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程对张载《西铭》的接受

□ 姜 辉



论二程对张载《西铭》的接受

□ 姜 辉

张载是宋明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其思想体系的完备和周密，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并不多见。他在讲学期间，于书房东西二牖各铭一文，东一则曰《砭愚》，西一则曰《订顽》，后经程颐提议，更名为《东铭》和《西铭》。此“二铭”被置于张载著作《正蒙》的末篇《乾称》的首尾，成为此篇的一部分。《西铭》言辞简要，意蕴广大，全文仅仅二百五十三字，却作为张载儒学思想的总纲，化育出整部《正蒙》，常常被视为独立篇章加以研习、探讨，对于宋以降新儒学的发展影响颇大。

北宋时期，张载关学的影响较二程领衔的洛学有过之而无不及。但由于历史原因，张载后学并未能将关学一脉发扬光大，北宋之后，纯正的张载之学就已然没落，时至明清时期，绝大多数头戴“关学”帽子的关中学者，实则以朱子为宗。《宋元儒学案序录》曰：“关学之盛，不下洛学，而再传何其寥寥也？亦由完颜之乱，儒术并为之中绝乎？《伊洛渊源录》略于关学，三吕之与苏氏，以其曾及程门而进之，余皆亡矣。”此中蓝田吕氏兄弟、苏昞在张载亡后，由关入洛，尚有一定建树，其余关学学生影响均有限。而即便是吕大防、吕大临，著作、资料也是散佚严重，据袁本《郡斋读书志》附志卷下集部语录类著录《二十先生西铭解义》，二吕各自撰有“西铭解”，但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称吕大临著有《西铭集解》一卷，但未言及吕大防之《西铭解》，可见大防之书于元初已佚。而此后亦无人再论吕大临之《西铭集解》，疑此书佚于元代。应该客观地说，本当为张载学术正宗的关学弟子对《西铭》的研学，对于整个《西铭》接受史来讲，并未产生足够的影响，而《西铭》在宋明理学中的地位，首先是由二程确立的。

二程对《西铭》极为推崇，多次论及《西铭》。《宋元学案·横渠学案（上）》有黄百家案语曰：“程子曰：‘《订顽》之言，极纯无杂，秦、汉以来学者所未到。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又曰：‘《订顽》立心，便可达天德。’”此为程颐对《西铭》的评价。程颢说：“《订顽》一篇，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又说：“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订顽》意思，乃备言此体，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还说：“《西铭》，某得此意，只是须得子厚如此笔力，他人无缘做得。《孟子》以后，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语。……若《西铭》，则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说道，元未到《西铭》意思。据子厚之文，醇然无出此文也。自《孟子》后，盖未见此书。”（《宋元学案·横渠学案（下）》）二程将《西铭》推向至高，认为孟子之后，秦汉而唐宋，无出其右者。古人常好厚古薄今，在此却是个例外，二程不仅将出于同一时代的《西铭》和孟子相提并论，而且程颢还明确指出唐代韩愈的《原道》“元未到《西铭》意思”。二程甚至要求自己的学生入门先研读《西铭》，以至于朱熹说：“程门专以《西铭》开示学者。”二程如此推崇《西铭》，但并不是全面接受了张载，小程子曾就张载《正蒙》提出过不同意见，说：“横渠立言，诚有过者，乃在《正蒙》。”（《二程集·答杨时论〈西铭〉书》）唯就《西铭》一篇，二程是毫无保留地接受和认可。其原因在于，二程的学识积累如同一垛薪柴，而《西铭》如同一根燃烧的蜡烛，正好借来点燃了自家“理一分殊”的大火。

根据《西铭》提出“理一分殊”的概念，始于杨时和程颐讨论《西铭》的书信。先后师从大程子、小程子二位先生的杨时，在书信中就《西铭》与墨子“兼爱”之比较求教于程颐，说：“《西铭》之书发明圣人微意至深，然而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爱。则后世有圣贤者出，推本而论之，未免归罪于横渠也。某窃意此书盖西人共守而谨行之者也。愿得一言推明其用与之并行。庶乎学者体用兼明，而不至于流荡也。”（《龟山集·寄伊川先生》）杨时表面上在说《西铭》之旨与墨子“兼爱”的关系，实则直指《西铭》体用不相及的问题。在回答学生疑问书信中，程颐全面否定了杨时对《西铭》的质疑，于破立之间道明了张载和墨子之间的差异，认为《西铭》的伟大就如同孟子一样，是前无古人的：“《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二者亦前圣所未发，岂墨氏之比哉？”程颐继而比较了《西铭》和墨子的“兼爱”思想的差异：“《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老幼及人，理一也；爱无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爱，至于无父之极，义之贼也。”所谓“爱无差等”就是“无分”，这是要求人们无论远近亲疏一律毫无区别地对待，这会导致“无义”。而“无分”的对立面也不见得可行，“无分”的对面就是“分殊”，“分殊”过分地强调差异性，会导致个人主义思想的蔓延，也就是“私胜”，这是“失仁”。若要既非无义，也不失仁，只有在分殊之前加上一个前提，就是“理一”，从而即可推己及人。同时，程颐认为杨时对《西铭》“言体不及用”的评价更是偏颇，“且谓言体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为用也，反谓不及，不亦异乎？”强调《西铭》思想本来就具有实用性，绝非体大而无用。杨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师说，“横渠著《西铭》，先生（此指杨时）疑其近于兼爱，与伊川辩论往复，闻‘理一分殊’之说，始豁然无疑，由是浸淫经书，推广师说。”（《宋元学案·龟山学案》）

综上可以见出，北宋时期，《西铭》并未引起关学学者的足够重视，张载弟子苏昞在整理、出版张载遗作《正蒙》时，并未将《西铭》篇独立成章，而只是置之于《乾称》篇首，作为此篇的一部分而已，这就相当于关闭了张载关学正宗对《西铭》解释的大门，而将话语权交给了二程。

《西铭》在两宋学界影响巨大的原因，首先在于二程的推广。在当时，不惟杨时，但凡洛学子弟都必认真研读《西铭》，朱熹说“程门专以《西铭》开示学者”，程颐评价学生游酢“读《西铭》，已能不逆于心。言语外立得个意思，便能道中庸矣。”而程颐晚年弟子，后来开创和靖学派的尹焞“因苏昞见伊川，自后半年，亦得《大学》、《西铭》看。”没有二程的极力推广，《西铭》不可能被广泛了解和接受。

经由程颐与杨时通过书信对《西铭》进行的探讨，“理一分殊”的命题就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对《西铭》的接受就集中在对“理一分殊”问题的讨论上。由杨时引发的讨论，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虽然《宋元学案·龟山学案》称杨时后来认同了程颐的观念，但实际上，杨时对于《西铭》的理解与程颐还是存在一定差别的，他说：“前书所论，谓《西铭》之书……所谓明理一也。然其弊无亲亲之杀，非明者默识于言意之表，乌知所谓理一而分殊哉？……某昔者窃意《西铭》之书有平施之方，无称物之义，故曰言体而不及用，盖指仁义为说也。”这样的讨论也没有随着南渡而结束，恰恰相反，朱熹延续并发展了对《西铭》以及“理一分殊”的研究讨论，使《西铭》之论成为闽学的关键学术问题之一。

（作者：陕西中医药大学人文管理学院，邮编712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