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党员杜任之的潜伏生涯

林曙朝

在白色恐怖中秘密入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先后残杀5000余人。优秀共产党员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等壮烈牺牲。7月15日，汪精卫集团提出“统一本党政策案”，公开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再次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大屠杀。国共合作破裂，第一次大革命宣告失败。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革命阵营的人有的落入魔爪英勇就义;有的背叛组织为虎作伥;有的胆怯畏缩放弃信仰;有的停止活动被迫逃亡……

山西省立一中

在这关乎革命事业安危和个人生命存亡的紧要关头，一个22岁的山西青年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在1927年11月中旬的一天，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上海市中共地下党编入法租界街道支部，过着秘密的组织生活。他把入党之日当作自己生命新生之时;从此，他在党的指引下开启了在国内外新的奋斗生涯。

这个山西青年就是杜任之，1905年出生于山西万泉（今运城市万荣县）。

与鲁迅的交往

杜任之早年就读于山西省立一中、北师大附中，后以第3名成绩考进上海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服膺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加入了国民党，不仅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还认真研究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系统学习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复旦大学纪念“港九工人大罢工”的集会上，他踊跃发言，号召同学支持工人群众的斗争。在上海市各界召开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他是复旦大学学生会选派参会的4名代表之一。

杜任之

“四一二政变”以后，杜任之迫于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转向尚在维持国共合作、继续北伐的革命中心武汉，在武汉政府警卫团党代表曹汝谦处做宣传工作。“七一五政变”以后，武汉也无法立足了，遂与曹汝谦潜回上海。他穷愁潦倒，徘徊在上海街头。时值上海劳动大学标榜“半工半读，供给生活”，于是失去生活来源的杜任之便报考该校。恰好鲁迅由广州抵沪居住，应北京老友、“劳大”校长易培基之邀，到该校讲授国文课。对文学怀有兴趣的杜任之经常去听鲁迅的演讲。

在上海“劳大”，杜任之并未中断革命活动。他与武汉来的张楚鹃、乔其美（皆中共党员），拟在“劳大”建立国民党江湾区党部“劳大”支部，以此为掩护开展学生运动，并准备成立学生自治组织。但这些均遭到校长易培基的阻挠。“苏俄革命日”（即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10周年）前夕，杜任之写了一首诗《我渴望着北极的赤光》，其中有这样的诗句：“我看到了启明的长庚，极光似火，飙冉上升，暴风雪来临了。光影里面，蛇兽狂舞，虎狼成群，到处伤人。我梦见来到北极，多美！ 我渴望北极的赤光。”这首诗向往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苏联，控诉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所制造的白色恐怖。

11月6日，为了防备翌日共产党“暴动”，当局突然搜查“劳大”校舍。他们从“共党嫌疑分子”杜任之等人那里，只搜到一些诸如铅笔刀之类的文化用品和一些诗稿、信稿，并没有发现什么“暴动武器”，但还是将杜任之、张楚鹃、乔其美3人抓捕。最后，将杜任之开除学籍驱逐出校，而将张、乔二人送江湾国民党驻军团部处理。杜任之又一次流落上海街头。

洪  谦

杜任之獲悉鲁迅仍在“劳大”授课，心想：“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怎么能给‘劳大这种镇压学生的学校继续讲课呢？我一定设法通知鲁迅，使他了解易培基是个什么人。”经过寻访，杜任之终于在北新书局遇见鲁迅。两人沿着福建路边走边谈。杜任之陈述了“劳大”捕人事件，“劳大”无政府主义名流（吴稚晖、李石曾等）的背景及自己的思想观点。鲁迅默默听着，脸色由阴郁逐渐转为激怒。校方再三挽请，鲁迅执意不再赴校授课。这便是颇有影响的“劳大风波”。

杜任之经中共党员张楚鹃（他已从武汉安全脱身来到上海）介绍入党以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27年12月11日，共产党人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等，在广州率领工人和革命士兵举行武装起义。史称“广州起义”。杜任之立即在《太阳月刊》上发表长诗《血与火》，热情歌颂起义者。鲁迅曾当面对他说：“你的诗作已走出‘象牙之路，越过‘十字街头，方向似乎是对的，努力前进吧！” 自从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终生信仰以后，杜任之对于德国萌生向往，很想到马克思的故乡去研究马克思的著作。他找到省立一中一位家境殷实的同学贾铭金，得到他的大力鼎助;同时努力申请争取到山西省教育厅补给万泉县的留德津贴，终于将留德愿望付诸实践。出国前夜，他写了一首《留别祖国》的诗，大意是：在阴沉沉黑黝黝的深夜里，我冲锋突击，将远适西土，充实自己，希望归国时能为光明的中国服务。

温健公

赴德留学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29年元旦，杜任之与贾铭金、洪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等乘坐国际列车到达德国柏林。

杜任之本想在柏林大学注册学习哲学，但如无公费资格，靠个人承担学费根本不可能。于是他只好顺应阎锡山的要求，转学采矿冶金，就读的是生活水平较低的哥廷根大学，这样他就能纳入山西省政府的公费留学计划，每年获得800元的公费补贴，由中国驻德使馆分期发放。

第二年暑假，杜任之返回柏林。经一名福建籍林姓的中国留学生介绍，加入共产国际的下属组织——“世界反帝同盟”，经常参加“世界反帝同盟”留德学生支部的时事讨论会，陈述自己对时局的见解，还经常收到组织上寄来的刊物。

1930年9月，杜任之转学到弗莱堡大学攻读经济学。在这里，他参加了德国共产党弗莱堡大学学生党支部——“红色学生团”，成为积极分子。

杜任之还趁暑假之便，到法国旅行，既可以学习法语，又可以多了解一个欧洲国家，还可以节约一些生活费用。在巴黎期间，恰好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杜任之参加了中共旅法支部领导下中国留学生举行的抗议大会，倾听了中共旅法支部书记廖承志的讲话，会后还参加了示威游行。在共同参与的爱国活动中，他灵魂再次受到洗礼，与中国留学生之间的思想感情也得到进一步沟通、密切。

1933年初，纳粹头子阿道夫·希特勒在垄断资本集团的支持下，夺取德国政权担任总理，大肆搜捕、残杀共产党人。杜任之也被“纳粹学生团”视为眼中钉，住所也被警察监视，形势变得十分严峻。女房东哭泣着对他说：“你赶快到英国去吧！以后德国肯定会变成一个血腥的世界。我们犹太人肯定会遭到巨大灾难。我没有可去的地方，将来生死未卜啊……”她沉痛地与杜任之告别，并将曾在德国留学的英共党员纽亦特女士的英国地址告诉了杜任之。

杜任之在英国流亡了半年多。其间，纽亦特介绍他参加英国工会组织的一些活动。他的组织关系则转到英国伦敦反帝同盟。由于他的公费待遇已因离开德国而终止。

随后，杜任之告别欧洲，乘坐意大利一艘邮轮，穿过茫茫大海向祖国驶去。在同中国同学话别时，他即席作了一首《告别欧洲》的小诗，大意是：无论是法西斯毒焰弥漫的中欧，还是战火纷飞的东方，魔魅已不容许年轻人再读书于课堂上。让留在欧洲的钻研科学——为了祖国将来的富强;让回归祖国的把铁冶炼成钢，用战斗迎接曙光;让我们奋发努力吧！

潜伏山西策动抗日

1933年10月中旬，杜任之乘坐的意大利邮轮，在上海黄浦江登岸。先他回国的中共旅德支部（又称“德共中国语言组”）的向君实、陈正飞等到码头迎接。他们告诉杜：目前党中央已转移到江西苏区，宋庆龄领导的反帝同盟总部设在上海;对你的工作安排，可听取他们的意见。次日，杜任之与向君实一起来到反帝同盟总部。总部明确答复：同意欧洲反帝同盟总部的建议，回到山西，深入到阎锡山内部去策动抗日。

徐士瑚

10月10日，杜任之回到太原。《华闻晚报》还刊登了一则消息《杜任之留德学成返晋》，关注他的人便多起来，纷纷来访。18日，阎锡山在河边村接见了杜任之。他对杜任之嘘寒问暖，询问他的学历、专业。杜任之对阎锡山说：“听说主任在搞一个十年建设计划，因此我在德国时对苏联的五年计划做了一些研究。”阎锡山目光一闪，抬头说道：“那很好哇！你就先到主任办公室吧，现在山西正在用人，有什么关于建设的资料，你留心些，向我汇报。”阎锡山返回太原后，正式给杜任之颁发委任状，任命他为主任办公室秘书，月薪100元，等同中校军衔的待遇。他迈出了潜伏山西的第一步。

初到山西，杜任之感到这里的政治气氛死气沉沉，便从青年学生入手做革命宣传工作，扩大抗日舆论阵地。工作初见成效后，他用德文写了汇报材料，寄给上海的向君实。回信转达了上海反帝同盟总部的意见：除了在文化界开展工作、注意政治动态以外，还应设法接近实力派。

1934年初，上海反帝同盟总部派向君实到太原找杜任之，传达上级领导的指示：決定叫他担任共产国际（第三国际）远东局的太原通讯员，主要任务是了解阎锡山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注意阎锡山与日本的关系、与蒋介石的关系以及对中共的态度等。要想方设法接近阎锡山及其周围的重要人物，取得他们的信任和保护。向君实还与杜任之研究、确定了通讯联络的方式方法——杜任之用德文、英文和法文分别书写信件寄出，总部则用同样办法与杜联系。杜任之积极开展工作，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情报，给“共产国际”写过专题报告《阎锡山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史》。

杜任之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号召，主动“独立作战”。他与山西大学周北峰教授发起成立中外语文学会，并征得阎锡山同意创办《中外论坛》杂志，积极参与该刊的编辑和翻译工作，表面上为阎锡山的“永久性的按劳分配学说”服务，实际上把这份杂志当作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和国际通讯的据点。组织“西北剧社”，出版《文艺舞台》;在剧社里，倡导编演《醒来吧！》《谁之罪？》等话剧揭露剥削制度，号召人民觉悟。在《文艺舞台》上，发表自己的译作《蜘蛛与苍蝇》（德共领导人李卜克内西的寓言小说）、《机器破坏者》（英共作家陶勒创作的话剧）和几篇散文。另外，还编印《生活动力》小册子，鼓动青年参加革命斗争，参加抗日。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杜任之以“中外语文学会”名义邀请参加者温健公做关于“一二·九运动”的报告;还邀请国际友人安娜·斯沫特莱女士讲“国际形势”。这些活动都推动了太原各学校的抗日救亡运动。

杜任之著作

鉴于全国抗日浪潮日益高涨，阎锡山深感民情难违，于是同意杜任之等人的建议，成立“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1936年10月18日，在太原国民师范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阎锡山为会长、赵戴文为副会长，并选举了临时执行委员会，发表了成立宣言，公布了《简章》和《工作纲领》。杜任之被选为临时执行委员。《纲领》提出：“不分党派，不分男女，不分职业，只要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一齐动员起来，积极参加一切救亡运动。”10月下旬，中共中央北方局利用阎锡山邀请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的机会，决定由薄一波组成从事公开工作的中共山西省工作委员会，以合法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在“中外语文学会”和“西北剧社”被阎锡山勒令解散、《中外论坛》和《文艺舞台》两份刊物也被迫停刊之后，杜任之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士改变了斗争方式，又组织了“中外书店”，出版《文化引擎》，继续进行抗日宣传。他们从外地引进了大量进步书刊，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西安事变”爆发以后，为了声援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杜任之用“仁一”笔名、温健公用 “天行”笔名，撰写了《对内团结，对外抗敌》《对内和平，抗日救亡》《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系列文章，登载在进步刊物的“西安事变专号”上。印了3000份，不到一天就销售了2500多份。阎锡山闻讯，命令杜任之通知书店停止发行。杜任之到了书店时，“专号”已全部售完，只有印刷厂里还有200份。他派人悄悄将这200份送往北平的大学。然后向阎锡山复命，称书店已没有“专号”了。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在爱国人士和牺盟会的建议下，阎锡山于月底在临汾创立了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简称民大），让杜任之到民大担任教务主任。

民大学员们分别来自18个省市，有进步青年学生和少部分工人、农民、教师、军人、自由职业者和归国华侨青年。全国闻名的李公朴、何思敬、侯外庐、徐懋庸、陈唯实、温健公、肖三、江隆基、周巍峙等爱国进步人士都曾在民大任教。虽然民大的校长是阎锡山，办公厅主任是阎锡山的心腹梁化之，但除了杜任之担任教务主任以外，担任政治处主任的杜心源、担任组织科长的杜若牧以及各大队的政治指导员，几乎全是牺盟会和“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派来的中共党员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

杜任之在民大建校后，立即与李公朴根据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精神，共同草拟了一个《民大纲领》;又参考八路军随营学校的教学计划，拟订了《民大教学计划》。当时民大讲授的课程，除去作为幌子的阎锡山的“物产证券”“按劳分配”“中的哲学”等言论、著作以外，主要讲授《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概论》《大众哲学》《游击战争》《民运工作》以及民族问题、政治时事报告等。学员中很多人都秘密阅读《解放周刊》，毛泽东、周恩来的讲话报告，鲁迅作品以及《大众哲学》。

1938年2月28日，临汾失陷。民大学员结束了第一期的学习。学员询问：“民大到何处去？”杜任之回答他们：“现在不能上课，愿意革命的到延安去学习吧！”结果大部分学员转入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战工作，其中，有七八个教员（包括杜的妻子李速强）和四五百名学员奔赴延安。鉴于民大学员已经不多，阎锡山下令将民大缩为军事、政治两个系;后来又因为对杜任之有怀疑，把教务处并入政治处，把杜调到民大《校刊》担任编委会主任。杜任之随即利用这个职务，在《校刊》发表《民大纲领解释》和《怎样做一个坚强的民族革命战士》等文章，并参考毛泽东著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苏联的关于游击战争资料，编写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此书出版流传出去，在西安立即遭到禁止，但在延安抗大则被刘伯承指定为参考书。

1939年3月，阎锡山在陕西省宜川秋林镇召开军政民干部会议（简称“秋林会议”）。顽固派旧势力企图对牺盟会、决死队进行限制和打击。会上新旧两股势力斗争激烈。表面上居于中立地位的杜任之，每天抽时间与八路军办事处王世英处长接头，反映会议情况，接受指示。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杨爱源让杜任之担任新成立的“军政民干部训练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此职务更适宜做抗日统战工作，杜任之欣然应允，从此与王世英建立了经常的秘密联系。从陕北公学学习回来的妻子李速强也协助他进行地下工作。

1940年冬天，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杜任之从机要处看到何应钦发出的“皓电”，提到要八路军、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立即向王世英报告。王世英面见阎锡山，表示：“哪里有日本人，我们就要在哪里抗战。对蒋介石的反共，我们要坚决抵抗。”杜任之也向阎锡山进言：“他们要八路军、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是要把他们与共产党的矛盾，变成我们与共产党的矛盾，这对我们不利。”阎锡山听了这些话，从自己的利益考虑，对“皓电”置之不理，对蒋介石反共“严守中立”，这大大有助于孤立蒋介石。蒋介石用不给粮食的办法，卡阎锡山的脖子。党中央及时发出“维持阎锡山，不要让蒋介石吃掉他”的指示，王世英给阎锡山赠送边区土特产，鼓励他与我边区开展贸易;杜任之则向阎锡山提出建议：“开展生产運动，让干部军队开荒种地。把生产、生活和战斗统一起来！”阎锡山采纳建议，令其后方工厂和企业与我边区进行贸易。对缓解山西的粮食危机，打破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起到一定的作用。

1942年，阎锡山看到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和南洋战争中的凌厉攻势，心存恐惧和忧虑，萌生公开降日的念头，并作积极准备。5月6日，日本山西派遣军司令官岩松义雄、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在吉县安平村，与阎锡山举行秘密会谈。软硬兼施，劝诱阎锡山脱离蒋介石政府，担任汪伪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并承诺给阎一大批武器弹药和联币。阎锡山未敢迈出投降步伐，会议中间悄然逃离，密谈无果而终。

安平会议以后，日军对阎锡山施加压力，对孝义区实行“经济进攻”，阎锡山被迫应对。经赵戴文推荐，阎任命杜任之担任孝义区“战工会”主任，担负对日“经济作战”任务。八路军办事处研究了当时态势，秘密指示杜任之“可以认真进行对日经济作战”。于是，杜任之到孝义后，立即指挥该地区军政民机关、团体，联合起来对日实行“经济作战”。对日本占领区设置严密的封锁线，控制货物出入，严禁毒品与伪联币流入，没收禁运物资和伪联币，打击汉奸和奸商。“经济作战”很快取得胜利，但断绝了阎军某些军官走私贩毒的发财门路。不法军官先后向阎锡山告状诬陷杜任之，太原日军也向阎锡山提出抗议。阎锡山随即以“挑拨军民关系”“瓦解军队”“企图组织叛变”等莫须有罪名，密令宪兵将杜任之逮捕，押解到克难坡准备加害。他对赵戴文说：杜是国际共产党，在孝义要叛变，我们要先下手，把他扣起来。在隰县的赵宗复问讯，立即写信派人速交给父亲赵戴文，要求父亲尽力保护杜任之。阎锡山要同志会高干们分别签名，以集体决定名义制裁杜任之。赵戴文立即告诉孙楚、王怀明等高干，强调应当要求阎锡山陈述理由，拒绝签名。阎锡山杀害杜任之的阴谋未能得逞，只好将他软禁起来。赵戴文派人送来《易经》《老子》和“四书”。杜任之在这段时间进行钻研，撰写了《中国古代辩证法》《孔子论语新体系》初稿，还作了长诗《要把地上一切不平等事打碎》和《从开荒到牧场》。

1943年冬，杜任之度过一年半的软禁生活后，虽然恢复了自由，仍没有工作。他正要设法离开晋西，党派赵宗复通知他：“不给工作，也要坚持待下去。你如离开，你所联系的同志就会遭到迫害，党的工作就会遭受损失。”1944年夏，山西大学校长徐士瑚致函阎锡山说：“山大缺乏教师，学生很不安定。”并提出请杜任之“担任教授兼任训导长，以安定学生情绪”。阎锡山无可奈何，批示了两个字：“去吧。”于是，杜任之离开阎锡山的总部，到了山西大学。

在山西大学，杜任之利用讲社会学的时机，大讲社会发展史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并利用同志会的组织，抵制国民党、三青团的反动活动。在此期间，他仍受阎锡山特务的监视，正苦于无法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络，办事处领导却通过徐士瑚校长给他送来党的七大全部公开文件。他阅读之后，心胸豁然开朗。

抗战胜利继续潜伏，从事民主运动

抗战胜利以后，蒋阎妄图独吞胜利果实，悍然发动内战，向解放区进攻。中共一方面实行自卫战争，一方面在城市开展民主运动。

1946年春，已获得公开身份——山西大学教授兼法学院院长的杜任之，利用个人身份和山西大学这块阵地，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在太原开展民主运动。当时太原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缺乏了解，也没有任何民主党派组织，1947年在北平爆发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在太原得不到响应。党组织及时指示杜任之：“把民主同盟引进太原来。”1947年上半年，杜任之与王文光教授商定：由他趁暑假回南方探亲的机会，到上海与民盟中央取得联系。7月，王文光与民盟中央张澜主席取得联系，和杜任之一起加入民盟。9月初，在太原立即开始活动。首先介绍山西李毓珍教授入盟，建立太原民盟支部，由杜任之亲自负责组织工作。蒋介石下令取缔民盟以后，太原民盟支部随即采取单线秘密联系方式，在进步教师和学生中发展盟员，并广交朋友壮大民盟声势。杜任之在《复兴日报》副刊《大时代》上，发表了《官僚政治与官僚资本》;在诗刊《北风》上，发表了短论《写我们的时代》《诗的形式问题》《从屈原之死看诗人的道路》;在《山大学报》上发表长诗《真金不怕火炼》，以文艺形式向社会宣传民主进步思想。他还介绍了两个共产党员和3个在党的外围工作人员参加民盟。至1948年春，太原民盟发展到10余人，直接联系的朋友和进步人士近百人，形成一支争取民主的进步力量。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杜任之又策动成立了山西大学教授会，亲任主席，开展民主运动。当运城、临汾相继解放以后，阎锡山要求山大教职员签名“誓死保卫太原”。在教务长召集的大会上，杜任之首先发言：“山大是山西的最高学府，我们的任务是教学。在保卫太原的问题上，我们没有责任。况且我们是国立大学，将来战争吃紧无法上课时，我们还可以迁到北平去上课。因此，我们不能为‘誓死保卫太原签名！”民盟盟员和所联系的进步教授相继发言，赞同杜任之的意见。最终，签名的事被顶了回去。特务头子梁化之找到杜任之，扬言：“共产党伪装分子活动频繁，山大全体教师要实行‘连环保。”杜任之召开山大教授会理事会研究后，以教授会名义，拒绝了他们的要求，理由是：“我们不是伪装分子，但我们也不能担保别人不是伪装分子。”

1947年，蒋阎在内战中连吃败仗，物资供应日益匮乏，物价飞涨，太原人民生活陷入困境。9月间，杜任之和战友在教授会中策动“反饥饿罢教活动”，紧接着，学生自治会随之宣布罢课。不几天，天津《大公报》即进行报道。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各大学纷纷来函来电表示同情和声援。山大校长徐士瑚找南京教育部交涉。教育部害怕山大罢教罢课波及全国，不得已给教职员增加了物价补贴。山西省政府也给学生增加伙食津贴，给师生配给了白面。罢教罢课至此取得了完全胜利。

1948年6月11日，人民解放军及地方武装6万余人发动晋中战役，太原即将变成一座孤城。阎锡山为挽回反动统治覆灭命运，对进步人士和群众的迫害愈加疯狂。上级党组织曾派情报员到太原向杜任之传达指示：“设法克服眼前困难，继续留在太原，提供解放太原所需要的情报。”但由于他长期积极开展民主运动，阎锡山已将他视为眼中钉;加之有地下党员被捕叛变，供出一些潜伏在学校和阎军中的秘密党员;内线也侦知，阎锡山特务已准备对他实施逮捕，杜任之的处境已岌岌可危。于是，他告诉前来接头的情报人员，说阎锡山对他控制极严，实已软禁，不能活动，无情报送出，要求撤出太原。

1948年7月1日，杜任之乘山大师生去北平的飞机，果断地离开太原，从而脱离阎锡山特务的魔爪。临行前，他为了麻痹敌人，给梁化之发去一信，称等学校放假后，要和他谈话。同时，他跟几位盟员和进步学生谈话，告诉他们：“你们如果不及早跑开，将来解放军攻打太原时，阎锡山狗急跳墙就会胁迫你们充当炮灰。你们可不要为阎锡山守城殉葬啊！”于是，学生们分批飞往北平，教授也纷纷偕眷飞平。

潜伏北平推动和平解放

杜任之虎口逃生，来到北平以后，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先到清华大学寻找吴晗教授，通过他找到民盟北平市临时工委的领导人之一关世雄，再通过关世雄找到中共北平地下党城工部。通过电台联络，杜任之的真实身份被证实。城工部负责人崔月犁通知他领导的决定：同意他留在北平进行民主运动，并在时机成熟时做策动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

于是，杜任之根据党的战略部署，一方面联合北大、清華的进步教授，开展民主运动，为进步杂志《中建》撰写论文《人民世纪与人民教育》，为和平解放北平制造舆论;另一方面，择机策动劝说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退出内战。

杜任之要接触傅作义，有几个重要关系可以发挥作用。一是他的弟弟杜敬之。他早年留学日本，抗战前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攻读内科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杜敬之毅然中断在日本即将完成的学业，历尽艰辛返回国内，决意走向抗战的最前线。于是，杜任之将他推荐给傅作义麾下就任军医。此后，杜敬之追随傅将军转战晋绥，经历了傅作义部队的各大对日战役，承担了组建战地医院、战地救护、临床治疗以及战地翻译等职责，同时也兼任傅作义将军的私人保健医生，凭其精湛的医术和为人，成为傅作义的心腹之一。

除了弟弟杜敬之以外，杜任之还有两个关系较深的朋友：一个是阎又文，中共地下党员，傅作义秘书兼少将新闻处长;一个是周北峰，傅作义的民事处及土地处少将处长。

杜任之通过他们，对傅作义开展工作。

杜任之到达北平后，即通过杜敬之的引领，面见了傅作义将军。重兵在握的傅作义，对这位留德归来的河东老乡杜任之，不乏尊重和热情，他说：“这里是我的势力范围，阎锡山不可能再加害到你。像你这样的大学教授，就是有人要抓你，也必须得先向我打招呼。”并说“以后有事可以找我。”

傅作义一句“以后有事可以找我”，启发并鼓舞了杜任之。他看到了一条直接接触傅作义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对于中国共产党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1948年9月，国民党守军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起义，济南解放。杜任之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试图劝说傅作义“效法吴化文”。经阎又文安排，杜任之见到傅作义，把自己对济南解放后全国战局的认识，以及希望傅作义也能“效法吴化文”走起义道路的想法说了一遍，但未能奏效。

后来，杜任之听说蒋介石要从东北飞来北平，又想劝说傅作义再来一次“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放弃内战政策以实现全国和平。于是，对阎又文说了这个想法。阎又文分析了当时形势，认为此路不通。杜任之坚持要阎又文把他的意思告诉傅作义。傅作义听了不置可否。

杜任之几番试探，未能说动傅作义，杜敬之给他提了个建议：请傅作义的恩师刘厚同先生出面劝说。经杜敬之介绍，杜任之约见了对傅作义为人和性格都十分了解的刘厚同，阐明形势，晓以大义，希望刘厚同相机对傅开展工作。刘厚同欣然同意。自此，刘厚同承担起相当艰巨的劝傅重任。果然，随着东北和淮海战场形势的变化，加上刘厚同出面劝说，内心本不愿打内战的傅作义，思想也开始逐渐转变。后来，杜任之曾说：“刘（厚同）老先生的作用相当于国共之间的一座桥梁，其沟通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1948年12月初，中共代表崔月犁在刘厚同家里与傅作义派去的代表周北峰见了面，并与周北峰约定，第二天在油篓胡同6号杜敬之家中商谈具体的谈判事宜，包括代表出城的具体办法。磋商之后两天，傅作义正式邀请民盟中央代表张东荪到平绥铁路局局长苏伯安家中会面，研究出城谈判的内容和时间。此后，中共与傅作义的和平谈判，就转到城外正式进行。

1949年1月底，天津解放以后，爱国将领傅作义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率部起义，北平古都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

新中国成立后身份公开担任要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杜任之公开身份，历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员，山西大学财经学院院长，山西省财委秘书长。1953年任山西省商业厅厅长。后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导师，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长，创办并主编了《哲学译丛》。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五届民盟中央委员。

杜任之著作颇丰，有《生活动力——青年生活哲学》，太原同仁书店，l934年出版;《孔子论语新体系》，复兴图书出版社，l948年出版;《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主编），三联书店，l980年2月出版;《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续集》（主编），三联书店，l983年9月出版;《孔子學说精华体系》，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当代英美哲学》（主编），中国社会科出版社，l988年10月出版等。

1988年11月27日，杜任之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认识和知道杜任之的人无不深感痛惜，称赞他：“优秀共产党员杜任之，一生廉洁奉公，生活朴素，热爱祖国，爱护人民，平易近人，团结群众，奖掖青年，好学不倦，博览群书，治学严谨，这些优良品德都是值得我们称道与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