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陶诗》版本考述

王永波（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71 ）



苏轼《和陶诗》版本考述

王永波
（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71 ）

摘 要：苏轼《和陶诗》的编集与刊行在宋代是一个重大的文学现象，为后世和陶带来了一种风气。《和陶诗》四卷为苏轼晚年亲手编订，在宋代多次刊行，并引发宋人关注苏轼和陶诗的兴趣。宋代即有蔡正孙、施元之、顾禧、蔡梦弼、傅共等多人注《和陶诗》，并传播到海外。明代编刻《和陶诗》出现混编现象，将单行成集的四卷本打散，以分类本和编年本为主，逐渐失去宋刊本的本来面目。清代在编刻《和陶诗》上采取各种方法，《和陶诗》主要随苏诗全集注本出现，但已逐渐混入各卷之中，《和陶诗》至此失去独立地位，影响日渐式微。苏轼《和陶诗》在历代的编纂与刊行，与当时的文艺思潮、批评标准、欣赏水准等因素密切相关，是历代对苏诗的真实接受，具有多种文学史意义。

关键词：苏轼； 《和陶诗》； 编集； 刊刻； 流传

《和陶诗》四卷是苏轼晚年自编的一部诗集，主要是他晚年贬谪惠州、儋州时追和东晋诗人陶渊明诗歌的作品，写作形式上全部采用次韵手法。除了和陶诗外，苏轼尚有《问陶渊明》、《归去来集字十首并序》等，足见他对陶诗的喜爱。苏轼大量创作和陶诗已经超越了一般文学史上的诗歌意义，上升为一种文化现象。袁行霈《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一文说：“苏轼和陶诗在当时就引起了广泛的注意，甚至可以说带给诗坛一阵兴奋，从此和陶遂成为延续不断的一种风气。苏轼确有开创之功。”［1］苏轼《和陶诗》四卷曾在宋代刊刻，并引起多人为之笺注、评说，此后在元明清时期也多次编刻，卷数、篇数、编排等情况较为复杂，有必要对它的版本源流进行一番考述，弄清它本来的面貌。

一

苏轼一生崇敬陶渊明，尤其是他中年遭遇乌台诗案，晚年连遭贬谪，仕途坎坷，他以陶渊明固穷的态度和旷达的精神自勉，始终泰然处之。他在《和归去来兮辞》中说：“师渊明之雅致，和百篇之清诗。赋归来之新引，我其后身盖无疑。”［2］660把自己看作是陶渊明的后身，可见他对渊明的推崇之深。苏轼《和陶诗》在宋代就已经单独编集并刊行，苏辙《栾城后集》卷二十一《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载苏轼语曰：“吾前后和其诗，凡百数十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子为我志之。”［3］1402苏辙又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说：“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凡四卷。”［3］1422苏辙两文透露出苏轼《和陶诗》在宋代的大致概况，即《和陶诗》四卷，诗“百数十篇”。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中著录：“《和陶集》十卷，苏氏兄弟追和，傅共注。”［4］446苏辙说《和陶诗》四卷，陈振孙著录为十卷，相差如此之大，可能是傅共在注《和陶诗》时将原书次序打乱，重编为十卷，即傅共《东坡和陶诗解》十卷。

宋代刊刻《和陶诗》不是一个孤例，它的刊行当与东坡全集并行，所以考察《和陶诗》在宋代的编刻，应该与全集放在一起。苏轼去世一年后，即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谈到苏轼著作的情况，“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3］1422这五种集子加上《和陶诗》共六集九十二卷，这是北宋时期苏轼诗文全集整理的基本面貌。到了南宋，苏轼全集的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九著录：“《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集》四卷、《应诏集》十卷。”［5］996这样，东坡全集由北宋六集变为南宋七集，东坡七集只是在六集的基础上增补了《应诏集》十卷，仍保留着分集编刻的体例。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编刻《东坡全集》，《和陶诗》四卷都是收录在里边独立成集，也可以单行问世。正因为《和陶诗》可以单独成集，书肆易于购买，以致宋代有些编刻的东坡集就没有收录《和陶诗》，如题名王十朋集注的《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就不包括《和陶诗》，仅收录《东坡前集》和《后集》中的苏诗。另一种宋刊本《注东坡先生诗》四十二卷，编者施元之、顾禧对《东坡前集》和《后集》中的苏诗编年笺注时，另将《和陶诗》编为二卷，放在全书最后，即卷四十一与卷四十二，有意不与其他苏诗混淆。这种情况说明，在宋代所编刻的东坡全集或诗集，《和陶诗》都是单独成集，并没有打散。

那么，宋代编刻的《和陶诗》名称与实际内容又是怎样，跟我们现在见到的通行本又有怎样的区别呢？今存苏轼《和陶诗》宋刊本仅一种，从中可以窥见当时的面貌。台湾中央图书馆藏宋代黄州刻本《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四卷是唯一现存之宋刻本。在编排体例上，“目录次行低一格题第一卷，第三行以下低三格平列《饮酒》至《怨诗楚调》凡七题。以下接排第二卷，为《形赠影》至《答庞参军》凡十四题。第三卷包括《时运》至《杂诗十一首》凡七题。第四卷有《连雨独饮》至《归去来兮辞》凡二十四题。”［6］26此书的编排采取编年，即按照苏轼写作各篇和陶诗的具体时间顺序，这与其他苏集的编次不同。历代各种《和陶诗》的编排主要有三种，即按诗体编排、独自成卷编排、混合编年编排，宋刊《和陶诗》则大致按编年编排，较为合理。如卷四《和陶西田获早稻》诗前小引云：“小圃栽植渐成，取渊明诗有及草木蔬谷者五篇，次其韵。”［7］“草木蔬谷者五篇”依次为《庚戍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五月旦作和戴主簿》《酬刘柴桑》《和胡西曹示顾贼曹》，苏轼的五篇和诗在宋刊《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卷四中是依次连排的，当为同期所作。而现存各种苏集均将这五首诗篇打散重排，不符合苏轼原来的本意。

根据宋人费衮《梁溪漫志》卷四：“东坡既和渊明诗，以寄颍滨使为之引。颍滨属稿寄坡，东坡命笔改之。”［8］43则宋刊《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应有颍滨撰写并经过东坡改定的一篇引，但此黄州刻本无颍滨引。宋刊《注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本及通行本《东坡续集》所载和陶诗时，前面都有一篇署名苏辙的这篇引，也即《栾城后集》卷二十一《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算是一篇《和陶诗》编刻小史，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又据《天禄琳琅书目》卷三著录：“《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一函四册，宋苏轼著，四卷。前苏辙《诗引》。”又云：“轼《和陶集》，宋时杭、蜀本皆有之，具在全集中，系别为四卷，原可单行。此本无校刊人名氏，似即从全集中抽出。且纸致墨润，实为宋本之佳者。本朝昆山徐乾学藏本。”［9］55缪荃孙《艺风藏书再续记》卷下著录一部四卷《东坡和陶诗》影宋本，并作解题：“然观子由《诗引》云云，则实公所定，当时自成一集。此作四卷，与墓志合。宋时杭本，季直给事在临安所刻者，与全集同时上板。据《容斋五笔》，是刻在南宋初。每半叶十行，行十六字。”［10］528根据这几条材料可以确定，在清代即存在两种宋刻《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四卷本，且前面有苏辙《诗引》，从版式上看二者行款均同，是否同出一源待考。

黄州本收录陶渊明、苏轼、苏辙三人的诗歌，按体编排。其中陶渊明五言诗一百零二首，四言诗四首，外加《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共收录一百零八篇作品。收录苏轼和陶诗五言诗一百零三首，其中《连雨独饮》诗原作一首，苏轼追和二首，四言诗四首，此外《和桃花源记》《和归去来兮辞》各一篇，共一百零九篇。苏辙和陶诗共三十三首，分别是《次韵子瞻和渊明饮酒二十首》《次韵子瞻和陶公止酒》《次韵子瞻和渊明拟古九首》《和子瞻归去来辞》《和子瞻次韵陶渊明停云诗》《和子瞻次韵陶渊明劝农诗》。上述这些和诗，与其说是和陶渊明，不如说是和《东坡和陶诗》更为确切，因为都是和苏轼所作和陶诗，跟陶氏原诗隔了一层。黄州刻本所收录苏轼和陶诗篇数一百零九首，符合宋刊《施注苏诗》书首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所引苏轼语“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的记载，但与《栾城后集》卷二十一《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吾前后和其诗，凡百数十篇”文字稍有差异。“一百有九篇”与“百数十篇”明显不同，这也是导致后世编刻《和陶诗》篇目混乱的源头，始作俑者当为苏辙本人。如何理解这种文字偏差，本文最后一节将分析此问题。

《天禄琳琅书目》卷三推测宋刊《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似即从全集中抽出”，判断较为准确，那么这个单行本究竟是从哪个全集本中抽出的呢？刘尚荣《宋刊〈东坡和陶诗〉考》此书同上海图书馆藏宋代黄州刊本《东坡后集》、台湾藏《东坡奏议》残本互相比勘，从行款、版式、字体、避讳等方面考察，得出结论说：“此书原刊于北宋末年，后于南宋淳熙七年庚子（1180）第一次修版重刊，又在庆元元年乙卯（1195）再次补版印行。前后经过七十年，可谓两宋时代的畅销书之一。”［6］32也就是宋代黄州刊本《东坡七集》之单行本，《宝礼堂宋本书录》记载此书残叶有“黄州刊”字样，故世代俗称此刻为黄州刊本。宋刻《和陶诗》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现存东坡集最早版本为宋代眉山大字本，只剩下两册残卷。其次就是黄州刊本《东坡七集》，其中《东坡后集》《东坡奏议》都是残本，唯独《东坡和陶诗》是全本，那么探究宋刻《东坡七集》的版刻面貌及其特征，就可以通过《和陶诗》完帙来考知。而且进一步还可以通过此书来对苏诗、陶诗进行校勘，对判断苏诗、陶诗中的异文提供了版本学上的依据。前人校勘陶集、苏集便以宋刊《和陶诗》作为重要参考文献。宋刊《和陶诗》辑录了苏辙三十三首和陶诗，这些诗歌的文字与篇目与现存之《栾城后集》多有歧异，为重新校订《栾城集》提供版本依据。总之，宋刊《和陶诗》因为刊刻时代早，未经人为删改，比较真实地保留了宋人编刻苏诗的原貌，对校勘陶诗、苏轼诗、苏辙诗都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二

宋代除了黄州刊本《和陶诗》外，还有其他一些刻本，而且由此产生了多种《和陶诗》注本，这是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值得加以重视。宋代编刻苏轼全集主要有两种系统，即分集本和分类本。黄州刻本《东坡七集》即分集本，各自可单独成集面世，方便购买和阅读。另外还有一种分类本，即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著录的《东坡大全集》，其云：“麻沙书坊又有《大全集》，兼载《志林》、《杂说》之类，亦杂以颍滨及小坡之文，且间有讹伪剿入者。”［4］502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十二说：“直斋谓其大略与杭本同，则是取前、后集及《内制》、《外制》、《奏议》、《和陶》诸集中诗文编次为一，以别于六集之各自为书也。”［11］1360宋代的这种大全集，将东坡六集中的诗文打散，重新编次，这样《和陶诗》四卷也就跟着分散了。因为这种分类本的编纂体例不合，在明代以后逐渐失散，以至于现在不清楚《和陶诗》在分类本中编刻的具体情况。

上述分集本、分类本东坡诗文集之外，尚有数种苏诗注本流行，里边也收录有《和陶诗》。南宋嘉定六年（1213），第一部苏诗注本《注东坡先生诗》四十二卷在淮东刊行，编者施元之、顾禧，后人俗称此书为《施注苏诗》。《施注苏诗》首次对全部苏诗予以了编年笺注，前四十卷为编年诗，第四十一卷、四十二卷为《和陶诗》。编者将四卷本《和陶诗》压缩成两卷本，收录苏轼和陶诗一百零七首，较之黄州本少了《和刘柴桑》《和陶东方有一士》。该书在南宋凡两刻，即嘉定六年（1213）首刻与景定年间郑羽修补重刻，然今仅存残卷。书前有陆游作《施司谏注东坡先生诗序》一篇，收入《渭南文集》卷十五。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四十八《经籍考》皆著录《注东坡先生诗》。清代藏书家黄丕烈曾收藏《和陶诗》二卷本，即嘉定原刻本之第四十一、四十二两卷，唯独原书“第四十一卷”、“第四十二卷”之卷数，已经被书贾分别挖改为“卷上”、“卷下”，冒充全帙以图利。书后有黄丕烈多条题跋及题诗，如嘉庆十六年（1811）题跋曰：“标题当云《注东坡先生诗》卷第四十一、卷第四十二，分册当云二册全函。盖此系东坡先生诗刻残本，不过《和陶渊明诗》为全璧耳，余藏诸陶陶室中，尤为两美之合。”［12］466同治年间，此书归聊城杨绍和海源阁，《楹书偶录》卷五著录。以后辗转归周叔弢，周氏将此书捐赠给北京图书馆，保存完好。嘉定刻《注东坡先生诗》之《和陶诗》与黄州刻《和陶诗》对比，文字上出入较大，则其另有刊刻底本无疑，限于资料已无法考辨。

还有一些关于宋代刊行《和陶诗》的记载。如《文献通考》卷二百四十八《经籍考》七十五著录：“《和陶集》十卷。陈氏曰：‘苏氏兄弟追和，傅共注’。”［13］1958《百川书志》卷二十著录：“《东坡和陶诗》五卷，宋苏子瞻谪居时和晋陶渊明之作也，各诗下间有子由及时人所和。”［14］301高儒记载的《东坡和陶诗》五卷，此书未见其他书目著录，根据“各诗下间有子由及时人所和”可知，可能是宋人将苏氏兄弟和陶诗与其他人和陶诗编辑在一起刊行的一种诗集。苏门四学士各有和陶之作，如晁补之、张耒和《饮酒》《归去来兮辞》等，宋人编《坡门酬唱集》二十三卷就收录有这类作品。傅共注《和陶诗》，全名为《东坡和陶诗解》十卷，《福建通志》卷六十八《艺文一》著录该书。有关傅共及其《东坡和陶诗解》的情况，目前有杨焄《傅共〈东坡和陶诗解〉探微》（载《中山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以及卞东波《〈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与宋代和陶诗的宋代注本》（载《复旦学报》2015年第3期）二文做了专门考辨，已经弄清楚了其注《和陶诗》的大致情况，探幽发微颇有启发，可以参看。

南宋末年诗学批评家蔡正孙撰《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十三卷，该书征引了大量宋人关于苏氏兄弟和陶诗的注释资料，保存了不少宋人笔记、诗话的佚文，对了解宋代有关《和陶诗》诗歌评论与版本流传提供了新的线索。蔡正孙字粹然，号蒙斋野飘，福建建安人，出生于南宋嘉熙三年（1239），卒年不详，为南宋著名诗人谢枋得弟子。著有《诗林广记》前后集二十卷、《唐宋千家连珠诗格》二十卷，今皆流传于世。蔡氏《唐宋千家连珠诗格序》云：“正孙自《诗林广记》、《陶苏诗话》二编杀青之后，湖海吟社诸公辱不鄙而下问者盖众。”［15］《诗林广记》成书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序作于“庚子春三月”即元大德四年（1300），可以看作《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为蔡氏入元后著述，属于南宋遗民的作品。《和陶诗话》十三卷流传不广，公私书目皆无著录，唯独韩国李仁荣《清芬室书目》卷四著录：“每卷首题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卷之几，次行靖节先生陶渊明诗，次行东坡先生苏轼子瞻和，次行颍滨先生苏辙子由和附，次行后学蒙斋正孙粹然补注。覆宋刊本，四周单边有界，八行十六字，注双行。”［16］4653《和陶诗话》凡十三卷，目前仅存部分目录，卷一至卷五（其中卷五有残缺）、卷八至十三（卷十三缺《联句》诗及注）。卷一至卷十二是对陶渊明诗、苏氏兄弟和陶诗的笺注与解说，卷十三是对苏氏兄弟未和之陶诗的评注。目前全书缺卷六、卷七两卷，其余各卷分藏在韩国高丽大学中央图书馆及私人藏书家手中。此书名为《诗话》，实则体例在总集诗话之间，卞东波《韩国所藏孤本诗话〈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考论》一文说“其形式是先列诗歌辑注释，注释以双行夹注的形式出现，然后附以大量的诗话、笔记、年谱或注释。”［17］由于该书大量征引宋代李焘、杨恪、黄公绍三人所作陶渊明年谱，保存了傅共《东坡和陶诗解》、蔡梦弼《东坡和陶集注》以及蔡正孙本人大量的补注，因此对认识宋人注《和陶诗》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在校勘陶集、苏集方面提供了珍贵的版本依据。中国学者金程宇、杨焄、卞东波分别发表了多篇论文探讨《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的价值。主要有金程宇《高丽大学所藏〈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及其价值》（载《文学遗产》2008年第5期）、卞东波《韩国所藏孤本诗话〈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考论》（载张伯伟主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五辑，中华书局2009年）、杨焄《新见〈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残本文献价值初探》（载《文学遗产》2012年第3期）。杨焄还将蔡正孙在该书中引用的傅共《东坡和陶诗解》、蔡梦弼《东坡和陶诗集注》注文辑录出来，形成《宋人〈东坡和陶集〉注本二种辑考》一文，发表在《中国诗学》第十七辑上，以供学者参考。

南宋另一位学者蔡梦弼，曾校刊过《史记》，注释过韩愈、柳宗元文及杜甫诗，有《杜工部草堂诗笺》四十卷传世，是宋代著名的唐诗文献专家。蔡氏也曾注释过《和陶诗》，但今已佚失，蔡正孙《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十三卷保留大量蔡梦弼注文。“从所辑佚文来看，其主体内容与傅共之注类似，只要是对陶、苏诗作内容的串讲。在此过程中，蔡氏既能联系作者生平抉发其创作初衷，又能由文本引申出相关的议论或感慨；除此之外，蔡氏注本还包括作者考辨、异文校勘、字词注音释义、征引其它文献等多项内容。”［18］根据杨焄的辑录，我们知道，在南宋末期，起码有傅共、蔡梦弼二人对《和陶诗》进行过注释，促进了《和陶诗》在南宋时期的流传，对于研究陶渊明、苏轼诗歌在宋代的传播、接受状况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在此基础上，杨焄、卞东波又对傅共、蔡梦弼注《和陶诗》撰写了多篇文章，如杨焄《蔡梦弼〈东坡和陶集注〉考述》（载《学术界》2014年第3期）、杨焄《傅共〈东坡和陶诗解〉探微》（载《中山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卞东波《〈精刊东坡补注和陶诗话〉与苏轼和陶诗的宋代注本》（载《复旦学报》2015年第3期）。这些文章基本上弄清楚了傅、蔡注本的大致情况以及文献价值，对进一步研究宋人注《和陶诗》大有益处。

宋代刊刻的大全集本早已失传，但日本建仁寺两足院所藏《东坡集》，实属于失传之《东坡大全集》之宋刊残帙。该书据目录为一百一十卷，残存五十三卷，十册。在编排上先诗后文，对前后集分类不同、难以合编的情况下，也极其稳妥地进行了处理，而且还收录了宋刊东坡七集本遗漏的诗文，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该书第三册卷二十七到卷三十是《和陶诗》，其收诗数量、编排体例、苏诗正文与黄州刊本《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一一吻合，而且卷二十七收录苏辙《和陶渊明诗集引》。凡此种种，可以印证其是以宋刊东坡七集之《和陶诗》四卷为底本的，这说明宋刊《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还有另外的存在方式与版刻形态。

三

到了明代，《和陶诗》的体例与刊刻发生了变化，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再将《和陶诗》单独成集，而是混入它卷，使《和陶诗》丧失了独立的面貌。明成化四年（1468），江西吉安府知府程宗刊刻《东坡七集》，包括《东坡集》四十卷、《东坡后集》二十卷、《奏议集》十五卷、《内制集》十卷、《外制集》三卷、《应诏集》十卷、《东坡续集》十二卷。他将《和陶诗》四卷编入《东坡续集》卷三中，又四卷变为一卷。与宋刊本不同的是，程氏在《和陶诗》里增录《集归去来诗十首》及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在卷数、篇目、编排上都呈现出新的面貌，形成《和陶诗》流传史上另外一个系统。因为其增录了十一首作品，使《和陶诗》在数量上达到一百二十首，为清人编纂和陶诗开了不良的先例。傅增湘《明成化程宗刊本东坡七集跋》云：“惟《续集》为程氏所编，采各集所无之诗文而并《和陶集》于其中，此其异耳。”［19］674嘉靖十三年（1534），江西布政司又重刊成化本。明代晚期还刊行过一种《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本，据嘉靖本重新编纂而成。清康熙年间蔡士英据此重订，乾隆朝编《四库全书》即收录此书，卷数悉同《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唯独该书卷三十一、卷三十二为《和陶诗》，而成化本《东坡续集》卷三为《和陶诗》，但二者在编排次序上完全一致。

宋代题名王十朋纂集之《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为首部分类集注苏诗本，其未收《和陶诗》。到了明代万历年间，此书在流传中发生了变化。明代著名散文家茅坤之子茅维将宋元以来流行的《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由二十五卷七十八类，增补为三十二卷三十门，而且补录了宋元类注本未收的《和陶诗》。茅本将《和陶诗》列入卷三十一中，且单列一类，编排体例大致同成化《东坡续集》本。“茅维删削旧注十余万字，还任意变更注家姓氏，以至全失宋元注本真貌。”［6］56

清代康熙三十七年（1698），新安朱从延据茅维本重刊，并将酬和与酬答合为一类，共二十九类三十二卷，《四库全书》据此收录。

清代的几种苏诗注本也收录了《和陶诗》，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宋刊《施注苏诗》在元明时期流传甚少，托名王十朋纂集的分类注本又遭到明人任意删改，失掉了旧本原有之真貌，故清代再次掀起了笺注苏集的高潮，出现了几部完整的苏集注释著作，代表了清人对苏诗研究的新成就。康熙三十八年（1699），著名诗人宋荦在任江苏巡抚间得到宋刊《注东坡先生诗》三十卷残本，请邵长蘅、李必恒为之补注，又辑得施、顾未收之苏轼佚诗四百余首，刻印成书，是为委宛堂刻本。这个补刊本虽然错讹较多，又对施、顾注肆意增删，但宋荦还是从明代《东坡续集》《重编东坡先生外集》等书中补遗到施、顾注本未收苏轼四百余首遗诗，编为《苏诗续补遗》二卷，例如就收录《和东方有一士》《和刘柴桑》二首，编入《苏诗续补遗》卷上。其他《和陶诗》依旧编入卷四十一、卷四十二中，与宋刊保持一致。几乎与邵长蘅等编纂《施注苏诗》的同时，康熙年间还出现了一部很重要的注苏诗著作《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五十卷。此书是著名诗人查慎行在京师见到《施注苏诗》后，花三十年心血采取以补注的形式撰写的一部注苏诗著作。它以施、顾注本为基础，先列施、顾旧注，再列自己的补注，并为《和陶诗》予以编年。查慎行把《施注苏诗》中的二卷本《和陶诗》打散，按照写作时间先后次序编排在《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卷三十五至四十三中。其《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例略》说：“《和陶诗》，子由有序，自成二卷，细考之，惟《饮酒》二十章和于扬州官舍，余悉绍圣甲戌后自惠迁儋七年中作也。岁月大略可稽，分之各卷，以符编年之例。”［20］608查慎行为《和陶诗》编年，这在《和陶诗》清代流传史上是首创，其后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五十卷、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四十六卷、纪昀评点《苏文忠公诗集》五十卷都采取这个体例。

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五十卷成书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以查慎行《补注》为底本进行苏诗编注，钱大昕《苏文忠公诗合注序》云：“编年卷第，一遵查本，其编次失当者随条辨正，而不易其旧。”［21］2636冯氏在该书卷四十八末增录苏辙《和陶拟古九首》，即《栾城后集》卷二《次韵子瞻和渊明拟古九首》，其他均同查慎行《补注》。嘉庆二十年（1815），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撰成，于道光二年（1882）刊刻成书，其间王氏多次增订该书，前后历时数十年。该书在汇注方面主要吸取《苏文忠公诗合注》的精华，在编年上有新的发明，并且在编次上与《合注》一书多有不同，表现出作者的创新。他对苏轼的生平颇有心得，撰成《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四十五卷，长达六十万字，算是一部苏轼年谱。书中的《编年古今体诗》四十五卷就是依据《总案》的考订而编定，对《和陶诗》的编年有些与查慎行不同。自明代《东坡续集》卷三把《和陶诗》混编后，清代所出各种苏轼注本无不蹈袭，尤其是查慎行《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开创《和陶诗》编年混入其他作品先例后，其后的苏诗注本均采取此例，如此《和陶诗》就越来越偏离了当初编选的初衷，其影响也逐渐式微。

最后探讨一下《和陶诗》各个时期刊本的诗篇数量问题。宋代黄州刊本《和陶诗》所刊载的苏轼和陶诗数量是一百零九首，宋刊《施注苏诗》卷首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所引苏轼语“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这两者是相符合的。问题出在苏辙这篇《诗引》有两个版本，《栾城后集》卷二十一《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记载苏轼原话说“吾前后和其诗，凡百数十篇”，究竟是苏轼说错还是苏辙记错？依据现存三种宋刊《和陶诗》版本，可能是苏辙记错，因为宋刊黄州本《和陶诗》是一百零九首，宋刊《施注苏诗》之《和陶诗》是一百零七首，与“一百有九篇”基本吻合。问题出在明代。成化年间程宗编《东坡续集》，卷三即《和陶诗》，其共收录和陶诗一百二十首，相比黄州刊本多收了十一首。程氏把《集归去来诗十首》和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一并收入到《和陶诗》中，这十一首当然不能算是和陶诗。《集归去来诗十首》是苏轼集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文字而成的十首诗，算是集陶诗而不是和陶诗。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是文章而非诗歌，当然也不能算是和陶诗。明代所刊《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本，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共收录和陶诗一百三十五首，一下多出二十六首。不过这个数目的差异出在计算方法上，即卷三十一中的《和劝农四首》《和时运四首》《和停云四首》《和答庞参军六首》，这些诗在宋刊本中都只算是一首。而且，这个全集本也如成化《东坡续集》一样，把《集归去来诗十首》也收录。此风一长，后世纷纷效仿，万历年间刊行的《东坡先生诗集注》三十二卷，在《和陶诗》的编刻上也学习《东坡全集》，而且还增加了《问渊明》一首，使和陶诗的总数达到一百三十六首。清代查慎行《补注》与冯应榴《合注》二书中的和陶诗也都是一百三十五首，数量同明刊《东坡全集》。康熙间邵长蘅等注《施注苏诗》五十卷，在和陶诗的编录上较为谨慎，卷四十一、卷四十二共收录一百二十二首，如果加上《续补遗》上卷所收《和陶东方有一士》《和陶和刘柴桑》，正好是一百二十四首，与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卷四十三“共一百二十四首”［22］5的数目一致。王氏在《集成》中以绍圣四年（1097）十二月十九日为界限，前收和陶诗一百零九首，后收和陶诗十五首，二者相加为一百二十四首。查慎行《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在编排和陶诗时提出一百三十三首说，其谓：“施氏原本《和陶诗》二卷，凡一百零五首，《归去来辞》亦在数内。此十章向不载《和陶》卷中，今从新刻本采录，又增入补遗二章。自《饮酒二十首》起至此止，分编各卷，共一百三十三首，而《归去来辞》不与焉。”［23］847

以上各本对《和陶诗》数目的统计之所以出现差异，并不是真有遗漏之苏轼和陶诗，而是出现在和陶诗篇目的理解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陶诗章和首的问题，一个是《问渊明》《集归去来诗十首》《追和陶渊明诗引》是不是和陶诗的问题。如果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则诸本和陶诗出现的数目差异迎刃而解。顾易生《苏轼诗集合注前言》说：“苏轼的和陶诗中有四篇四言诗，其中两篇篇分四章，另两篇篇分六章。因此四篇的总章数就是二十章。当有必要改用与全书一致的首字来计算时，所说的‘一百三十六首’之中减去这虚幻的十六首，再减去并非和诗的十一首，所余就仍然是一百零九首，与苏轼自己的说法完全一致。”［21］32刘尚荣《宋刊〈东坡和陶诗〉考》也说：“清代学者在此问题上互相矛盾的说法，把一个本来并不复杂的问题，搞得十分混乱，今有澄清的必要。”［6］29当然，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中的异文“凡百数十篇”也是后世编刻《和陶诗》产生篇目混乱的源头，因为来源自苏辙具有权威性，也就给后人诠释带来了疑惑。今人编订《和陶诗》，还当以苏轼自己的原话为准，即“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可以定谳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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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白俊骞）（责任校对 郭玲珍）（英文编辑 何历蓉）

Study on the Version of Su Shi’s He Tao Shi

WAND Yongbo
（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 of Sichuan， Chengdu， Sichuan 610071， China ）

Abstract: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Su Shi’s He Tao Shi in Song Dynasty is an important literature phenomenon which brought an atmosphere of “He Tao” for later generations.The four volumes of He Tao Shi were compiled by Su Shi himself in his late years and were published several times in Song Dynasty and people at that time were intrigued to annotate Su Shi’s and Tao Yuanming’s poems.In Song Dynasty， Cai Zhengsun， Shi Yuanzhi，Gu Xi， Cai Mengbi and Fu Gong annotated He Tao Shi and spreaded it overseas.In Ming Dynasty， compiled disorderly， the original four volumes of He Tao Shi were scattered and mainly compiled by genre and year， which gradually lose its Song Edition.In Qing Dynasty， there were various kinds of methods to compile it， which mostly appeared with the annotation of Su Shi’s poems.However， it lost its independence and influence since it had been mixed with other volumes.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Su Shi’s He Tao Shi in different dynasti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rend of thought in literature and art， critical and appreciative standard， and so on， which shows the real acceptance of Su Shi’s poems in different dynasties and is of various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Key words:Su Shi， He Tao Shi， compilation， publication， spread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639 （2016） 02-0014-08

收稿日期：2015-12-20

作者简介：王永波（1972-），湖北天门人，四川大学文学博士，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唐诗学、目录版本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