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域外农作物

2016-02-02 21:29刘启振王思明
中国野生植物资源 2016年6期

刘启振,王思明

(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5)



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域外农作物

刘启振,王思明*

(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5)

古代中国通过丝绸之路与世界各国进行物质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绵延千余年,先后有20余种重要的域外农作物借助朝贡、通商和战争等方式在华夏大地上成功引种并得以广泛传播。这些域外农作物以果树和蔬菜为多,粮食作物则较少。传入的时间主要集中在汉、唐两个盛世。外来作物在长安、洛阳等丝路结点中转后再引种中土各地。经由丝绸之路传入的这些域外农作物,丰富了中国的物种资源,促进了种植业、园艺业的发展以及居民食物结构的调整。它们是中华传统农业文明的重要缔造者。

丝绸之路;域外农作物;引种;古代中国

有着悠久文明史的中国在向全世界输出农业物种与生产技术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引进域外农作物以丰富自己的农业体系。据统计,在中国现有的农作物(主要指大田作物、蔬菜和果树)中,至少有50余种来自国外。明朝之前,中国引入的农作物大多原产于亚洲西部地区,也有部分源于地中海沿岸、非洲或者印度,它们大部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入的。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华文明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一条重要的人文纽带,农业的交流则是其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大量域外作物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而陆续引入,不仅增加了作物的种类,也对中国的农业生产和饮食结构的变迁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1 丝绸之路的概念及其兴衰演进

探讨历史时期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域外作物问题,有必要将有关丝绸之路的概念和发展演变状况作一个大致交代。理由就是这些域外作物在中国的引种与传播的时间、路径、方式等诸多要素都与丝绸之路的兴衰成败息息相关。

1.1 丝绸之路的相关概念

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the Silk Route),亦称“丝路”,一般是指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13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鉴于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在历史上促进了欧亚非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中国是丝绸的故乡,在经由这条路线进行的贸易中,中国输出的商品以丝绸最具代表性。

① 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又称“河间”。

其实,古代的中西交通线路本来没有概括的总体名称,“丝绸之路”这一名称只是在19世纪末叶才开始出现的。它最早见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的《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1877年出版)一书,他在书中将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①以及印度的丝绸贸易路线称为Seidenstrassen。英文将其译成Silk Road,中文则译为“丝绸之路”。后来,德国史学家阿尔巴特·赫尔曼(Albert Herrmann)在《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丝绸古道》(1910年出版)一书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并将丝绸之路向西延伸至叙利亚。在这以后,“丝绸之路”一称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现在已成为古代中国、中亚、西亚之间,以及通过地中海(包括沿岸陆路)连接欧洲和北非的交通线之总称。此外,由于罗马与安息、萨珊王朝争夺丝绸的角逐又扩展到海上,中国自汉代起也极力开拓海上交通,海路遂成为罗马获取丝绸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一些学者又将汉代以后从中国至印度,再到地中海沿岸及其以西地区的海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由此可见,丝绸之路便是泛指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很明显,它具有狭义与广义两种涵义:狭义的丝绸之路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广义上讲则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本文讨论中所指称的是其狭义的概念,即陆上丝绸之路。

1.2 陆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兴衰

丝绸之路开通以前,中原与欧亚草原之间就存在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只是尚未形成规模。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于两汉时期。

西汉初年,漠北草原的匈奴屡扰边境,成为朝廷心腹大患。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欲通好大月氏以共同夹击匈奴,张骞应募出使,他与甘父一行百余人向西域进发。但是,他们中途即被匈奴截留。十三年后张骞回朝复命,游说月氏虽未成功,但却了解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的山川地理、风俗民情、物产和路径等信息。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率领使团,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万”,第二次出使西域。他先到达乌孙,又分别派遣副使出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此后,汉朝使者还到过安息(波斯)、身毒(印度河流域)、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黎轩。这次张骞受到了各国的欢迎,中原丝绸、瓷器等物品以及先进生产方式传到了西域,西域名马、香料及水果等特产带到了中土。同时,西域各国也纷纷遣使来汉交流。

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出于对匈奴的不断骚扰和丝绸之路上强盗横行的状况考虑,汉朝设立西域都护府。这是中央王朝在葱岭以东,今巴尔喀什湖以南广大地区正式设置行政机构的开端。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置常驻官员,派士卒屯田,设校尉统领保护,使汉人同西域少数民族交往更加密切。以汉朝设立西域都护府为标志,丝绸之路开始进入繁荣时代。东汉迁都洛阳,丝绸之路也顺而向东延伸。由于政治军事因素的左右,丝绸之路交通三次阻断,后经班超、窦固等率军西征,和好友邦,讨伐敌对,又有三通,史称“三绝三通”。两汉时的丝路古道呈现“使者相望于道”的景况,“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一年之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1]3170,一批批使者或假托为使者的商旅络绎不绝地奔波在西去东来的通途上。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狼烟四起,连年混战。但丝绸之路上的外交来往、商贸交易仍是一片繁忙景象,战争并未能彻底阻绝交流。如北魏时期的洛阳成为外国商旅荟萃之地,政府设有款待各地使者和商人的“四夷馆”,安置侨居的“四夷里”,其中“崦嵫馆”和“慕义里”即为西方来者所备。“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2]132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空前繁荣。隋炀帝专派裴矩于肃州建立外贸中心。唐帝国盛极一时,往来频繁的物资贸易不再只是零散的商业往来,而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经营管理的商贸活动。长安城内的东市和西市,遍布胡商番客从四面八方带来的奇珍异宝。盛唐时,先在西域设置安西都护府,立龟兹、疏勒、于阗、碎叶四镇,后又增设北庭都护府,镇守天山南北。河西、西域地区都派重兵把守,防守戍卫;在丝路沿线遍设驿站,供给客商食宿和牲畜草料;并广开屯田,大兴水利,使唐朝国力达到极盛。玄宗天宝十二载(753年),“自(长安)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3]6919

五代以降,丝绸之路日趋衰落。由于水路交通的日益发展,各割据政权相互争霸诸多原因,使得这一时期的丝路商不再拥有往日的兴旺繁荣。尽管时有商旅使节往返于途,却再也掩饰不住渐趋冷落的趋势。元明二代虽有程度不同的兴盛时光,但也只是这条历史古道的回光返照罢了。航海技术的迅速提高和西北内陆准噶尔部落的崛起等因素,遂使喧嚣了千百年的丝路古道渐渐沉寂下来。

2 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域外农作物品种

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物质文化交流起始得很早,但大规模地对外交往,并大量引进域外农作物,则主要还是肇始于西汉武帝时期。经由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域外作物主要有葡萄、苜蓿、石榴、胡豆(豌豆、蚕豆)、胡麻(芝麻)、胡瓜(黄瓜)、胡蒜(大蒜)、胡桃(核桃)、胡荽(芫荽、香菜)、胡椒、胡萝卜、菠菜、棉花、西瓜等。研究表明,最先传入中国的农作物是葡萄和苜蓿,其他物种则经过了漫长的时间陆续引种至内地[4]。该过程按照先后顺序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2.1 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由丝路传入的主要农业物种

随着丝绸之路的成功开辟,汉朝成为中国引进域外农作物的第一个高潮,大量作物沿着丝绸之路逐步传入内地。两汉至南北朝时期引种的具有代表性的农作物主要有如下种类。

葡萄(VitisviniferaL.),属于葡萄科葡萄属植物,大约有80多个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植物之一。在中国古代,葡萄还有“蒲陶”(《史记》)、“蒲萄”(《后汉书》)、“蒲桃”(《汉书》)、“葡桃”等几种叫法。中国古代通称的葡萄属于欧洲葡萄,其原生地是黑海和地中海沿岸一带,最初传至埃及。大约在5 000~6 000年以前,欧洲葡萄在埃及、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南高加索以及中亚细亚等地已开始栽培。中国内地引种葡萄始于西汉时期。《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都有汉使从西域带回葡萄种的记载。现在的标准称谓“葡萄”一词在唐诗中开始出现,至宋代该词已趋于稳定。目前,中国的葡萄产量已居于世界的前五位。

苜蓿(MedicagosativaL.),又名紫(花)苜蓿,系豆科多年生牧草,以“牧草之王”著称,产量高,草质优良,多种畜禽均喜食。原产于伊朗高原,希波战争期间从中亚传入希腊。汉代张骞通西域时,苜蓿开始传入中国内地。《史记·大宛列传》载:大宛“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葡萄、苜蓿极望。”[1]3173-3174苜蓿主要在北方黄河流域种植,唐代时分布已经较为广泛。苜蓿最主要的用途是作为牲畜的饲料,鲜草干草皆可;还被当作蔬菜和酿酒的原料,明代李时珍把苜蓿归入菜部,并说其荚果“内有米如穄米,可为饭,亦可酿酒”[5]998-999;苜蓿还可入药,有清解胃热、利尿除湿等功效。近代以前,西北、华北地区几乎家家户户均有种植。目前,苜蓿广泛分布于中国的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和江淮流域。

石榴(PunicagranatumL.),又名安石榴,是落叶灌木或小乔木。最早植于汉代,石榴花现为西安市市花。“《博物志》云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1]1080唐代欧阳询《艺文类聚》引西晋陆机“《与弟云书》曰:张骞为汉使外国十八年,得涂林安石榴也。”[6]1480石榴品种虽多,但也不外乎食用和观赏两大类,果实分酸、甜两种。石榴酸果可作药用,果实、皮、根皮和花均可作药,其性甘、酸、温,无毒。中国传统文化视石榴为吉祥物,寓意多子多福、儿孙满堂。

棉花(Gossypiumspp.),古称吉贝、梧桐木,也叫白叠。它是锦葵科棉属植物,原产于中亚、西亚地区,后传入西域。《后汉书·西南夷传》云:“哀牢人,……知染采文绣,罽毲、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7]2849又《梁书·诸夷传》曰:“高昌国……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纑,名曰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8]811这表明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四世纪时,棉花已从印度和西域先后传入中国云南和新疆等地。

榅桲(CydoniaoblongaMill.),也叫蛮楂,是落叶小乔木,原产于伊朗、中亚一带。东晋葛洪《西京杂记·上林名果异树》载:“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查三:蛮查、羌查、猴查。”[9]34除了食用外,其药用价值也很显著,《本草图经》云:“治胸膈中积食,去醋水,下气,止渴。欲卧啖一两枚而寝,生熟皆宜。”榅桲花芳香浓郁,可以用来熏酒,果实也香气鲜明,可以作为天然香料直接使用,“实初熟时,其气氛馥,人将致衣笥中亦香。”[10]559

此外,古籍中还称张骞从西域引进了不少以“胡”命名的农作物,现列举如下。

胡桃,即核桃(JuglansregiaLinn.),乔木。它原产于欧洲东南部及亚洲西部,今在华北、西北、西南及华中等地均有大量栽培。西晋张华《博物志》记载:“张骞使西域还,乃得胡桃种。”[11]165苏颂《本草图经》云:“此果本出羌胡,汉张骞使西域还,始得其种,植之秦中,后渐生东土,故曰陈仓胡桃,薄皮多肌。”[10]560核桃耐储存,营养高,被称为“长寿果”,其性甘、平、温补,是制作糕点糖果的重要原料。中医历来认为核桃是滋补强壮剂,有健肾、补血、润肺和益胃等诸多功效。

胡蒜,即大蒜(AlliumsativumL.),也叫葫、蒜头,半年生草本植物,百合科葱属,原产自欧洲南部及中亚地区。蒜分为小蒜、大蒜。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种蒜十九》引东汉王逸曰:“张骞周流绝域,始得大蒜、葡萄、苜蓿。”[12]137李时珍《本草纲目》认为:“小蒜乃中土旧有,而大蒜出胡地,故有胡名。”[5]967现在,中国的大蒜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70%以上,大蒜种植面积达70万公顷左右,占全球大蒜种植面积的60%以上,主要生产基地集中在山东、河南、江西、江苏、安徽等省份。

胡荽,即芫荽(CoriandrumsativumL.),也叫香荽、香菜,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物。它原产于地中海沿岸及中亚地区,现中国大部省份皆有种植。《本草纲目》云:“张骞使西域始得种归,故名胡荽。”又引唐代陈藏器曰:“石勒讳胡,故并、汾人呼胡荽为香荽。”[5]984-985

胡瓜,即黄瓜(CucumissativusLinn.),葫芦科黄瓜属植物,一年生蔓生或攀援草本。它原产于喜马拉雅山南麓,中国各地普遍栽培,广泛种植于温带和热带地区。据《本草纲目》载:“张骞使西域得种,故名胡瓜。按杜宝《拾遗录》云: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避讳,改胡瓜为黄瓜。”[5]1030

胡麻,即芝麻(SesamumindicumL.),亦称脂麻、胡麻、油麻等,一年生直立草本植物,高60~150厘米。原产非洲,现在主要分布在黄河及长江中下游各省,其中河南产量最多。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药议》说:“胡麻直是今油麻,更无他说,……中国之麻,今谓之大麻是也。有实为苴麻;无实为枲(麻),又曰牡麻。张骞始自大苑得油麻之种,亦谓之麻,故以‘胡麻’别之,谓汉麻为‘大麻’也。”[13]267

胡豆,一指豌豆,一指蚕豆。其中,豌豆(PisumsativumLinn.)起源于数千年前的亚洲西部、地中海地区和埃塞俄比亚、小亚细亚西部,外高加索全部,是春播一年生或秋播越年生攀缘性草本;蚕豆(ViciafabaL.)原产欧洲地中海沿岸、亚洲西南部至北非,为豆科、野豌豆属一年生草本。《本草纲目》云:“胡豆,豌豆也。其苗柔弱宛宛,故得豌名。……然豌豆、蚕豆皆有胡豆之名。……盖古昔呼豌豆为胡豆,今则蜀人专呼蚕豆为胡豆,而豌豆名胡豆,人不知矣。”又说:“《太平御览》云:张骞使外国,得胡豆种归,指此也(蚕豆),今蜀人呼此为胡豆,而豌豆不复名胡豆矣。”[5]921-922

2.2 隋唐及以后由丝绸之路引种的主要农作物

隋唐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另一个盛世,这个时期又有一批域外作物通过丝绸之路引入内地。据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刘恂《岭表异录》和其他一些文献的记载,当时传入中国的农作物主要有如下种类:

波斯枣(Phoenixdactylifera),又名椰枣、海枣、无漏子、番枣等,原植物属于棕榈科、刺葵属。其原产地一般认为是北非的沙漠绿洲或是亚洲西南部的波斯湾周围地区。《酉阳杂俎·木篇》载:“波斯枣,出波斯国,波斯国呼为窟莽。树长三四丈,围五六尺,叶似土藤,不凋。二月生花,状如蕉花,有两甲,渐渐开罅,中有十余房。子长二寸,黄白色,有核,熟则紫黑,状类干枣,味甘如饧,可食。”[14]178《岭表异录》亦载:“波斯枣:广州郭内见其树,树身无间枝,直耸三四十尺,及树顶四向,共生十余枝,叶如海棕。广州所种者,或三五年一番,结子亦似北中青枣,但小耳。自青及黄叶已尽,朵朵著子,每朵约三二十颗。”[15]110

偏桃,又名巴旦杏(AmygdaluscommunisL.),为中型乔木或灌木,原产亚洲西部,现在主要分布于新疆、陕西、甘肃等地。《酉阳杂俎·木篇》曰:“偏桃,出波斯国,波斯呼为婆淡。树长五六丈,围四五尺,叶似桃而阔大,三月开花,白色,花落结实,状如桃子而形偏,故谓之偏桃。其肉苦涩不可啖,核中仁甘甜,西域诸国并珍之。”[14]178

婆那娑,即菠萝蜜(ArtocarpusheterophyllusLam.),又名树菠萝,桑科、波罗蜜属常绿乔木。它可能原产印度西高止山,隋唐时从印度传入中国,称为“频那挲”,宋代改称菠萝蜜,沿用至今。《酉阳杂俎·木篇》有云:“婆那娑树,出波斯国,亦出拂林,呼阿蔀亸。树长五六丈,皮色青绿,叶极光净,冬夏不凋,无花结实。其实从树茎出,大如冬瓜,有壳裹之,壳上有刺,瓤至甘甜可食,核大如枣,一实有数百枚,核中仁如粟黄,炒食之甚美。”[14]178

齐暾,即油橄榄(Oleaeuropaea),是木犀科木犀榄属常绿乔木,原产于波斯、叙利亚一带,为世界著名的木本油料兼果用树种。中国长江流域以南地区有栽培。《酉阳杂俎·木篇》载:“齐暾树,出波斯国,亦出拂林国,拂林呼为齐虚。树长二三丈,皮青白,花似柚,极芳香。子似杨桃,五月熟,西域人压为油,以煮饼果,如中国之用巨胜(芝麻)也。”[14]179

胡椒(PipernigrumL.),胡椒目,胡椒科、胡椒属木质攀援藤本,主要产于波斯、阿拉伯、非洲、印度及东南亚一带。《酉阳杂俎·木篇》言:“胡椒,出摩伽陀国,呼为昧履支,其苗蔓生,茎极柔弱,叶长寸半,有细条与叶齐。条上结子,两两相对,其叶晨开暮合,合则裹其子于叶中。子形似汉椒,至辛辣,六月采,今人作胡盘肉食皆用之。”[14]179

底称实,即无花果(FicuscaricaLinn.),隶属于桑科、榕属。其原产地中海沿岸,分布于土耳其至阿富汗一带。唐代从波斯传入中国,现南北各地均有栽培,新疆南部尤多。《酉阳杂俎·木篇》:“底称实(阿驿),波斯国呼为阿驿,拂林呼为底珍。树长四五丈,枝叶繁茂,叶有五出,似椑麻、无花而实。实赤色,类椑子,味似干柿,而一月(年)一熟。”[14]180

阿月浑子(PistaciaveraL.),名称是波斯语agozvan的汉译,又名胡榛子、开心果、无名子,为漆树科的一种树或灌木,约有20个种,原产于伊朗和亚洲西部,唐时由阿拉伯人传入中国。阿月浑子的果实是波斯和中亚人常见的食品。《酉阳杂俎·支植下》云:“胡榛子,阿月生西国,蕃人言与胡榛子同树,一年榛子,二年阿月。”[14]287《本草拾遗·木部》曰:“阿月浑子,味辛,温,涩,无毒。主诸痢,去冷气,令人肥健。”[16]75可见,阿月浑子还具有一定的医疗保健功能。

菠菜(SpinaciaoleraceaL.),即波薐菜,又名波斯菜、赤根菜、鹦鹉菜等,属苋科藜亚科菠菜属,一年生草本植物。菠菜原产亚洲西部的波斯,现在中国普遍栽培,为极常见的蔬菜之一。《唐会要·杂录》云:“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泥婆罗(尼泊尔)国献菠薐菜,类红蓝花,实似蒺藜,火熟之。能益食味。”[17]1796

莳萝(AnethumgraveolensL.),亦称小茴香、葛缕子,是伞形科莳萝属中唯一的一种植物,为一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波斯,唐宋时由陆路和海路分别传入中国。五代李珣《海药本草》引《广州记》说:“(莳萝)生波斯国。”又言:“莳萝子即褐色而轻。主膈气,消食,温胃,善滋食味。多食无损。”[18]30北宋苏颂《本草图经·草部中品之下》说:“莳萝,出佛誓国,今岭南及近道皆有之。”同时指出:“今人多以和五味,不闻之入药用。”[10]220

胡萝卜(Daucuscarota),俗称黄萝卜、番萝卜,伞形科、胡萝卜属二年生草本植物,是这一时期引入的一种外国蔬菜。它原产于亚洲西南部,后传入西域,再传入敦煌及中原。宋代绍定三年(1230年)《澉水志·物产门·菜》中已有胡萝卜之名[19]59-60,元代《至顺镇江志·蔬》在“萝卜”条目下记载了胡萝卜的性状:“又有一种名胡萝卜,叶细如蒿,根长而小,微有荤气,故名。”[20]143其为烹饪菜肴的重要原料,既可做菜,又用来雕刻食品造型艺术。胡萝卜含多种维生素,其营养价值极高,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菜品。一般认为是元代从伊朗传入的,例如《本草纲目》说:“元时始自胡地来,气味微似萝卜,故名。”[5]986实际上中国在宋代已有之,只不过缺少引种的相关记载,有从海路传入东南地区的可能性。

西瓜(CitrullusvulgarisSchrader),属西瓜属、葫芦科,一年生蔓生藤本植物,有“夏令瓜果之王”之美誉。其原产地一般都认为在非洲,现在中国南北各地皆有西瓜栽培,品种甚多。《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记载:“同州郃阳(今陕西合阳)县令胡峤为(萧)翰掌书记,随入契丹。……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21]905-906

由上可知,历史时期有相当多种类的域外农作物传入中国内地。这些作物大多原产于亚洲西部,少数原产于地中海、非洲和印度,主要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入。此期所引进的作物一般以果树和蔬菜为多,粮食作物引进的种类则很少。

3 域外农作物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途径

中国引进栽培了许多来自西域甚至更远地方的农作物品种,尤以经济作物为大宗。这当中大多数的植物被长久的留传了下来,成为比较常见的经济作物,也有一些则只是昙花一现,成为匆匆的过客。物产的交流,往往就是物产拥有者之间的交通互动,他们之间的互动方式就是这些物产交流、传播的途径。域外农作物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社会,是沿着什么具体路径进行的?丝路各国和中原王朝的互动方式又是怎样的?下面将具体说明这两个问题。

3.1 丝绸之路的交通路线

丝绸之路全长近8 000公里,在中国境内约有4 400公里。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于汉代,其主干线起点在都城长安(今西安)或洛阳。丝绸之路一般可分为三段,而每一段又分为北、中、南三条线路。

东段从长安(或洛阳)到玉门关、阳关。主要的三条线路均从长安(或洛阳)出发,到武威、张掖汇合,再沿河西走廊至敦煌。线路选择多考虑翻越六盘山以及渡过黄河的安全性与便捷性。北线从泾川、固原、靖远至武威,路线最短,但沿途缺水、补给不易。南线从凤翔、天水、陇西、临夏、乐都、西宁至张掖,补给容易,但路途较长。中线从泾川、平凉、会宁、兰州至武威,距离和补给均属适中。

中段从玉门关、阳关以西至葱岭,主要是西域境内的诸路线,随绿洲、沙漠的变化而时有变迁。中段在西汉大体有南北两条道路。南道指昆仑山北麓和塔克拉玛干沙漠之间的东西通道。东起阳关,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经楼兰、且末、尼雅(精绝)、和田、莎车等,越葱岭(帕米尔),向西或向西南,可到达大夏(阿富汗)、粟特(乌兹别克斯坦)、安息(伊朗)、条支(伊拉克),最后可到达大秦(罗马帝国)。北道从玉门关向西,经车师国(吐鲁番地区)的高昌古城和交河古城,沿天山南麓向西南,再经危须(和硕)、焉耆、尉犁(库尔勒)到龟兹(库车)。再往西有两条岔道,一条西行过姑墨(阿克苏)、温宿(乌什),到乌孙首府赤谷城,再向西过阗池南,沿纳林河向西到塔拉斯河中游的郅支城(江布尔城)。另一条则是由龟兹向西南行,到疏勒(喀什),越葱岭上的休循到大宛(费尔干纳)。东汉时,又开辟了新北道,即由玉门关西行,过莫贺延碛沙漠北缘到伊吾(哈密),再向西北行,到蒲类海(巴里坤湖)、车师后部,西通乌孙。

西段自葱岭以西经中亚、西亚直到欧洲。西段的北、中、南三线分别与中段的三线相接对应。其中,经里海到君士坦丁堡的路线在唐朝中期开辟。北线沿咸海、里海、黑海的北岸,经过碎叶(托克玛克)、怛罗斯(江布尔城)、阿斯特拉罕(伊蒂尔)等地到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中线自喀什起,经费尔干纳盆地、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到马什哈德(伊朗),与南线汇合。南线起自帕米尔山,可由克什米尔进入巴基斯坦和印度,也可从白沙瓦、喀布尔、马什哈德、巴格达、大马士革等前往欧洲[22]。

3.2 丝路诸国与中国中原王朝的交通

丝绸之路上的西域诸国与中原王朝的交流互动绵亘千余年,其间或歌舞升平,或兵戎相见,分分合合,一言难尽。一般说来,两个政权的互动往来最主要的是以下三种方式:官方的使臣派遣、私人的商旅往来以及国家之间的战争。为了比较清楚地探讨丝路诸国与中原王朝的农业交流关系,特选取大食与唐朝的互动[23]以及西瓜的引种为例展开说明。

3.2.1 遣使赴中原王朝朝贡

总体说来,唐与大食经常处于相安无事的状态,保持着一种比较友好的政治关系。即使是唯一的一次军事冲突——怛罗斯战役,也对唐和大食之间的关系影响不甚大,两者依旧是相对友好的。如卢苇提出大食和唐朝在中亚地区的斗争呈现的规律是:他们的矛盾从开始到激烈,再从激烈转移到了大食和吐蕃的的对抗[24]345-364。所以,大食和唐朝依旧保持住了原本的友善关系。再如白寿彝《从怛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最早的华文记录》一文强调了这次战役对两个王朝本身的关系影响并不显著这一事实。在这样的情形下,大食使臣的到来实属必然[25] 56-103。

唐高宗时期,大食首次遣使来唐。《旧唐书·大食传》载:“永徽二年,(大食)始遣使朝贡。自云有国已三十四年,历三主矣。”[26]5315自此之后,大食使臣不断东来,并带来了大食国的各种方物。据统计,自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至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近150年的时间里,大食使臣屡赴唐朝朝贡达34次,其中包含正统哈里发奥斯曼、阿里统治时期,倭马亚王朝(白衣大食)统治时期及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部分统治时期[27]。北宋王钦若编纂的《册府元龟》明确记载了这些大食使臣来到唐都长安的具体时间:公元651、655、681、682、703、711、716、719、724、725、728、729、733、741、744、745、747、752、753、754、755、756、758、760、762、769、772、774、791、798年[28]149-154。其中在公元725年有两次,分别为正月和三月;公元753年有3次,为三月、七月和十二月;公元758年亦有两次,分别为五月及十二月。大食使臣每一次都会带来特产方物作为贡品向唐朝皇帝朝贡。虽然文献对这些贡品没有一一列举,但从唐人撰写的《酉阳杂俎》、《岭表异录》和《海药本草》对一些大食农作物详细、准确的描述中不难断定有很多前文所述的农作物品种必在这些贡品当中。同时,从当时唐朝皇宫内苑流行引进外来植物的事实可知,唐人自然会把大食使臣带来的这些农作物种植在皇宫内苑,从而使其在长安扎根,之后再通过园丁、花匠等人把它们引种到宫墙之外,进而传播到唐朝各地[29]264。大食的农作物通过大食使臣的东来传播到了唐朝社会,他们在其农作物的传播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3.2.2 商旅来中土从事贸易

在唐朝社会中有一群引人注目的居住群体——蕃客,主要是指从大食、波斯来到唐朝经商的商人,他们通常会客居在长安和广州、泉州等沿海港口城市,这些蕃客的聚居地被称为“蕃坊”。在唐代社会中大食商人的数量是很多的。通常来到唐朝的大食商人多会选择在冬季归国,当然也有不少人久居不归的,与当地的居民婚娶相通,繁衍子嗣。在唐政府保护之下的大食商人带来许多新的庭院植物来慰藉思乡之苦,因为身在异乡,唯有故土特有的物事会缓解思乡的煎熬之感。留居在唐朝境内的大食商人肯定会有这种感受。这就正如同前往美洲的欧洲移民也将他们故土的石竹、樱草、郁金香留在了美洲一样。大食商人除了把一些庭院植物带到了唐朝社会,同时也贩运来了很多的大食物产,其中又以香药为大宗。总之,商人是大食农作物在唐朝社会传播的另一条有效途径,使大批的大食物产随着商旅的东来而传播到中原大地。

3.2.3 政权之间的征伐战争

历史时期的中国军队绝大多数都由农民组成。大军所到之处,除了完成攻城略地的军事任务外,这些军士自然也会注意当地的特有农业物产,甚至会将种子带回原籍试种。作为重要水果的西瓜,其在中原内地的引种与传播便是如此。

西瓜原产于非洲,古埃及最先种植。西瓜首次见于中国史籍在五代时期的胡峤《陷虏记》中,北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对此有载,前已述及。据《辽史·太祖本纪》所言,天赞三年(924年),太祖耶律阿保机大举兵征伐西北,“冬十月……丁卯,军于霸离思山,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30]20浮图城即庭州之可汗浮图城,为高昌回鹘之夏都,“西鄙诸部”指在辽西境外,故皆属于回鹘。“契丹破回纥”应该就是指此次作战,故瓜种得自拔庭州,而取高昌回鹘境内诸部,在今新疆东部。金灭辽后,将大批猛安谋克移居中原屯田,西瓜也随之发展至黄河流域。南宋出使金国的大臣范成大有诗云:“碧蔓凌霜卧软沙,年来处处食西瓜”,诗题下自注:“味淡而多液,本燕北种,今河南皆种之”[31]100,河南指黄河以南,为金之南部。范诗即亦证明西瓜是由燕北一带引至黄河以南。

总之,大量的域外作物通过使臣朝贡、商旅贸易、战争冲突等途径,客观上实现了经由丝绸之路陆续在中国内地引种并传播的效果。当然,应该还有其他方式或路径如民族迁移、游客旅行等将域外作物传入中国,这有待于更加深入的挖掘。

4 结 语

综上所述,域外各种作物嘉种经由陆上丝绸之路源源引入,不仅大大丰富了中国的物种资源,而且还促进了中原内地种植业、园艺业的发展以及居民食物结构的调整,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无疑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汉唐时期是中国园圃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不仅与大田谷物种植的分工更为明确,逐渐成为农业出产的一个重要部类,而且出现了规模化经营和园艺技术精细化的发展趋向。而这一特色的出现,无疑是与大量引入西域果蔬优良品种相关的。域外农作物经由陆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原后,经过不断地传播和发展,亦逐渐加入了中原地区主要食品的行列,成为丰富饮食生活的重要源泉。如此之多的域外作物,在其成功引种中原某地后,又是如何进一步在中国内地向四面八方传播进而实现本土化的,这将是一个值得深入而系统地进行探讨的重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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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traterritorial Crops Introduced into China via the Silk Road

Liu Qizhen, Wang Siming*

(Institut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The ancient China had exchanged the material, culture and other respects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rough the Silk Roa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more than 20 species of important crops were successfully introduced and widely spread on vast land of China with the help of outside tribute, trade and war. Majority of the extraterritorial crops were fruits and vegetables, and food crops were less. The introducing tim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two flourishing ages, that is, Han and Tang dynasties. These extraterritorial crops transferred in Chang’an, Luoyang and other nodes of the Silk Road before introduction around the Central Plains. These extraterritorial crops introduced via the Silk Road enriched the species resources of China,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planting, gardening and the adjustment of residents’ food structure. They were the important founder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the Silk Road; extraterritorial crops; introduction; ancient China

10.3969/j.issn.1006-9690.2016.06.002

2016-06-13

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丝绸之路与中外农业交流研究(16AZS005)。

刘启振(1981—),男,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业史、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E-mail:njauliuqizhen@163.com

*通讯作者: 王思明(1961—),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业史、农业遗产保护与研究。

S322.2; N91

A

1006-9690(2016)06-00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