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杨斛山学术思想略论

2016-02-02 01:13陈战峰
陕西古代文献研究 2016年0期
关键词:晴川周易阳明

陈战峰

明代杨斛山学术思想略论

陈战峰

杨爵(1493—1549),字伯修(一作伯珍),号斛山,谥忠介,陕西富平人,明代关中著名儒者,以操守节气著称,被尊作“关西夫子”。

嘉靖二十年(1541)春,斛山以监察御史上封事,《杨忠介集》卷3《周主事传》有载“谓雪雨不可为祥瑞而颂之,谓权奸不可为忠信而迩之,谓土木之工不可不止,谓朝讲之礼不可不修,谓邪说之妨政害治者不可不斥,谓谠言之益国与民者不可不听”,极论五事,械系下狱,备极拷掠,桎梏㭱锁,昼夜困苦。嘉靖二十四年(1545)放释,至家甫十日,旋即复逮。三年后,始归故里。前后八年,讲学撰著不辍,备尝牢狱辛厄,但赤心耿耿,持守始终如一。

斛山流传下来的代表性著作主要包括《周易辨录》、《杨忠介集》等。另据《明史》本传及《艺文志》等,斛山当还著有《中庸解》等,今本《杨忠介集》卷6《语录》、《关中四先生语要》中则有存留。《千顷堂书目》记载斛山著作共四部(含与他人合撰一部),分别是“杨爵《周易辨录》四卷”、“杨爵《中庸解》一卷”、“杨爵《槲山逸稿》五卷”(原注:《明史·艺文志》“槲”作“斛”)、“杨爵、孙继鲁《破碗集》”(原注:狱中倡和,以毁磁书之壁,故名破碗。原补注:卢校无“破碗”二字,别本“碗”下有“继鲁字道甫,钱塘人,嘉靖癸丑进士,谥清愍”) 。①黄虞稷撰,瞿凤起、潘景郑整理:《千顷堂书目》(附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42、572、772页。

斛山生平事迹、学术思想详见《明史》本传、《关学编》、《明儒学案》等。

一、斛山与明代关中学术

《四库全书总目》在评价杨斛山时,称其为明代关中道学开创者,云:“爵则以躬行实践为先,关西道学之传,爵实开之迹。”这显示了斛山学术重“躬行实践”的基本品格,它也是自张载以来关学的重要特色之一。当然,关学在明代已经有了新的变化,斛山思想学术的丰富性与这种学术背景密切相关。

明代关中儒学,无疑是以朱子学与阳明学的传播与融会为主调的,并且遥承横渠学说,重视躬行实践,出现了一批重视气节和操守的学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将斛山视为关西道学的开创者是不无道理的。这也是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卷9《三原学案》中极重视斛山的原因。斛山曾师从韩邦奇,《关学编》卷4《苑洛韩先生》中提到苑洛“论道体乃独取张横渠。少负气节,既乃不欲为奇节异行,而识度汪然,涵养宏深,持守坚定,躬行心得,中正明达”,斛山气节操守与苑洛近似,亦同气相求耳。

明代嘉靖时期阳明学说对关中儒学的影响亦值得注意。当时比较著名的儒学学者多与阳明或阳明后学有密切交往,如南大吉(字符善,号瑞泉,陕西渭南人)即师从阳明,为阳明高足,参与编选《传习录》,于嘉靖三年(1524)撰写《传习录序》,强调“勿以《录》求《录》也,而以我求《录》也,则吾心之本体自见,而凡斯《录》之言,皆其心之所固有,而无复可疑者矣”①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41《序说序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2页。。瑞泉本“豪旷不拘小节”②冯从吾:《关学编》卷4《瑞泉南先生》,陈俊民、徐兴海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1页。,为学“以致良知为宗旨,以慎独改过为致知工夫,饬躬励行,惇伦叙理”,被阳明誉为“关中自横渠后,今实自南元善始”③同上书,第52页。。阳明在《送南元善入觐序》中更反复申述南大吉“持之弥坚,行之弥决”的治学与处世特点。④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22《外集四》,第882页。瑞泉归陕弘扬“致良知之学”,建湭西书院,“前访周公迹,后窃横渠芳”⑤冯从吾:《关学编》卷4《瑞泉南先生》,第52页。,也是以阳明学作为基础兼摄横渠学说。

马理(字伯循,号溪田,陕西三原人)与聂豹(字文蔚,号双江,江西吉安人)有诗歌唱和⑥吴可为编校整理:《聂豹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508—509页。,吕柟(字仲木,号泾野,陕西高陵人)也有鲜明的心学倾向。

邹守益(字谦之,号东廓子,江西安福人)《赠溪田马子西归》①董平编校整理:《邹守益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189—190页。,即与吕柟等人唱和赋归,送别马理,“与泾野吕子、约斋刘子、西皋方子,属和而盈卷焉”②同上书,第189页。。该文重申横渠“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③同上。的思想,并对马理寄予厚望,希望其继承弘扬横渠遗教,“续而章之,将不在吾溪田乎?溪田志确而学笃,介然有尚友千载之兴,固吾所望以药吾阙者也”④同上书,第190页。。《酬马溪田春初对雪》(二首)便有“一尘无处着,万象自清新”的理趣。⑤同上书,第1180页。

东廓在《简吕泾野宗伯》中阐述自己的学术心得⑥同上书,第515页。,认为“圣门之教,只在修己以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杂以私欲也”⑦同上。,该简也可反映当时关中学者常南下交流。《东园同泾野诸君赋》(三首)⑧同上书,第1145页。、《赠泾野宗伯北上》“耿中天兮月色,尚千里兮辉辉”⑨同上书,第1235页。、《岁除饮吕泾野客舍》“欲识乾坤真意味,小瓶分插一枝梅”⑩同上书,第1283页。、《酬吕泾野》“扫雪焚香案几幽,梦回书卷静相求”⑪同上书,第1328页。也能反映这种情况。吕柟曾在《别东廓子邹氏序》中比较集中简约地论述自己与东廓的交往与学术分歧,这种分歧主要聚集在关于知行的关系上。吕柟在该文中说:“予与东廓邹氏之在南都也,三年矣。每以居室之远,会不能数,然会必讲学,讲必各执所见,十二三不合焉。”吕氏主张“行必由知而入,知至必能行耳”,与东廓“知即是行,人能致良知焉,则非义袭而取也”⑫同上书,第1407页。不同,显示了二人在知行关系问题上的分歧,而吕柟的警觉正是阳明所重视的,也为阳明后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以知代行的弊端所印证。泾野南都讲学的盛况,在《别东廓子邹氏序》叙述颇谦抑,但欧阳德《泾野吕先生考绩序》则明确地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比至南都,四方就学者日益众。僚友朋俦相与考德而问业,上公巨卿时就而咨谋焉”⑬陈永革编校整理:《欧阳德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451页。。

欧阳德(字崇一,号南野,江西泰和人)与吕柟也有交往。南野在寄吕泾野中说:“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念之悚然。微执事,复谁望也?”⑭同上书,第63页。南野在《泾野吕先生考绩序》 中对泾野学行赞誉不绝。⑮同上书,第450—451页。在诗歌《赠泾野吕先生赴召大司成》(二首),即有“忠直平生符两字,江湖廊庙总悠然”①陈永革编校整理:《欧阳德集》,第807页。的称赞。南野与苑洛后人也有来往,曾撰《送韩苑洛庶子谪南太仆寺丞》②同上书,第779页。。

通过关中学人与阳明及其后学的交往,可管窥明代嘉靖年间关学的具体面貌。斛山与阳明的高足钱德洪(本名宽,字洪甫,号绪山,浙江余饶人)交往甚密,并且在送钱氏出狱时请益,绪山教以静中涵养,《杨忠介集·附录》卷3中,绪山的《复杨斛山书》比较集中地阐述了阳明学的基本思想,特别是关于“无善无恶心之体”与良知说的关系等问题。斛山也曾经夜梦阳明探访。他与阳明弟子刘魁(号晴川)、周怡(号讷溪)更是患难与共的生死之交,交谊非寻常可论。与罗洪先、聂豹、邹守益等也有往还。其中晴川学术亦有可观之处,据欧阳德《送刘晴川北上序》“阳明先生倡学虔台之岁,某从晴川子日受业焉。……去今余二十年,山颓梁坏,朋侣离索,晴川子既卓然有立矣” 可见一斑。③同上书,第233页。具体则如南野《祭刘晴川》所载“忠信笃敬之学,孝友仁让之行,正直謇谔之节,循良恺悌之政,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并称“忆昔与兄师门共学,接席连床,动逾数月,语焉而不厌其聒,默焉而不疑其秘。相观相砥之益,惟予与兄自知之,而朋侪或未尽知也”④同上书,第762页。,侧面也透露出欧阳德对刘魁评价的可信性。罗洪先(字达夫,号念庵,江西吉水人)《访刘晴川公云津次白沙韵》有“试问狱中事,何如岭表心?道南闻已久,君是指南针”的诗句,也可略窥晴川“一生无妄语”的人格。⑤徐儒宗编校整理:《罗洪先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3页。

讷溪也是阳明学阵营的人物,罗洪先曾有《答周讷溪》,对周氏“闲中安乐境界,有如唐虞洙泗,非有福德者,不得居此,何羡于天宫”的体悟多有肯定,认为它较好地表达了“澄湛浑全,发于喜怒哀乐,一以贯之,坦然无复起止”的修养境界。文末也透露出讷溪对困厄处境的不同认识,“时事未忍更述,相语有知,‘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不亲罹此境,断不能作此语,亦不能闻此语而酸鼻刺心”⑥同上书,第345页。,与《杨忠介集》中的若干记述可以相互印证。讷溪的温和宽容、坚忍不拔也可略窥。

斛山、晴川、讷溪三人狱中的生活,《杨忠介集》中有直接与间接的表述,比较简明可靠。罗洪先在《刘晴川公六十序》中也有一番写照:“嘉靖二十年,工部虞衡员外晴川刘君焕吾上封事,下诏狱。是时,上亲览章奏,明察幽隐,谓君之言和而有体,又不越他人职事,故不深罪,第欲稍留之以观其诚。遂与富平杨伯修、姑孰周顺之留狱中者六年。上复遣伺三人动语食息何似,有所异否。闻其食乏衣穿,色不沮,言不怼,而讲论终岁不辍,则又时时给食食之。既久,而三人之诚愈著。一旦不待有司之请,释归故乡,天下之人莫不感圣天子之仁,庆三人之遭。”①徐儒宗编校整理:《罗洪先集》,第608页。按:“姑孰”疑为“姑苏”。这段文字虽然风格温和儒雅,但百般卫护,字词突兀中也能显示无奈与委婉。所以,了解三人在狱中前后八年遭遇的非人折磨,当以斛山耿介的文字为准。

在当时整体的学术思潮影响下,因为种种具体的机缘,斛山也具有浓郁的心学倾向,这成为其融会横渠、程朱思想的学术基础。

二、斛山的学术思想

如果要具体描述斛山的思想学术品格,还需要结合他的诗文和经解来进行。在《周易辨录》中,斛山虽受《彖辞》、大小《象辞》的影响较大,但他能够将《四书》中的《大学》、《中庸》抽绎出来注解周易的卦爻辞,并结合君臣关系阐述政治伦理与道德规范,虽基本是以《四书》解《周易》,但他注意到《周易》卦爻辞与象的特点,所以多有个人心得和发明,在今天依然可以给人以启发。整体看,正如《大学问》在阳明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一样,斛山重视《大学》、《中庸》、《孟子》,自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

通过研究《周易》经传,总结历史发展规律,探讨君主与天下的关联,是斛山《易》学中颇有新意的内容,且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周易辨录》卷1《比》提出:“天之立君,以一人治天下而劳之,非以天下奉一人而逸之也。君人者,顷刻谨畏之不存,则怠忽之所自起;毫发几微之不察,则祸患之所自生。”《周易辨录》卷4《革》:“天之立君所以为民,欲以一人理天下而劳之,非以天下奉一人而逸之矣。”《周易辨录》卷4《既济》:“天下,势而已。势轻势重,当于其几而图之。”固当发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王夫之《宋论》之先声矣。

关注天道与人道的关系,特别突出人道的意义与价值,也是斛山《易》学思想的重要方面。《周易辨录》卷2《离》:“天地人之道,中而已,易之全体大用可识矣”。《周易辨录》卷2《泰》:“所以主之者,必有其人,岂可尽归于天运哉?”《周易辨录》卷2《蛊》:“人谋之与天运未甞不相为流通者也”。《周易辨录》卷2《贲》:“‘天文’,天之道也;‘人文’,人之道也。人道本于天道,而天道所以为人道也”。《周易辨录》卷4《中孚》:“‘中孚以利贞’,道始合于天矣。人道必本于天道,天道之外无所谓人道也。‘率性之谓道’,而性则命于天,天人合一之理也”。重视人事,而反对笃信天命,亦是难能可贵的思想。《周易辨录》卷4《既济》:“盖天之所佑者,德也;人之所归者,亦德也”。

在德行修养上,重视“明心”、“力行”,强调“自养”与“所养”的内外统一,是斛山《易》学思想的特色。《周易辨录》卷2《大畜》:“‘天在山中’,有大畜之象。‘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君子所以大畜也。前言往行之理,即吾心之理也。多识之,所以畜吾心之德也。多识而不畜德,则所识者资口耳之陋而无实用矣,故非多识不足以畜德,而多识者又不可以不畜德也。先明诸心,知所往,然后力行以求至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以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圣学功用之全,即此一言尽之矣。”以《四书》中的《大学》解《周易》。又如《周易辨录》卷2《颐》:“‘观颐’,观其所养。所养必以王道,则所养为得正矣。‘自求口实’,观其自养。自养必以天德,则自养为得正矣。如分人以财,教人以善,为天下得人,皆所养之道,自小德之谨,至大德不逾闲,皆为自养也。以《大学》之《序》言之,‘自养’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所养’则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谓也。内圣外王之学,‘观颐,自求口实’尽之矣。”《周易辨录》卷3《家人》:“家固国与天下之本,而身又为家之本也。”《周易辨录》卷3《损》:“君子损益,非有意也,循天理而已矣。‘惩忿窒欲’,谓之损可也,谓之益亦可也。圣人特以克己而言,则理之复者非益乎?消一分人欲,则长一分天理。”《周易辨录》卷4《艮》:“恶知有己,恶知有人,‘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即‘艮其背’之义,其道纯乎义理而光明矣。”《周易辨录》卷4《渐》:“寇者,切害之名,指人之私欲而言。私欲者,心德之害也,故以为寇。”《周易辨录》卷4《中孚》:“或人所当亲,或道所当学。信其所当亲,则终身资之以为宗;信其所当学,则终身用之而不穷。反是,则非自安之道也。所谓自安,非但安身,亦安其心而已矣。”虽沿袭了人欲(特别突出私欲)与天理之辨,但主张“安心”,心学气息也很浓郁。

斛山融合张载、程朱、阳明学术的地方很多。在《杨忠介集》中,斛山的学术思想面貌呈现的比较明显,特别是他的心学因素,在诗文中也不时有所流露。《杨忠介集》卷9《题云津书屋》:“人心原是书之本,会寻真趣便能虚。心书与道相忘处,身居天下之广居。”《杨忠介集》卷10《次绪山韵五首》:“隐显从心无上下,险夷信步有西东。”《杨忠介集》卷10《初夏二首次韵》:“不教闲虑在胸中,便与长天一样空。信步踏来皆乐地,开襟满抱是熏风。庭前柏色拂云绿,墙角葵心向日红。更有一般好景象,应时黄鸟啭幽丛。”《杨忠介集》卷10《遣怀二首用杜工部韵》:“月朗风清皆自得,鸢飞鱼跃在其间。”均具有鲜明的心学气象。斛山与钱德洪诗歌唱和表达得尤为显豁,如《杨忠介集》卷11《七言律诗二·次绪山韵三首》:“从来克己最为难,克去超过人鬼关。”“正见胸中好景象,天光云影半空闲。”《杨忠介集》卷8《五言古风·四丁宁赠钱员外绪山》:“留心剪枝叶,枝叶更秾鲜。努力勤于耒,共耕方寸田。”“心能乐取善,善自我心全。”“荆榛不自剪,令我此心迷。洞识虚明体,超然即在兹。”

当然,斛山的个人节操、耿介气概,字里行间,不胜枚举。他在书信中多次重申自己的人生观,如《杨忠介集》卷4《与纪中夫书》中有“吾人处世,安乐则心存于安乐,患难则心存于患难,有何不自得而戚戚于心耶?于今日之幽囚而安顺之,亦吾百年中所作之一事也”。即使在去世前自己书写的墓志铭中,也以“做天下第一等人”、“干天下第一等事”自我期许和勉励家人。《杨忠介集》卷6《语录》载在与周怡、刘魁讨论一人因狂病迷谬、立御座上而拟重狱的案例,斛山条分缕析,义正词严,毫不含糊,云:“此皆论利害,未说到义理处。若论义理则当为即为,当止即止,岂计得罪?”振聋发聩,犹然在耳。清大学士张廷玉等奉敕修明史,在《明史》卷226《海瑞传》中云:“自杨最、杨爵得罪后,无敢言时政者四十五年。”更见其难能可贵,斛山气节彪炳史册,令志士扼腕。

除思想价值外,《杨忠介集》也具有历史、政治、文学的多重价值,其中文学作品《杨忠介集》卷3《传》所载《孤麋传》、《杨忠介集》卷7《杂著》所载《香灰解》、《杨忠介集》卷8《赋》所载《梦游山赋》等构思新颖,笔调柔婉深沉,物我合一,具有极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斛山律诗绝句,虽然《四库全书总目》委婉地指出:“所作诗文,大都直抒胸臆,虽似伤平易,然有本之言不由雕绘,其可传者正不在词采间矣。”但也颇有脍炙人口,语调流利,有生活趣味的篇目,特别是五绝、七绝作品。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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