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泳超
“再书写”与“被书写”
陈泳超
刘锡诚先生的《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增订本,是民间文学学术史的一块丰碑,后人再写学术史,一定是要站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了。这一点,学界内外已有共识,不必赘言。甚至有人宣称,之后20年或许更长时间,已经不可能再写出超越本书的学术史著作了。我个人觉得对于这个话题,或许要换个角度看待。刘先生的著作固然是一座丰碑,但它不仅是总结前人,更不是截断众流,丰碑的其中一意,正在于为后继开路径。事实上,这个后继之业,恰恰必须从现在开始,就从刘先生本人开始!毕竟,他已经年过八旬,但他依然在各种渠道不止一次地表达其继续书写的雄心,因此,我觉得就刘先生而言,还有“再书写”和“被书写”两方面的历史道义。
所谓“再书写”,就是继续书写。在我看来,刘先生的这部大作,以新中国成立为分界,前后两部分的局面风格并不完全一致。前半部网罗资料巨细无遗,在此基础上更以流派风格为之统理,除了像歌谣运动那样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之外,它还将不同时段、不同地域分散的个人行为以学术路向归纳到一定的流派之中,使得全书形成一个内在的有机整体,在史料的基础上,凸显出史识的高明,大大提升了全书的史学风范。但它的后半部分,包括新版着力增订的部分,其实主要还是面上资料的铺排,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学理的归纳和提升。这当然是与时间远近直接关联的,我们都知道,历时性研究总是远易而近难的,越远的历史,越容易看清主次关系,眼前的事情,非但资料庞杂,而且直接与当世之人的利益情感相关,很难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