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明清小说宝物崇拜思考

张智颖

长春师范大学，吉林 长春 130032

基于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明清小说宝物崇拜思考

张智颖**

长春师范大学，吉林 长春 130032

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演进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由于这一时期的社会统治阶级不断引进外来攻击性武器，而且将其用于社会实践，导致在我国明清后期阶段，兵书丛集。在明清小说中很多情节都与当时的历史息息相关。

社会心理学；视角；明清小说；宝物崇拜

明清小说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明清小说中关于宝物崇拜现象与当时人们所处社会发展环境到底有怎样的联系，这一问题至今依然是业内众多专家学者研究的焦点。本文正是出于这样的研究心理，试图通过对文学现象以及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兵器演进和群体期盼的历史进行分析，同时代现象结合起来，从而深入研究与探讨明清小说宝物崇拜产生的深层次社会心理动因。

一、面对敌人强大军事实力和先进武器装备激发而来的应激心理反应

明清时期是我国五千年历史文明中最混乱的时期，同时也是战争最激烈的时期。因此，在这一历史发展阶段，统治阶级更加注重武器装备的更新与军事作战实力的提升，这一社会发展特点源于当时战争的实际需要和当时所处历史环境的外来挑战。

其中，在《明史》卷92《兵四》中记载了当时的社会乱象“自来中国惟重佛郎机大炮，盖正统以后始有之，为御夷第一神器……”。可见，这种外来作战兵器具有巨大的杀伤作用，特别是在当时内忧外患的环境下，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倭寇不断，敌人经常采用远距离并具有极大摧毁力的作战武器震慑我国的军民。因此，长期处于落后战争条件下的中国民众面对敌人强大的战争武器，无疑会产生畏惧心理和崇拜心理；再加上民间口口相传的社会传播机制，这种能够引发和强化神奇宝物时代崇拜心理的社会爆炸性事件，就可作为人们谈虎色变的心理诱因。因此，长期以来，习惯于使用冷兵器进行作战的中国古人，面对外夷强大的军事实力，加速引进和模仿制造火炮等大规模的社会作战武器，而且将这种长距离攻击性武器应用于抵御外敌的社会实战中。正是由于当时社会战争的需要，这一兵器的引进与发展改造极其迅速。与此同时，在上述普遍的社会危机心理支配下，在明清时期出现了探讨中外新式远程攻击性武器的热潮[1]。

二、明清小说宝物叙事文学创作技巧与大众志趣不谋而合

在现实的触发下与时代的呼唤下，当时的社会神文化极度盛行，不仅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推崇神灵的伟大力量，而且在当时的明清小说中，作者具有极为丰富的想象力，这不仅体现在当时的社会文学创作方面，而且表现在兵器专业创造与军械更新和火器运用方面。在这一历史发展阶段，全民上下形成了一种思考战争与谈论改进作战工具的风气，而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又与当时各类小说中记载的宝物现象互为因果。

据《明史·兵四》载，“景泰1405年，兰州守备李进请造独轮小车，上施皮屋，前用木板，画兽面，凿口，置碗口铳四，枪四，神机箭十四……”从上述历史文献记载的社会现象可以看出，李进战车正对敌人的前方画有“狻猊”和兽面两种宝物形象，显然将军李进的目的是希望通过“狻猊”，这一明清小说中虚构的宝物形象对敌人起到一种巨大的震慑作用。这一战车一般用于平原地区的攻击战争，但从小说中记载的历史事件可以看出，在战车中封装了大量的火器军械，从而当敌人不备时用以突然袭击。这种社会现象显然与我国明清小说中虚构的宝葫芦等作战工具有几分相似。当敌人没有防备时，猝不及防从宝葫芦中冒出杀伤力极大的暗器对其实施攻击。其中在明代小说《岳飞传》的第57回，作者描写到岳家军与金兵的作战情况时，通过“铁浮陀”这一作战宝物向宋军攻击，且具有巨大的远程攻击性与杀伤力；在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的第34回中，作者施耐庵写到作战环节时，提到“子母炮”这一威震八方的作战军火，从而使敌人闻风而逃；另外，在第11回中，当作者提到激烈的战争场面时，分别提到三眼枪、子母炮、硝黄铅弹等多种作战宝物。从上述小说情节中，可以看出作者通过不同的作战宝物，对敌人施加压力，同时发起巨大的火力进攻，由此使敌人畏惧而逃[2]。

以上种种小说中提到的宝物，即使在现场生活中很难真正找到原型，但是从另一个侧面却真实反映了当时历史时期内，明清社会战乱的社会现象。而这些不同的宝物就是当时明清时代火炮等作战工具在现实文学世界中的真实反映。

三、宝物现象充分迎合了大众的猎奇心理

戏曲在明末清初具有广泛的社会受众，通过小说与戏曲的深层次互动现象可以看出，小说宝物的崇拜心理与当时民众的心理趣尚具有一定的联系。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明清小说中的宝物形象撑起了整个神怪小说的“半边天”。在这一时期，民间改编的戏曲也赋予人物形象不同的超能力，而且具有奇幻色彩。

在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巧妙地迎合了大众奇幻超能的心理诉求，通过无所不能的人物形象与宝物形象同人们相映成趣；在《封神榜》中也提到了很多具有奇幻色彩的宝物。当时的有识之士将小说与民间戏曲更好地结合在一起，通过不断的传播，得到了民众的百般追捧，由此引发了通俗文学向其它体裁艺术形式转变的社会风潮。

另外，兵器类的宝物在小说中或多或少都可以找到当时社会的历史缩影，同时也具有一种时代心理呼唤的特征。其中，在《封神榜》的第58回，作者写道“瘟丹”这一宝物，从而使西岐城井泉河道附近的居民全部染上了瘟疫疾病，最终通过一种灵丹妙药，解救了当地百姓。其实，类似种种具有超能力并带有明显奇幻主义色彩的宝物，在明清小说中数不胜数，正是人们将这种美好的希望寄托于小说等文学作品中，从而使其生活视野不断开阔，同时开始研究如何将其应用于社会实践。

因此，从上述现象中可以发现一种特殊的社会心理学反应，带有群体民俗心和普遍性的民俗心理，具有很强的感染和暗示作用。由于明清时期战乱频繁，因此武器更新以及减少战乱无疑成为当时人们普遍性的社会心理诉求，特别是在敌人强大的军事实力影响下，我国落后的军事武器装备与其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由此引发民众巨大的心理震动。正是在此背景下，唤起了民众早期群体记忆中宝物崇拜的心理。在新的时代诉求下，民众更好地将当时社会最现实的心理诉求与小说中的宝物联系在一起，并寄托于战无不胜的心理[3]。

除此之外，从明清小说文学审美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将宝物崇拜所蕴含的这种普遍的民俗心理认为是一种封建迷信，甚至一种极端思想，而需要正确看待当时所处的历史阶段和这种群体性社会心理出现的深层次原因。我们也无法简单用通俗的历史文学小说那样，从艺术的角度去评判和定位这种奇幻的社会现象，但可以将其放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进行审视和评价。因此，本文认为，这种小说宝物崇拜现象之所以能够在当时社会引起巨大的历史轰动和审美消费，是因为它充分适应了民众猎奇与追求刺激的社会心理。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小说人物描写与刻画过程中，作者借助宝物使小说人物形象更加超人化，从而使许多平凡的小人物一跃成为举世无敌的超级大英雄。正是这种基于心理学视角下的明清小说宝物崇拜现象，成就了许许多多系列作品的神奇英雄群象和社会谱系。时代发展的经验教训告诫我们，战争就是在彼此较量自己的武器装备作战实力，而文学世界中却将小说人物形象神化以及趣味化。但究其社会心理，这种明清小说宝物崇拜的现象与当时社会“落后就要挨打”的深层次文化心理观念具有密切的关系。

[1]刘卫英.明清小说宝物崇拜的文艺美学审视[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02:87-91.

[2]刘卫英，王俊杰，隋正光.21世纪中国武侠文学研究述评[J].嘉兴学院学报，2012，02:71-77.

[3]张宁.金庸小说的主题学研究与定位——刘卫英、王立《金庸小说母题及中外比较研究》读后[J].嘉兴学院学报，2014，06: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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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张智颖(1981-)，男，长春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