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享发展理念在实践中的困境及出路

叶胜红

论共享发展理念在实践中的困境及出路

叶胜红

共享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但其面临四大困境，即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之困、资本阶层贪婪之困、权力阶层腐败之困和道德信仰危机之困。共享发展理念在实践中存在困境不是偶然的，它是由资源配置的不公平性、资本的本性、权力异化、虚假需要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共享发展理念是执政党实现执政目标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执政党应坚持发展，让农村贫困人口有获得感；节制资本，让财富在发展中共享；依法治权，让政府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重塑价值，让道德信仰温暖人心。

共享发展理念；道德信仰；资本；权力；需要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1］共享发展理念是五大发展理念的落脚点，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本质所在。共享发展理念贯穿着鲜明的人本主义导向，彰显着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和价值取向，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可靠保障。共享发展理念是针对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有必要指出共享发展理念面临的众多困境，分析困境产生的原因以及应该如何实现共享发展理念等问题。

一、共享发展理念面临的困境所在

共享发展主要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公平正义是人为之追求的价值目标，每个人生而平等自由，共同地享有从自然和社会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但是，自然和社会提供给人类的资源是有限的，尤其是进入21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使得社会分层日益显现，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共享发展面临困境。

（一）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之困

由于历史原因、自然条件、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增长以及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大的现实因素，中国的贫困人口多集中在位置很偏僻，距离中心城市较远，交通通讯设施落后，又大多是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聚集地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成功使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成绩显著，但是正如习近平在2015年11月27日至28日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所讲：“我们要清醒认识到，当前我国脱贫攻坚形势依然严峻。截至去年底，全国仍有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2］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在教育、就业、医疗、社保等领域困难重重，不少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后出现返贫现象，这使得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成为执政党实现“两个一百年”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也使得共享发展理念任重道远。

（二）资本阶层贪婪之困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各种生产要素积极活跃起来，使得社会分层日益呈现，资本阶层随之形成。资本阶层在共享发展理念中扮演双重角色，但作为资本阶层的资本集团的本质却是单一角色，即利润决定一切。资本带有天然的贪婪本性，资本阶层为一己之利，不惜抛弃人间一切道德之法则，是造成社会不公平、不平等的始作俑者。资本及资本阶层在我国市场经济不太完善的背景下不时露出贪婪之本性，给共享发展理念带来很大困境。

（三）权力阶层腐败之困

我国权力阶层腐败问题已非常严重，给共享发展理念造成极大负面影响。小权力小腐败，大权力大腐败。我国权力阶层腐败不仅分布于各地各层级且级别越来越高，人数也越来越多。根据周文彰教授分析：“2012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4698人，当年全国矿难死亡人数1500人以内；2011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4843人，当年矿难死亡人数1973人……每年受处分的县级以上干部超过矿难人数。”［3］县级以下官员数量可以想象。权力阶层腐败影响干群关系，影响公平正义，影响执政党执政的基础，与共享发展理念、和谐社会理念格格不入。因此，我国反腐形势依然严峻，不容乐观。

（四）道德信仰危机之困

道德信仰危机是指人们发生了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的不信任而产生的道德缺失的一种动摇状态。其实质是共享发展理念的价值认同危机，是人与道德的背离。它的出现既有道德主体自身的原因，也有客体变化的现实因素，正如马克思所述：“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的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实际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4］当前，共享发展过程存在诸多道德信仰问题，有些人只相信金钱万能，为牟取非法利益而不择手段，如假烟、假酒、假证、假票，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掺沙大米、隔年月饼事件，楼脆脆、桥垮垮、路塌塌等等热门字眼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使得人们的道德底线失守，道德效力弱化，道德冷漠增强，道德无力感苍白。一般来讲，具有道德信仰的人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节制欲望，约束自己的行为，最终成为内心强大的力量。道德信仰是主体的高度自觉的由良知所支配的行为，是最纯真的自我展现。因此，当社会一旦缺失道德信仰，人们之间就很难建立真正的信任关系，社会关系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人们成为物质生活的奴隶，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增强，道德信仰危机由此可能会引发社会危机。道德信仰危机是共享发展理念真正的敌人。

二、共享发展理念存在困境的原因分析

上述种种现象表明，共享发展理念存在困境不是偶然的，它是由资源配置的不公平性、资本的本性、权力异化、虚假的需要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资源配置的不公平性引发了共享发展理念的失衡性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内涵中的地理环境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地理环境是不依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地理环境中地形、地貌、自然资源的分布等特点成为影响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讲，沿海、沿江、沿边等地区占据天然优势，经济发展条件相对较好，而边区、山区、远区等地方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发展则相对落后。这些客观条件为共享发展理念制造了天然屏障，成为城乡发展、区域发展差距不断拉大以及我国还存在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的重要原因。自然资源分配的失衡是无法忽视的，人们只能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去减少贫困人口，缩小差距，而很难做到绝对，条件的改变只有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无视客观规律，主观蛮干，以行政命令立下誓言，不一定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

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公平性也成为影响共享发展理念的重要因素。教育、医疗、卫生、公共产品、金融服务等优质资源配置在大城市，老、少、边、穷地区则显得非常稀少，这种现象就像自然资源一样逐渐成为一种客观事实。但社会资源毕竟不同于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可以通过市场优化配置形成共享格局，也可通过政府作为“有形的手”在社会资源配置中有所为有所不为。因此，从理论上讲，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公平性可以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消除，在发展中共享，在共享中发展的理念是可以实现的。

（二）资本的本性影响共享发展理念的引导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资本的本性是不惜一切代价牟取剩余价值。从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来看，每一过程都是资本家不顾共享发展理念而对工人进行肉体和精神的摧残，榨取剩余价值。资本具有贪婪性、逐利性、独占性、自私性等特征，这使得资本家追逐资本的过程也是他们奢侈腐化堕落的过程，他们的心中只剩下金钱、买卖、美色、暴力等感官刺激，只剩下不断地占有商品和物质，成为麻木的、可怜的、自私的、极端的利己主义者。资本表面带来的繁荣掩盖不了资本家内心的孤独，资本异化正成为埋藏资本主义的力量和引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导火线。

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资本的本性有重新抬头的趋势，成为影响共享发展理念的潜在威胁。一是不少外企、私企等非公经济成分里出现对员工不公平、不自由的现象；二是社会上出现了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的不良局面；三是社会上盛行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种种现象表明，在我国，因资本本性的影响而使共享发展理念很难完全让人接纳，因此，与资本本性竞争，共享发展理念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三）权力异化导致人们对共享发展理念的信任度下降

权力异化是指权力本应是一种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对象，却变成了一款高端消费的私人支配产品，是权力者脱离了权力的本质，使权力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权力本身相对立的过程。权力作为人们出让一部分权利的集合体，其本质应是为人民提供资源分配的平衡点；作为拥有权力的统治阶级，不能仅仅把权力作为统治的工具，而应把权力作为服务人民的手段，权力来源于人民，理应回归于人民。当权力作为一种利己的力量时，权力也就成了腐败的温床；当权力不受任何约束时，权力就会异化，成为危害共享发展理念的负能量，导致人们对共享发展理念的信任度下降。这主要表现为：一是权力异化会产生权力腐败、权力垄断、权力寻租等问题，会使人们对政府出台或宣传的各项政策产生不信任感，危及政府执政的公信力。例如社会上有不少不和谐的声音，认为“共享发展理念是乌托邦”、“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很难记”等怪调。当然，权力异化产生的负能量，一方面是部分政府官员贪污腐化给共享发展理念抹黑的结果，另一方面说明人民心中有自己的评价标准。二是权力异化本质是私，而共享发展理念本质是公，私欲盛行，公理难存。因此，“灭私欲，存公理”就成为时下一项紧迫的任务，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正是针对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私享问题。对于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等问题，对“能人腐败”、“塌方式腐败”等问题，只有让共享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从根上解决私的问题，那么，人们才会真正地接纳共享发展理念的信任。

（四）虚假的需要掩盖了共享发展理念的真实性

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对虚假的需要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指出：“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5］他认为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不断制造虚假需要的极权社会，这种社会通过技术手段不断强化人的感官刺激，麻痹人的内在否定的意志，从而达到全面控制人及社会的一切因素。社会表面的繁荣正在潜意识地瓦解个人的斗志，人们在乐于享受社会生活的同时，却也在慢慢地失去了自己。马尔库塞强调，个人的需要呈现出来的都是虚假的需要，个人是处于被决定性地位，个人自由完全受到压抑，个人成为“单向度的人”，社会也成为“单向度的社会”，人的本能需要与社会的需要在虚假的背后达成了完美的统一，人们身处此中却茫然无知，个人失去了内在的否定、批判和超越，人成为工业文明的奴役。马尔库塞认为：“当一个社会按照它自己的组织方式，似乎越来越能满足个人的需要时，独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对权的基本的批判功能就逐渐被剥夺。”［6］“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受到抬举的奴隶，但他们毕竟还是奴隶。因为是否是奴隶‘既不是由服从，也不是由工作难度，而是由人作为一种单纯的工具、人沦为物的状况’来决定的。作为一种工具、一种物而存在，是奴役状态的纯粹形式。”［7］由此可见，人成为物的奴隶之后，在慢慢失去自我。

虚假需要是一种扭曲的价值关系，是客体之属性、功能不能满足主体之需要。人们追求虚假需要仍是主体失去了自主性和选择性，是对理想、信念的茫然，也是对共享发展理念的排斥。因此，当共享发展理念面对社会传导的虚假需要信息时，共享发展理念的真实性就被种种虚假需要所掩盖，这也导致在建立共享发展理念时所面临任务的艰巨性。不是每一种好的理念在开始时都会让所有人相信它的真理性，共享发展理念的真理性除了依靠自身强大的说服力之外，还必须超越虚假需要，以避免发达工业社会带来的文明灾难。

三、如何实现共享发展理念

习近平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8］具体来说，实现共享发展理念，必须抓住当前我国存在的突出矛盾，在共享中发展，在发展中共享。

（一）坚持发展，让农村贫困人口有获得感

实现共享发展理念的前提和基础是发展。坚持发展这个硬道理是解决共享发展理念面临困境的最终出路，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存在的问题是我党的一大优势。共享是实现共享发展理念的落脚点和归宿。坚持共享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发展的成果才能最终让农村贫困人口有获得感，体现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

根据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的要求，我们应确保“十三五”期间农村脱贫攻坚工程顺利完成。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不是一个小数目，如何确保在有限时间内实现这一民心工程，是我党执政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和最严峻的考验。一是要加大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对农村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力度，建立专款专用银行账号制度，实施最低生活水平保障机制，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二是创造条件，为农村贫困人口既输血又造血。如让有劳动能力的群体通过提供就业机会，解决自身生存和发展问题；对因病致贫、因伤致贫、因残致贫、因老致贫等群体，应实施兜底性或一揽子保障政策；对于因基础设施落后致贫群体，应着力解决通路、通水、通电、通邮等紧迫性问题。三是必须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在中央统一领导下，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群策群力，打响脱贫攻坚战。

（二）节制资本，让财富在发展中共享

节制资本是对资本进行正确引导，让资本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资本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大胆利用资本，为经济发展注入动力。中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道路的特色之一就是让资本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避免资本带来的负能量。

实现节制资本，让财富在发展中共享，必须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效率与公平是一对矛盾。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的本性是牟取剩余价值，资本家通过提高技术和延长劳动时间等手段，提高效率，追求超额利润，这就不可避免地损害公平。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可以正确引导资本合理流动，使效率与公平兼顾。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方面可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效率，另一方面通过制度的优势，兼顾公平，共享发展成果。效率与公平的最完美统一就是共享发展理念的实现。例如政府通过文件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方式来发展草根经济，增加百姓的收入，同时又可促进社会人员流动，实现社会更加公平正义。在全球化时代，共享发展理念成为时代潮流，其最大特征是双方寻求最大公约数，不是你输我赢，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双赢的理念。这种双赢的理念可更好地与节制资本，平衡资本、发展资本相融合，避免资本的逐利性带来的社会生活的过度两极分化，实现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良好社会发展局面。

（三）依法治权，让政府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

阿克顿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9］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强调：“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创新执法体制，完善执法程序，推进综合执法，严格执法责任，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10］依法治国关键在于依法治权和建设法治政府，预防权力腐败重点在于健全制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使政府官员不想腐、不敢腐和不能腐，从而通过“良法”达到“善治”。

政府作为推行和落实共享发展理念的主体，必须以身作则，做好“关键少数”的领头雁作用。当前，不少领导干部在面对推行和落实共享发展理念时，既存在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也存在不会为、不善为的问题，表现出领导干部自身能力和素质的欠缺。同时也有不少领导干部知法犯法、贪赃枉法，这样的例子不少，足够引起我们的警惕和启示。政府的执政理念与共享发展理念是一致的，因此，依法治权，建设法治政府是共享发展理念的可靠保障，绝不能让权力异化成为领导干部腐败的温床，反腐败既要治根，更要治本。

（四）重塑价值，让道德信仰温暖人心

在我国，面对道德信仰危机给共享发展理念带来的困境，必须重塑道德信仰的价值，让道德信仰温暖人心。道德信仰是人们内心的道德法则和精神实体，它是自律与他律的结合，是良心和善的自我发现。道德信仰能让人们静心、舒心和放心，更能暖心，道德信仰与共享发展理念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两者互联互通，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宝贵财富。

当前，在落实共享发展理念的过程中，重塑道德信仰的价值十分紧迫，为此，必须正确处理好几种关系：首先是“一”与“多”的关系。“一”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是指价值观念的多样性，“一”可以引导和规范“多”，“多”可以丰富和发展“一”，两者相互影响，互相制约。阮青指出：“在当代中国社会，价值主体的多样化，主体利益诉求的多元化，价值评价标准的立体化，价值选择的多维化，致使价值观念纷繁复杂。”［11］我们不能无视价值观念的多样性，甚至混乱性，对于由需要异化造成的种种价值扭曲的观念，必须加以管制，否则有可能会搞乱人心，危及中共执政基础。其次是“内”与“外”的关系。“内”是指个人品德，强调个人养心立德和自律能力，“外”是指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强调个人品德的外在影响。“内”需则要求养心寡欲、立德立人、正以修身、严于律己，“外”需则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内外兼修，则风清气正。最后是“公”与“私”的关系。“公”是指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私”是指个人利益。道德信仰者应是大公无私，对于社会上涌现的“榜样”力量，一般都是先人后己，对于社会上出现的“缺德”现象，一般都是损公肥私。不少领导干部感叹“公私难分”，实则是道德信仰出现危机，物必先腐，然后虫生之。

［1］［8］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8；9.

［2］习近平论扶贫工作——十八大以来重要论述摘编［J］.党建，2015，（12）.

［3］关庆丰.中纪委廉政课 顺口溜讽贪官［N］.北京青年报，2013-12-19，（第A07版）.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9.

［5］［6］［7］［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6；3～4；28.

［9］［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阿克顿勋爵论说文集［M］.侯健，落亚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42.

［10］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5.

［11］阮青.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自觉、自信和超越［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6）.

责任编辑：周修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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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5706（2016）02-0033-05

2016-02-17

叶胜红，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