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社会 中礼治与法治的关系重构
——以法治文学视角剖析法治影视作品的价值所在

文／杨洁

乡土社会 中礼治与法治的关系重构
——以法治文学视角剖析法治影视作品的价值所在

文／杨洁

自依法治国的口号提出之后，我们进行了很多“送法下乡”的实践，具有“普世性”的某些法治原则和具体的法律条文在某种意义上被强行灌输到包括农村在内的广大地区。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以农村为代表的乡土社会中固有的某些秩序和习俗挤压了法律的生存空间，乡土社会的治理遭遇了“瓶颈”——一方面，礼治秩序在法治的强行推广下出现了弱化态势；另一方面，起源于西方的法治思想实践也在乡土社会中遭遇了诸多困境。在这样的现实境况下，重构礼治与法治的关系，使两者同时为乡土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一、问题的提出：当现代法律遇到民间传统

1.文学作品何以反映与影响法律

在以法律文学的视角重构礼法关系之前，让我们首先回应一个质疑，即文学作品何以反映与影响法律。苏力是以文学研究法律的代表，在《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苏力同样选择了《秋菊打官司》和《被告山杠爷》这两部经典的农村法治题材的电影作为分析对象，从而得出了要寻找中国的本土法治资源的结论，但这种方式也受到了很多质疑。邓正来在《对苏力“本土资源论”的批判》中指出：“在我看来，把两部经过严格意识形态筛选过的电影作品与中国法律和社会现实等而视之并据此得出有关法律移植与民间法间的紧张且给中国人造成了极大困惑的结论的做法，与学术研究存有主观影响、理论负载乃至意识形态影响等现象，实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