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倾全力 文献开发结硕果
——李古寅先生学术成果述论

田方

（河南省图书馆，河南 郑州 450052）

古籍整理倾全力 文献开发结硕果
——李古寅先生学术成果述论

田方

（河南省图书馆，河南 郑州 450052）

李古寅是卓有建树的古籍整理及古文献开发研究专家，其学术研究成果集中在四大方面：古籍文献研究论文、中文古籍编目、历史哲学研究和古代人物评传。迄今已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编、编著出版学术著作近20部。李古寅师从名师，学有本源，治学严谨，于古籍整理、古文献开发、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用功最勤，对历史学、目录学、版本学、社会学皆有所研究。

李古寅；古籍整理；文献开发；硕果

李古寅出生于1944年，河南泌阳人。早年就读于泌阳县陈庄区程店小学、泌阳县第一中学和兰州大学历史系。1969年大学毕业之后，他在甘肃夏河县等地做过宣传队员、文书、会计、中学教师等。1979年他考取兰州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南省图书馆工作。李古寅曾任河南省图书馆古籍部主任一年，业务副馆长10余年，被河南省图书馆学会评选为专家学者及古籍整理、古文献开发、历史学学科学术带头人。其师从名师，授业正规，学有本源，治学严谨，于古籍整理、古文献开发、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用功最勤，对历史学、目录学、版本学、社会学皆有一定研究。李古寅先后发表相关学术论文数十篇，出版《河南省图书馆中文古籍书目》（集部）、《河南省市县图书馆古籍善本书联合目录》《武则天之谜》《官场韬略》《臣鉴录》《中国古代刑制类例举要》《中国古代从政谋略》《盛世女杰史谜丛书》《中国古代权规则》《中说》等近20部论著，受到学界、出版社和读者的好评。

一、古籍研究论文

李古寅于1964年考取兰州大学历史系。他师从著名学者赵俪生，学习中国古代史；师从历史系主任李天佑，学习古希腊史和古罗马史；师从张孟伦，学习中国史学史。他于1979年考取兰州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秦汉三国史）研究生，师从马植杰。马植杰是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所带的两个研究生之一，而翦伯赞是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巨匠。马植杰指导李古寅要熟读三位大师的著作，并悟出治学的理念和方法。范文澜在史学界有句经典的话，即搞历史研究必须耐得住寂寞，有坐冷板凳和吃冷猪头肉的精神。李古寅搞学术研究的思想理念和方法深受他们的影响，那就是板凳一坐十年冷，充分占有材料，论从史出，力求创新。李古寅的治学路径是先易后难，从小到大。他先从写论文入手，第一篇论文《〈汉书·武帝纪〉故安和周阳两地名考辨》刊登在《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该文用《汉书·地理志》《读史方舆纪要》《中国历史地图集》等权威书的材料证明，1962年版《汉书·武帝纪》及北宋景祐本、明末汲古阁本和清光绪年间同文本中武帝纪的故安、周阳两地名应为“安故”和“阳周”。这一观点被后来的研究者接受并被多次引用。

李古寅在《中州学刊》1989年第5期发表了《标点本〈史记〉、〈汉书〉辨误五则》一文，该文也属于校勘学的范围。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不仅是史学的经典，也是文学名著，历代的《史记》《汉书》刻本，素称精善，历代对《史记》《汉书》整理校勘的学者亦不乏其人，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学者又对《史记》《汉书》进行了整理、标点、注释，对历代版本错误纠正了不少，方便了广大读者和科研工作者。李古寅连续发表文章纠正《史记》《汉书》的错误，没有一定的学术功底是做不到的。

李古寅于1983—1986年期间，在《社会科学》和《西北史地》等刊物上发表的《汉代河西军屯劳动者成份和生活状况》《汉代河西军屯管理机构探讨》《汉代西北民屯结构辨析》等一组汉简研究的文章，大都是其硕士毕业论文《居延汉简研究》的研究成果。“文革”结束后招收的前两届研究生入学不易，毕业、拿学位更难。例如兰州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赵俪生招收的第一批7名研究生中，只有6人毕业，而且毕业的6名学生中也仅有半数拿到学位［1］350；马植杰带的3名研究生中，只有李古寅一人拿到学位，这与李古寅的勤奋好学且学有所成是分不开的。上述文章被多次转引和收录。

河南省图书馆古籍部珍藏的《捻军闻见录》（书名为李古寅拟定）手稿为残本，无封面题名，作者姓名亦无可稽考，全书48页，约2万余字。李古寅对该手稿进行了整理：定名、标点、校注，分别在《中州学刊》1984年第4期和第5期发表，以资史学界研究捻军史参考。该手稿的刊布，受到研究近代史和河南地方文献的学者们普遍的关注，此项古籍整理是补白之作。同时，李古寅还在《中州学刊》1984年第4期发表了《河南省图书馆馆藏〈捻军闻见录〉手稿考略》一文，考证纠正了《夏邑县志》《捻军史论丛》中的一些错误，并补充了《安徽通志》《豫军纪略》中的一些缺失。该文在学术界也有一定影响。

《对豫南部分市县图书馆古籍调查的报告》（《河南图书馆学刊》1990年第3期）和对《豫北部分市县图书馆古籍调查的报告》（《河南图书馆学刊》1991年第2期），是李古寅任副馆长时完成的古籍保护与研究方面的成果。当时，河南省文化厅委托河南省图书馆组织古籍调查、古籍版本鉴定专家小组对全省古籍开展普查工作。古籍调查由时任业务副馆长的李古寅组织实施，专家小组由李古寅带队，对全省部分市县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共29个单位（藏古籍2000册以上者）的古籍进行了调查、清理、鉴定，共普查古籍30余万册，鉴定出古籍善本800多种，2万余册。其中包括大量稀有珍贵的河南古籍地方文献。《河南省市县图书馆古籍善本书联合目录》于2009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为这次古籍调查工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全国古籍普查从2007年开始，原计划通过普查出一部《中华古籍总目》，但时间已经过去将近10年，这项工作还远远没有结束，由此亦可见古籍调查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二、古籍编目

河南省图书馆始建于1909年9月，是全国建馆最早的省级图书馆之一，庋藏有较丰富的古籍文献，共存储约50余万册古籍线装书。图书馆古籍编目是图书馆最基础的工作，亦是有深度、有困难的工作。河南省图书馆古籍编目工程最终初具规模，历经三个发展阶段，从中可见李古寅所发挥的作用。

第一阶段是20世纪60—70年代。1964年10月，《河南省图书馆中文古籍书目》（史部）编成，1973年5月，《河南省图书馆中文古籍书目》（子部）编成，这两部书目都是油印本分类目录，只有按类检索的单一功能。史部和子部书目是由当时任副馆长的王拱璧主持编写并最后审定而成的。王拱璧曾留学日本，有较深厚的古文基础，所著史、子两部油印本分类书目编制体例合理，著录水平亦高。只是因为王拱璧当时年事已高，没有精力编制附录索引，对读者查书索书肯定会造成诸多不便。

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李古寅任古籍部主任和副馆长期间，主持编辑审定《河南省图书馆中文古籍书目》（集部，以下简称《集部书目》）。他在编目之前仔细研究了史、子书目的分类表，研究了编辑体例和书目内容，制定出集部书目的分类表和著录条例，并在分类书目后面附有书名、著者字头笔画索引。《集部书目》的编制从1984年开始，历时九载，几经周折，三易其稿，才得以完成。1993年9月河南省图书馆建馆84周年之际，《集部书目》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读者可以从分类、书名、著者三个渠道进行检索，书目体系始俱，目录效能始全，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赞许。郑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兴亚在《河南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撰文称《集部书目》是“启开中州文献宝库的钥匙”，总结其特点如下：一是分类合理；二是著录简明准确；三是突出河南地方文献；四是便于检索。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其中的标志性成果是2009年出版的《河南省市县图书馆古籍善本书联合目录》（以下简称《善本联目》）。而该书研究计划的提出与最终编撰而成，与李古寅的努力密切相关。《善本联目》的学术价值和影响有以下几点：其一，所收之书超出了河南省图书馆藏书的范围，虽然原计划只收公共图书馆的善本书，但后来河南省社科院图书馆和部分省高校图书馆的善本书也收入其中。编联合目录是很不容易的，《善本联目》的成功出版发行，集中体现了河南省图书馆在全省图书馆系统的中心地位和职能。其二，丛书子目的书名、著者均有索引，这样比集部书目的索引更完善，给读者和研究人员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其三，该书出版发行以后，不仅给广大读者提供了方便，亦为一些研究人员所重视。

《集部书目·后记》中转述清人孙从添《藏书纪事》云：“藏书四库，编目最难，非明于典籍者不能为之。”图书馆古籍编目牵涉目录学、版本学、历史、文学、哲学、姓氏学、年代学，以及避讳禁忌、天文地理、文物考古等诸多学问，还得有实践经验才能济事。图书馆古籍目录惠及读者，是治学研究的钥匙。李古寅为河南省图书馆古籍整理及古籍编目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三、历史哲学研究

李古寅主持编辑审定河南省图书馆中文古籍书目，虽耗费了他大量精力，但其研究成果价值高影响大的却是他的历史哲学著作，如：1996年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的《官场韬略》、1998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反经》、1999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败经》、2001年中国致公出版社出版的《臣鉴录》、2006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从政谋略》、2011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权规则》、2012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中说》等。

其中，唐代赵蕤的《反经》译评，略去原文直接翻译为白话文并加以评析，评析是本书的亮点。如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再版白话本《反经》第53页“评析”中有言：“纵观我国几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画卷，治国之法大体两种：一种是仁政，就是用仁、义、礼、信治国；一种是法治，就是用法、令、刑、罚理民。”这里一语道破了中国两千年治国的模式，就是现在还能看见它的影子。再例如，上书第405页“评析”中说：“现在假文凭、假职称充斥天下，硕士满街走，博士多如牛，副研比牛多，正研多如狗。文凭、职称、奖项都能用钱买，名、钱都能用权捞。文凭胡发，职称胡评，评奖胡来，三假泛滥成灾，已成天下公害。政治、经济腐败影响一代，文化、学术腐败影响几代，学术腐败也到了非整治不可的时候了。”在李古寅的书中一贯稳妥平实，但也有高调反腐倡廉的文字，这一段话切中时弊，现在读之仍虎虎有生气。

李古寅主编的白话图文本《反经》把唐代赵蕤专门讲谋略的艰深古奥的杂家著作整理成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通俗易懂的历史哲学书，并经世致用，宣传正气，针砭时弊，为社会现实服务。该书深受社会关注，得到读者佳评。例如《魅力中国》2009年第10期刊载晓红的文章《古籍善本浅说》中云：“笔者手边有一本中国文史出版社新出版的《反经》一书，著者李古寅先生长期负责古籍部工作，熟悉《反经》的各种版本，译本精准浅显，笔者曾与原文对照，基本无误，读李先生译本比读原文快得多，理解起来更加容易，也更有趣味。”所以，该书一版再版，至今畅销不衰，社会影响很大。

李古寅主编的《败经》是从曾国藩的著述中编辑整理而出。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是一位有争议有魅力的历史人物。他能文能武，身遭乱世，而独立支撑，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诸方面多有建树。然而，曾国藩的一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遭遇了诸多挫折磨难和失败，他一直在失败中寻胜机，在困厄中求出路，经过异乎寻常的奋斗和拼杀，才获得最后的成功。他说：“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又说：“吾平生长进，全在受挫辱之时。”（《败经·序言》）显然，曾公念败字经，并打算撰写《败经》，是有切肤之痛和亲历经验的，说败是为了防败，析败是为了求胜。而且，在他人生的征程中确实做到了转败为胜，且取得了最佳效果。但曾国藩刚萌生《败经》的构想就告别了人世，这当然是十分遗憾的事情。鉴于此，李古寅受出版社的约请，根据《败经》的思想架构和材料，从曾氏的著作中梳理出《败经》十八卷，并给每卷配有精美的提要和醒目的小标题，以使书的体制完整。为了通俗易懂，李古寅将原文进行了译白，并对每篇加以“评析”，使内容更加充实和丰富。“评析”是全书的重头戏，例如卷一“有志事成，无志业败”篇的评析曰：“新中国成立已经六十年，据柏杨先生统计，中国历史上共有八十三个大小不同的政权，但越过六十年的仅有十四个，只占百分之十六点九。一个朝代在六十年之前犹如一个孩童，免疫力差，生存力低。而一旦熬过一个甲子，免疫力强了，就像青少年一样茁壮成长，生存率成倍提高。我们国家过了六十年庆典，更应该慎重如始，坚持有志、有识、有恒三原则，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强大。”［2］18从这一段评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李古寅关心政治、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

继《反经》《败经》《中国古代权规则》等国学研究系列书之后，2012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又推出李古寅主编的国学研究新作《中说》。《中说》是儒家经典《中庸》的姊妹篇，是隋朝思想家王通与门人传道讲学的问对之书。王通，隋朝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字仲淹，号文中子，唐初著名诗人王勃的祖父。王通虽仕途坎坷，但仍胸怀天下，他在家乡河汾龙门一带聚众讲学，著书立说，宣扬儒家思想。门人自远而至，往来授业者盖千余人。学生薛收、姚义根据其听课内容仿《论语》例，采取问答形式整理成《中说》一部，共十卷。李古寅主编整理《中说》，在序言中对“中”字和《中说》做了一番解释，值得回味。他说：“《中说》即说‘中’，大哉，‘中’之为义，在《易》为二五，在《春秋》为权衡，在《书》为皇极，在《礼》为中庸。谓乎无形，非‘中’也；谓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荡于虚无，下不局于器用，惟变所适，惟义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说》者，如是而已。‘中’就是懂变数，识时务，了然事物之发展规律。”［3］这当然是李古寅之一家之言，可以讨论，但笔者觉得李古寅的“中”说，确有很深刻的哲学意蕴。

李古寅在《中说》一书里选择思想性故事性强的段落译白并加评析，评析重在阐发其微言大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宣扬真善美，抨击假恶丑。例如在卷一王道篇“廉者多乐”中，李古寅讲了两则廉洁故事：《左传》中记载宋国有一个人得到一块玉石，便将这块玉石献给正卿子罕，并且说已经请玉匠鉴定过了，是一件极为难得的宝玉，子罕说：“您将这块难得的宝石当作宝贝，我把不贪财物的品德当作我的立身之宝。如果我接受了这块宝玉，不是咱俩都失掉了自己的宝贝吗？所以玉石您还是拿回去吧，这样咱们谁也不失去自己的宝贝，那多好啊！”接着说：“东汉时的杨震是一位有名的清官，有一次他到山东去，半路住宿在驿馆里，当地的知县便趁着夜色，带着十斤黄金送给他。并说：‘您收下吧，夜晚天黑，没有人知道。’杨震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能说没人知道！’他严厉地批评了那知县，知县只好羞愧地走了。”［3］11这段评析，时至今日仍是反腐倡廉的好材料。

四、人物评传

李古寅于2007年主编的《盛世女杰史谜丛书》（包括《大汉天娇窦太后》《旷世女皇武则天》《兴国皇后孝庄》），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并在2009年再版。该丛书于2014年经由中国言实出版社修订再版，改为《盛世女杰丛书》（包括《大汉太后窦漪房》《大唐女皇武则天》《大清皇后孝庄》）。

在中国历史上，汉之文景武帝，唐之贞观开元，清之顺治康乾，是我国历史学界公认的盛世，在这三个盛世时期，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科技先进，历史影响深远。而这三个盛世期间皆有一位杰出的女人起着关键作用，她们就是汉太后窦漪房、唐皇后加皇帝武则天和清太皇太后孝庄。关于武则天和孝庄的历史，过去已出版过一些专著，但关于窦漪房历史的《大汉太后窦漪房》则是经李古寅整理首次面世的新书。李古寅以这三个历史人物的不同命运为线索，从政治智慧、爱情亲情、长寿养生等方面深入探讨盛世女杰治国理政背后的故事。

李古寅是新时期培养出来的一代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河南省图书馆工作，至今已30多年。李古寅可谓承前启后的学者，受过正规的学术训练，对前辈的治学态度及方法有所师承，与当下某些浮躁的学风保持距离，故而能够潜心治学，且多有造诣，留下了自己在学术道路上的足迹，值得年轻一代学人学习与借鉴。

［1］ 赵俪生，高昭一.高昭一夫妇回忆录［M］.太原：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2］ 李古寅.败经［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

［3］ 李古寅.中说［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 刘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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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5261（2016）03-0006-04

2015-05-29

田方（1966—），男，河南郑州人，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