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术研究历程

孙玉良

我的学术研究历程

孙玉良

编者按：孙玉良先生是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也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高句丽史、渤海史研究专家，此文是孙玉良先生为即将出版的“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专家文集”之《孙玉良文集》撰写的自序，该文高度浓缩了孙先生的学术历程，经先生同意，先发于我刊，以飨读者。

1981年春，我回到吉林省社科院东北史研究所，承担《中国东北史》隋唐及渤海章节的撰写任务。这是我人生的最后选择，也是仅有的一次自主抉择。

此前，我对渤海历史，曾有过一次点滴的启蒙式接触。1959年夏天，在大学一年级暑假期间，参加了吉林省博物馆组织的渤海古墓清理工作，前后仅十天。回校后，写了一篇《六顶山渤海古墓发掘记》，刊在同年8月24日的《长春日报》上。但它不是探讨渤海史的学术文章，仅是与渤海史相关的瞬息活动记实。过后也就荡然无存了。

回省社科院后第二天，佟老（即佟冬，下同）把我叫去，谆谆嘱我：你虽然回来晚了点，先不要着急，要沉下心来，继续坐住冷板凳，从掌握资料入手，循序渐进，只要努力，会有收获的，等等。有针对性地予以鼓励和鞭策，令我受益终身。

在佟老的督导下，我切实从掌握渤海史料作起，边收集、边整理，分题立目，随手案断，很快便集腑成裘，聚成《渤海史料类编》，近40万字，遗憾的是，被出版社压了数年，拖到1992年才出版，而且将《类编》改为《编》，有失本意，先期在《黑龙江文物从刊》上发表了。

1982年，我写的第一篇文章《车书本一家——订正一则有关唐代渤海史料的传讹》，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第二篇、第三篇，也相继发表在同年的《社会科学战线》上，这对我是莫大的鼓舞，坚定了信心。嗣后，《北方文物》、《学习探索》，也相继刊载了我的几篇文章。至于《光明日报》、《史学史研究》等，也陆续留下了我的痕迹。在此一过程中，我深切地体会到：刊物是育人的摇篮，编辑是荐才的，衷心地感谢他（她）们。

1983年，东北史课题组遇到点麻烦，原承担高句丽章节的同志，突然退出，一时又找不到合适人选顶替，课题无法正常运作。此刻，我根据自己对渤海史研究的入门实践，贸然顶了上去，承担起这一章，成为我研究高句丽史的缘起。

经过努力，草成《中国东北史》第一卷的高句丽章节，于1987年随书出版。回过头来，又接着承担唐代及渤海章节。

1986年，蒙黑龙江干志耿仁兄推荐，与吉林省文物考古所李殿福兄，共同承担下文物出版社《文物考古知识丛书·渤海国》。我写侧重文献部分的前五章，彼写侧重考古部分的后五章，并很快草成书稿。

1987年，赴北京定稿，顺利通过。同时出版社又将《高句丽简史》课题交给我二人。回来后，我们仍按撰写《渤海国》的办法，分头撰写，各写五章。

1988年末，《高句丽简史》成稿后，与文物出版社沟通时，彼称出版费用紧张，须赞助万元左右，方能出版。结果，只好作罢，遭到唯一一次“退稿”打击。

1989年夏天，《高句丽简史》书稿的命运出现了转机，殿福兄和我接到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姜仁求教授的邀请，赴该院大学院讲学与交流。于是，我们将《高句丽简史》书稿作为讲稿，带到了韩国的讲台上，有选择地作了演讲。临归来之际，姜教授将《高句丽简史》书稿留下，并与其弟子金瑛洙合译成韩文，交与韩国专门出版学术著作的三省出版社。出版时，又将中文原稿悉数影印，附于译文后面，实属罕见，彰显了姜教授和出版社的求实学风和行事雅量，成为两国学术交流的佳话。事后想想，我们都感到该书的论述还很浅显粗疏，只因它是第一部高句丽史，填补了空白，才引起别人的关注。遗憾的是，该书未能在国内出版。

从1985年至1993年，在断断续续地标点整理《静晤室日记》出版过程中，虽费力甚多，而得益却在不知不觉中，特别是金毓黻先生为学为道精神和学术成果，可谓光芒万丈，令人景慕，嘉惠无穷。在他诞辰百年时，写了一篇《金毓黻先生撰写〈渤海国志长编〉始末》文章，颂扬他用手中的笔杆子，同日寇的枪杆子搏斗，为后人树起一座爱国、爱家乡的丰碑。

我在吉林省社科院近16年的学术研究时间，转瞬而逝。期间，鲜有成功之喜悦，更多的是因荒废而遗憾，希望在退休后能有所补救。

1996年退休以后，为偿在文史所学习时的夙愿，写了一本《西汉文景盛世》，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了修订版，纳入《盛世通鉴丛书》系列。

为履行退休时对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领导的承诺，自1997年始，几乎同院高句丽研究中心研究室绑在了一起，在中心主任孙文范的推拉下，陆续为他主编的《东北史地》写了几篇稿子，试图在高句丽史研究上能有新的突破。论证了高句丽政权在半岛上，既上无传承，又下无继袭，是半岛的外来入侵者；金富轼的三国鼎峙说，是奉王命的产物，他本人并不认同王氏高丽是对高句丽的继承；王建是半岛上高句丽情结的始作俑者，他本人是中国淮河流域的汉人后裔，从历史根源上切断了某些人的虚幻诉求。

1998年，《中国东北史》全6卷出版。我与赵鸣歧合著了《中国东北史》第二卷，我撰写了隋唐部分。

2003至2008年间，在孙文范主持下，同他共同主编了《高句丽历史知识》和《简明高句丽史》两本书。此后，他又推荐我撰写了《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吉林卷》中的“渤海文化”一章。2010年，蒙程尼娜、张军二位推荐，使我的文集《史林遗痕》，忝列《欧亚历史文化文库·知名专家选集》系列，在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此外，尚有六部书，将我的名字列为主编、副主编、总纂者。但我自认是抬轿之劳，与自己研究课题鲜有关联，故不述。

以上所述，就是我学术研究历史的概况，特别要说明的是：在每一个阶段中，都得到朋友们的鼎力相助，深切感到友谊重于学问，在此一并致谢。

孙玉良

2016年3月于融创上城寓所

责任编辑：祝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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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良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吉林 长春 13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