是人学，是为人的服务学。”[1]（P60，166）“以人为本”取代“以物为本”是设计理念的重大进步，一方面，它强调爱，主张爱客户，爱人类，满足其正当合理的需求，大大促进了“设计和谐”。但另一方面，当个人需求与他人利益，人类需求与自然万物利益不可调和时，就可能一则为了个人，损害他人，走向个人主义；另则为了人类，损害自然万物，走向人类中心主义，皆可导致“设计异化”。可见“以人为本”实是“爱有差等”的“仁爱”精神在设计中的体现，可能最终导致“设计异化”。

“以用户为中心”即将一切为了用户，时刻将其利益摆在第一位。尹定邦等说：“‘顾客第一’，设计师要以用户的利益和要求为最高目标，积极满足他们的欲望与需求。”[2]（P76）“以用户为中心”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却不无偏颇。如：当用户需求与非用户、自然万物利益不可调和时，某些生产商及设计师就可能因为“以用户的利益和要求为最高目标”不惜损害非用户、自然万物利益，其背后的伦理因素即爱前者甚过爱后者，实乃“爱有差等”。可见“以用户为中心”的伦理渊源实也是儒家“爱有差等”的“仁爱”。

可见以“仁爱”作为医治“设计异化”的药方显然是行不通的。反之“兼爱”则可避免“仁爱”的偏颇，是医治“设计异化”的药方。因为“兼爱”强调“爱人若己”，故其不会为了自己利益而损害别人利益。

且“兼爱”必然会走向“交相利”即利益均沾，而不是独吞。首先它要求生产商、设计者、客户要“交相利”，其次生产商、设计者、客户与非客户要“交相利”，最后、人类与自然万物要“交相利”。总之要兼顾生产商、设计者、用户、非用户及自然万物各方利益，使之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相关者”，最终长期“义以生利”，实现“设计和谐”。反之则会导致利益独吞甚至“损人利己”，纵使获一时之利，但终不可长期持续，最终害人害己。

“仁爱”相对于不爱，显然是设计伦理的重大进步；且“爱有差等”的“仁爱”比起“爱人若己”的“兼爱”更符合人性自利本能，更能得到人们认可，故其也就有更大迷惑性，致使其可能走向“损人利己”，导致“设计异化”的副作用往往被忽视；既使被看到，也往往被同理心所宽容。这也是今天“以人为本”、“以用户为中心”有那么大的市场的重要原因。故今天倡导“设计兼爱”取代“设计仁爱”，无疑有重要现代价值。

二、“利人”、“节用”、“非乐”的设计伦理标准

如何落实“设计兼爱”，取代“设计仁爱”，防止“设计异化”，实现“设计和谐”呢？墨子提出“利人”、“节用”、“非乐”的设计伦理标准。

首先，墨子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设计伦理目标出发，提出“利人”的设计伦理标准。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乐上》）所谓“利人”即对人民有实际利益，即“实用”，它强调设计的功能而不是形式，即尚质而不尚文。在墨子看来，在物质艰困的条件下，追求形式美必然会损害民众的实际利益。故要“兴天下利，除天下害”必然要求确立“利人”的设计的伦理标准。

为此墨子对巧拙观提出了新解：“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斵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巧，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墨子·鲁问》）在公输子以及常人眼中，“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当然是“至巧”、“巧夺天工”，而在墨子看来则是“拙”，原因就在其没有实用价值，不象“车辖”有利于民生，在这墨子明确提出“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的巧拙观，可见“利人”是墨家首要的设计伦理标准。

其次，墨家还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设计伦理目标出发，提出“非乐”的设计伦理标准。

“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饰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墨子·非乐上》）

须指出，墨子并非没有看到设计的形式美及审美意义，即“非以刻镂华饰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其提出“非乐”的设计伦理标准，否定设计的形式美及审美意识是因为追求“大钟鸣鼓、琴瑟竽笙”、“高台厚榭”等设计产品会“亏夺民衣食之财”，“不中万民利”，亦即违背“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设计伦理目标。可见，墨子得出“为乐非也”的结论，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一切“目之所美，耳之所乐”等审美因素，而是主张其一旦与民众利益冲突时就应坚决排除。可见，墨子并非主张绝对的“无装饰设计”。

墨子的“利人”、“非乐”设计伦理标准与现代“功能主义”设计观有异曲同工之妙。“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强调在设计中注重产品的功能性与实用性，即任何设计都必须首先保障产品的功能及其用途，其次才是其审美感觉。简而言之，就是功能至上，强调功能是实用性产品的核心意义和主要内涵，是设计的前提和基础。正如芝加哥学派的建筑大师沙利文（Louis Sullivan）所说：“形式永远服从功能，此乃定律。”②而激进的反装饰理论家卢斯（Adolf Loos）在其名著《装饰与罪恶》中则进一步提出：装饰就是罪恶。可见，“功能主义”设计观与“利人”、“非乐”设计伦理标准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墨子的“利人”、“非乐”的设计伦理标准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当前尽管国家三令五申禁止某些商品过度包装和奢侈设计，但其愈演愈烈之势并没得到有效扼制。如：一盒月饼过度包装后居然高达两三千元，再如：一款手机嵌上钻石、黄金，可高达数万元。其危害主要表现：一是浪费资源，加剧了资源能源供需矛盾；二是污染环境，危害人类的生存；三是增加了产品成本，损害消费者利益；四是助长奢侈浪费，毒化社会风气。其深层原因既有市场经济中企业逐利的外因，也有消费观念扭曲造成的顾客对过度包装和奢侈设计需求的内因。同时难道我们不应反思我们设计的标准吗？毫无疑问，违背了墨家的“利人”、“非乐”的设计伦理标准。

设计毕竟不同于纯艺术，而是实用艺术。故那种过于注重形式与审美乃至盖过甚至忽略功能的设计显然已违背设计的实用艺术本质。正如柳冠中所说：“当前国内的设计普遍存在着追随国外奢华的消费文化和沉溺于‘形式供应商’、甘做‘时尚’的尾巴，而出现‘艺术对设计的殖民’异化现象。设计与科学远离，与技术工程、材料结构越走越远，使得设计被艺术化、空洞化、形式化。”[3]（P121）而墨家“利人”、“非乐”，尚质不尚文的设计主张恰是防止“‘艺术对设计的殖民’异化现象”，医治当前过度注重设计的形式或者说审美，以至以“文”害“质”而导致的“设计异化”的良方。

最后，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设计伦理目标出发，墨子进一步提出“节用”的设计标准。

“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墨子·节用中》）

在此墨子明确提出“天下百工”即各类设计造物者都应遵循“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的设计伦理标准，一则亦即只要满足民众的基本物质需求后就应停止设计造物，另则即任何增加了设计造物费用而民众的利益却没有相应增加的设计造物都应停止。可见墨子看到物力、人力的有限性，过度设计或奢侈设计及无限制地向大自然掠取资源最终会损害民众的利益，故提出“节用”的设计伦理标准，最终是为了实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设计伦理目标。

墨家“节用”的设计伦理标准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在全球化浪潮中，商业集团制造消费文化霸权和消费导向，大众只能被动追随“时尚和成功”的脚步，走向无休止的“消费黑洞”如“竞争性”消费、“炫耀性”消费以及大众的“集体无意识”消费，使得可持续可望不可求。而设计在某种程度又异化成这种消费文化的帮凶。故柳冠中所说：“设计本来应有的‘为人设计’的职责在近几十年的商品经济中被严重地歪曲了，设计沦落为奢华、虚荣、金钱和权力的附庸。”[4]（P16）而“设计沦落为奢华、虚荣、金钱和权力的附庸”即“设计异化”，原因就在其违背了“节用”的伦理标准。因为设计可引领消费潮流，奢侈设计是奢侈消费的帮凶，而“节用”的设计标准则是抵制奢侈消费文化，医治“设计异化”的药方。

故设计师必须牢记“节用”的设计伦理标准，改变以刺激消费为唯一主旨的商业倾向，从“形式的供应商”转化为各方利益的“协调人”，并不断寻求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以满足企业利益、消费者需求、环境资源的持续利用，最终实现“设计和谐”。故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节用”主张依然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三、“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设计伦理目标

墨家从“兼相爱”的设计伦理原则出发，确立“利人”、“节用”、“非乐”的设计伦理标准，最终提出“兴天下利，除天下害”的设计伦理目标。

“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异，此诸侯之所谓良宝也。可以富国家，众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为贵良宝者，为其可以利民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异，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宝也。’”（《墨子·耕柱》）

墨子认为，“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乃“诸侯之所谓良宝也”，因为其能为诸侯奢侈享乐，但却“非天下之良宝也”，因为其不可以“富国家，众人民，治刑政，安社稷”即“利民”。墨子明确提出“所为贵良宝者，为其可以利民也”，即是否是好的设计产品其标准就在其是否对民众有利。在此墨子提出设计到底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设计应是为广大人民而非诸侯等统治者服务，即“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可见“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实是墨家的设计伦理目标。故“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为此，墨子坚决反对“大钟鸣鼓、琴瑟竽笙”等服务于诸侯权贵的设计。“是故子墨子曰：姑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大下之害，而无补也。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墨子·非乐上》）

可见，墨子之所以强调“非乐”，反对制作“大钟鸣鼓、琴瑟竽笙”等设计产品，就是因为其必“厚措敛乎万民”，无补于“兴天下之利，除大下之害”的设计伦理目标实现。

可见，墨子反对的是“大钟鸣鼓、琴瑟竽笙”等设计，但对“舟车”等设计，墨子并不反对，他说民：“然则当用乐器，譬之若圣王之为舟车也，即我弗敢非也”（《墨子·非乐上》）。因为舟车虽“亦尝厚措敛乎万民”，但却可使“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可见“舟车”对统治者和民众都有利，故完全符合墨家“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设计伦理，故最后墨子说：“然则当用乐器，譬之若圣王之为舟车也，即我弗敢非也”。

2008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主要依靠向外国人（主要是美国人）卖东西而维持生存的“世界工厂”——中国因外需消失，立刻陷入困境。作为有十四亿人口巨大市场的中国，经济增长却为何如此依仗外需？其深层原因固然是中国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结构所导致的城乡收入差别加大及农村消费力不足。与此同时，难道我们不也应反思当前设计到底是为谁服务吗？毫无疑问，主要是30%的城市阶层，而非70%的农村人口，这也是导致中国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而这70%的农村人口却是最迫切需要设计服务的，正如尹定邦所说：“在我国一些内陆城镇和边远乡村，许多家庭、学校、医院、诊所、农场的工具、用具、设备都是缺乏设计的。”[5]（P209）而与此相反，则是城市大量设计产品滞销，及市民面对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设计产品因如何挑选而犯愁。而无独有偶，这种反差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国家、富人与穷人以及健康人与残疾人当中存在。总之一句话：一方面是为强势人群过度设计而殚精竭虑，另一方面却是弱势人群的许多基本设计需求都无法满足。这实质就牵涉到设计到底为谁服务的问题，当今许多设计是为“诸侯”等强势人群服务，而非为“民众”等普通百姓服务，毫无疑问，违背墨子“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设计伦理目标。而其深层原因还在见利忘义，设计伦理缺失。因为为强势人群设计利润丰厚，而为弱势群体服务至少目前常利润微薄。墨家历来强调以公利为义，“天下之利”就是公利就是义，故为了丰厚利润只为强势人群服务，忽略弱势群体，显然就是不义。故尹定邦呼吁：“设计师有责任将设计的领域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不是利润丰厚的部门，惠及到每一个有需要的地区和人群，而不是有消费的经济实力的地区和人群。”[5]（P209）

“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设计伦理目标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首先，“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方能恢复设计的本质，防止“设计异化”。设计的根本意义是什么？是“企业竞争的利器”？“企业谋利的工具”？抑或是“国家经济振兴的推动器”？都不是，人类造物是因为有人需要这些物品，因此给最需要的广大人民设计最适合的产品，即设计的本质。用墨子的话说也就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那种“为销售而设计”，“为利润增值而设计”都违背了设计的本质，最终将导致“设计异化”。故约翰·拉斯金强调“为大众而设计”；尹定邦呼吁“为人类的利益设计”；美国设计理论家维克多·巴巴拉克则提出：设计应该为广大人民服务，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人民服务；设计不但应该为健康人服务，同时还必须考虑为残疾人服务；设计应该认真考虑地球的有限资源使用问题，设计应该为保护我们居住的地球的有限资源服务。[6]（P236）无论是“为大众而设计”、“为人类的利益设计”还是“设计应该为广大人民服务，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人民服务”等，都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都体现设计的本质。

其次，“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方能防止“设计异化”，实现“设计和谐”。当前许多设计不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是主要为健康人、有钱人、城里人、发达国家服务，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它必然导致为残疾人、穷人、农村人、发展中国家服务的资源大大缩减，导致健残、贫富、城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冲突。如当前深圳、上海等大都市，多数土地及设计资源被用于设计建造高档小区，这就使设计建造经济适用房，满足中低收入者需求的资源大大减少，这无疑将埋下贫富对立的隐患。在此，设计异化成人压迫人、剥削人的帮凶。反之，“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强调为最迫切需要设计服务的广大民众服务，则可缓解甚至根除一方面是强势群体的过度设计，另一方面则是弱势群体的设计不足的矛盾，防止“设计异化”，最终实现健残、贫富、城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和谐，即“设计和谐”。

最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方能拉动需求，推动经济恢复与发展。中国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与此同时世界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世界贫困人口占到总人口的75%，尽管当前其人均消费力虽有不足，但其总量却非常可观，况也是巨大的潜在市场有待开发。故当中国因外需不足，影响经济增长时，“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设计适销对路的产品，开发广阔的农村市场，拉动内需，无疑将启动经济下一轮高速增长的引擎。与此同时，当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欲振无力，“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广大亚非拉国家，为穷人设计，无疑有助于全球经济早日走出当前衰退并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生产商及广大设计者有战略眼光，着眼长远，不因其当前利润尚低就鼠目寸光。

今天随着人类设计能力的迅速发展，“设计异化”愈演愈烈，故如何防止“设计异化”是当代设计的时代难题。而要解决这一难题就须运用法律、伦理等多方面的力量“标本兼治”。墨家“设计义治”蕴含丰富的伦理意蕴，包括“兼相爱”的设计伦理原则，“利人”、“节用”、“非乐”的设计伦理标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设计伦理目标，无疑为解决这一难题有重要价值，故其无疑也是“中国式设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 释]

①设计伦理是应用伦理中的一种，强调在设计中必须综合考虑人、环境、资源因素，着眼于长远利益，发扬人性中美、善、真，运用伦理学取得人、环境、资源的平衡和协同。

②按照许多设计史家的说法，Sullivan的这句名言实际上是转述美国新古典主义雕塑家Horatio Greenoughr的相关言论。

[1]李砚祖.工艺美术概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

[2]尹定邦、陈汗青、邵宏.设计的营销与管理[M].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03.

[3]柳冠中.原创设计与工业设计产业链创新[A].创新+设计+管理——2009清华国际设计管理大会论文集[C].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

[4]柳冠中.设计是人类的未来不被毁灭的“第三种智慧”[A].工业设计教育新机遇——2010珠江国际工业设计教育论坛论文集[C].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

[5]尹定邦.设计学概论[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6]王受之.世界设计思想史[M].广州：新世纪出版社，1995.

徐平华，武汉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博士研究生，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

广东省教育厅特色创新项目“‘中国设计管理学’研究”（2014WTACX128）；广州美术学院项目“‘中国式设计管理’应用化研究”（14XJA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