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与私权利的界限：基于损失补偿维度的观察*

王传国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 100022)

规划与私权利的界限：基于损失补偿维度的观察*

王传国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 100022)

并非所有基于城市规划发生的损失都具有请求权基础，必须区别不同的损失类型进行具体的判断。首先，规划对于私权利的限制如果处于财产权社会义务的程度内，对此权利人应当忍受。其次，城市规划给相对人附随带来的反射性利益并非法律对特定个人予以保护的权利，这一利益的减损不具有补偿请求权。再次，虽然信赖保护是行政法领域的一般原则，但在城市规划变更的情形，应当限制该原则的适用。在城市规划领域，扩张征收性质的侵害是最为重要的一种应补偿的财产损失类型。至于城市规划造成损失的救济路径，则应当借助法律拟制技术，然后经由新《行政诉讼法》所创设的巨大可诉性空间来解决。

城市规划；损失类型；征收性侵害；救济进路

2015年10月，广州一居民小区内拟开设私人诊所，但在公示期间，遭受大部分业主反对。业主们认为，诊所的医疗垃圾、医疗器械辐射、病菌感染等将严重危害居民健康，强烈抵制“诊所开到家门口”。当地卫生行政部门表示，虽然该私人诊所符合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并已经审核批准，但最终选址仍将充分考虑小区业主的意见。[1]

这一事件表面上看是由私人诊所政策放开引发的，但背后的实质则是规划与私权利的界限问题。私权利人在何种情况下必须容忍公共规划带来的不利益，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提出补偿请求，理论和实务均未能给出明确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