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角中人的解放及其边界分析

孟宪平（周口师范学院，河南　周口　466000）

多维视角中人的解放及其边界分析

孟宪平
（周口师范学院，河南周口466000）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人的解放及其边界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实践无止境，认识无止境，边界理论的深化和推移也没有止境，充满矛盾和悖论的进程中留下很多理论素材。西方古典哲学有关思想的兴起，打破了神学观念中人的解放边界。中国社会儒家观念中，人的解放是以家国情怀为基础的，思辨特征也很明显，但实践上的局限性也洞若观火。马克思开辟了人的解放理论的新视野，为工人阶级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人；解放；边界

社会发展中，关于人的解放理论引导着人们进行不同形式的“社会实验”，以便验证思想的正确性及实践的有效性。思想有边界，意识有边界，价值有边界，行为走向必然存在边界。这一话题所蕴含的复杂面貌与多样内容，造成不同时期的理论解读及叙事差异。

一、西方古典哲学中的元叙事：边界意识的缘起及人的解放走向

如果站在历史的高度进行比较，不难发现，西方古典哲学对人的发展以及终极关怀是深刻而又富有开创精神的。不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都用充满感情色彩或理性色彩的言语演绎着人类解放的理论及边界意识，他们所表达的哲理给人的存在、人的意义注入许多思辨特征。

1.“元叙事”规定的人的解放逻辑

元叙事是关于某种事项的最初描述形式并能够统括总体的话语形式，它规定了一个最初的价值边界和行为界限，以便给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选择提供标准或规则。元叙述经常以其链式传递和重复表达在意义世界和生活世界确立自己的权威，使接受者能够以特有的理据来持有它。西方古典哲学关于人类解放的元叙事是摆脱神学叙事走向理性叙事的话语形式，意在从专制制度及其束缚中解放出来，把人从经济生活的苦难中解脱出来。这种元叙事一经出现，就在价值边界影响下孕育出物理边界和心理边界，在此基础上不同类型的人类解放逻辑也纷纷登场。在神学叙事中，人们希望摆脱命运支配，借助上帝实现神我和谐；在价值理性叙事中，人们希望摆脱思想羁绊而达到心物和谐；在工具理性叙事中，人们希望摆脱自然束缚而实现天人和谐。目标如此多样，途径如此多变，方法如此多元，人类解放的元叙事话题也不一样。康德描述人的解放时，将理性具体化为认识理性、道德理性和审美理性，在他的整体性哲学大厦里，人的解放思想是最重要的填充物。他认为，人的被奴役和不成熟状态与他自身的理性状况有关，也是造成思想崇拜和权威崇拜的基本原因，破除偏见和迷信的基本前提是获得理性的成熟进而达到自觉状态。黑格尔主张用思辨理性代替宗教叙事，用人类解放叙事代替封建特权，认为要实现人的终极自由，必须借助于知识的提升、理性的升华、个人劳动的社会化以及普遍精神的总体化来实现。笛卡尔是以唯理主义来描述人类解放的元叙事的。他通过对价值基础和价值秩序的重新论证，把生活意义和人的解放纳入理性主义元叙事之中。在他看来，揭开自然的面纱进而形成对自然的统治，是显示理性光辉和自然本质的重要方式，这种理性化的组织和力量，是使人们从“人”和“物”的强制中解放出来的原初动力。在康德那里，人类解放中的主体自觉与黑格尔关于主体的绝对自我关系并不完全一致，似乎是主体自律决定人的解放形式。但是，自律和理性又是内在地关联的，强调理性必然调动自觉性，强调自律必然激发理性。

从人的解放的理论进程看，它是一个不断地从神秘走向现实的过程，上帝决定一切的宗教意识是以神秘的方式期待人的解放的，理性影响下的元叙事是以张扬人性来寻求人的解放的。到了近代，人们又把自身的解放寄托于工具理性的健康发展上。在西方哲学家的意识中，理性捍卫边界，又在现实中追求新的边界，“整个历史于是呈现为一个不断通往进步的、最终达到终极完善结局的目的论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推动历史进步‘动力’以及作为历史进步‘标志’的因素便是‘理性’，这种理性最初显现在‘哲学’中，继而由‘自然科学’代表，最后则落实为‘道德与政治学’。”[1]9理性成了占据统治地位的力量，它排斥了暴君、奴隶、传教士等不能寄托人的真正解放意义的主体，在理性的推动下人们有了识别迷信和暴政的能力，也有了关于自身解放的价值判断。孔多塞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指出，理性主义支配下的元叙事在“人的解放”中的规定性意义在于：一是通过普遍性的终极语汇为人的解放规定价值基础，启蒙式的政治叙事和思辨性的政治叙事，都试图为现代人寻找普世的终极的价值和存在形态；二是通过唯理主义论证的人的解放和价值秩序的关系，以普遍主义引导人的解放，把人的解放要义看成行为空间和价值边界的拓展，它所引起的边界意识始终伴随着人的思维和行动。“元叙事”设定了一个初始边界，“人的解放”实践又不断突破这个边界，元叙事中的解放话语以及人的解放对新边界的划定，都是这一体系中的关键问题。人的解放对物理界限和心理界限的影响最终反映在价值边界上。关于主体的元叙事、关于思维的元叙事以及关于意识的元叙事分别构成人的解放的行为基础、思想基础和哲学基础，元叙事与人的解放的一致性构成一种动力，而当人的解放获得一定程度的实践时，又会在新的叙事中规划未来前景，在边界意识的建构与重构中影响着人的解放走向。

2.对“彻底解放”及“价值终结”的判断

由元叙事引出的边界意识以及人的解放走向，提出了一些理论性话题，如：“彻底解放”意味着什么？它能否达到？价值边界是否由此而终结？或者是否会形成普世的统一的价值？在不少人看来，人的意义和价值母体是使社会整合为一体的重要力量，其作用结果是普遍性法则统治世界，历史的归宿最终表现为普遍理性引导下的至善至美。然而，至善至美的事物存在吗？完美终点能够达到吗？“完美终点”之后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即使是头脑完善、思辨清晰的哲学家也难以回答，即使作出回答也往往走向空想或虚构。关于人的“彻底解放”问题抑或是“价值终结”问题，在理论上是一个需要探索的话题，在实践上是一个需要验证的问题。不能仅仅从纯理论的视角来看待，“解放的逻辑”不应是“死亡的逻辑”，“终极价值”不应是“价值终结”的逻辑。

人的解放的逻辑应该是现代性语境的“元叙事”所规划的合理图景，而不是充满悲观情绪的思想征途，在这个话语体系中，最能影响人的解放走向的是科学技术。一方面，科学技术使人获得了走向解放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它提高了劳动效率，节省了劳动时间，降低了劳动成本，自由空间的扩大和休闲时间的增多是人的解放的重要表现。更重要的是，在技术背景下，人的自由理念也在完善，人的思想空间也在扩大，这既是关于人的解放的心理学，也是关于人的发展的动力学。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也带来很多负面影响：人们利用科技改造了自然却又不断遭受自然的报复，人们利用科学造就现代物质生活却又难以摆脱技术不足的困扰，人们利用科技造成便利的交往状态却又面对着心理阻隔的现实。即使在今天，在大数据以及互联网技术提供诸多利益的同时，也面对许多现实困惑。人的解放是一个不断地减少悖论的过程，把人的解放设想成固定不变的终极形态，只能是空想家或宗教神学的一厢情愿。

从人的解放的价值走向看，理性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它作为人的解放的重要动力，是以价值选择为表现形式的。但是，没有理由认为，人的解放中的价值选择向着整齐划一的方向发展，正如不同的理论具有不同的价值关怀一样，不同的主体对人的解放途径及其体悟也是有差别的。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的统治意味着“价值理性”的减退，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决定着降生于这一机制之中的每一个人的生活，而且不仅仅是那些直接参与经济活力的人的生活”[2]142。个体的价值和整体的价值以一定的秩序链接起来，尽管形式很松散，但在一定时期代表着一个意义世界并构成一种目的论世界。理想状态下的人的解放价值途径，应该是一个和谐有序的画面，而在实际上，局部的价值叙事以及个人的价值叙事，分别在公共生活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形成一种价值偏好或价值疏离。“价值行为者从传统价值的外在权威中解放出来的代价是，新的自律行为者的任何所谓的价值言辞都失去了全部权威性内容，各个价值行为者可以不受外在神的律法，自然目的论或等级制度的权威的约束来表达自己的主张……”。[3]87因此，人的解放中的价值走向并不完全按照统一逻辑或准则运行，关于普世价值的神话或幻想不符合人的解放的多样化逻辑。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承认人的解放路径的多样性以及价值选择的多样性，并不鼓励人们价值选择中的极端行为，对公共社会及共有价值观的维护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必要的。

3.虚幻的边界意识与虚假的解放神话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西方神学家和古典哲学家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以及由此设定的价值边界是有不少虚假成分的。尽管对一些人来说，人类解放是激动人心而又充满期待的事情，但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人也有自己的说辞。尼采把人的解放逻辑视为站在门口的虚无主义”，“未来正以一种迹象倾诉自己。……因为眼下我们整个的欧洲文化正在走向灾难，带着几个世纪积压下来的磨难和紧张。骚动着、剧烈地向前，像一条直奔向干涸尽头的河流，不再回顾身后的一切，也害怕回顾。”[1]22其实，西方哲学关于人的解放的逻辑中，虚幻与真实之间、历史与现实之间、想象与存在之间、起点与终点之间，都有不少悖论。奠定在传统基础上的价值秩序，与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上的价值秩序，经常因“进步”或“创新”而存在着矛盾——青年反对老人，今天否定昨天，自由反对专权。一些形而上学叙事占据了话语空间，其虚无性在于，终极的目标只能存在于人的幻想和天国之中。当人以自己的生活现实去理解或实践这一理想时，却发现其中的很多认识是无法企及的，于是就有了虚妄之感。因此，对“目的”的失望，成了虚无主义的重要原因，其主要表现是：（1）“解放逻辑”及“历史意识”绝对性与人对自身信仰的可靠性产生矛盾，人凭借这种信念产生高于一切的意识，并相信人类历史是沿着理性设定的轨道演进的，其中的价值边界是不断地消失的。（2）理论设定的“真正世界”与“现实世界”存在很大差距，它误读了生命的真正意义和人的真正价值，也使终极价值自行贬值。生活中，人的价值存在于现实之中，它的实践状况也离不开现实。设想一个脱离现实的未来图景，无疑包含着对现实的批判和反思，也寄寓着设想者试图超越现实困境的愿望，其积极意义自不待言。然而，将人的现实价值引向何方，以何种方式实现真正的价值，却不是几句理论主张能够完成的事情。超自然的神学观念或基于自我的绝对理念，会将人的解放路径想象为空灵世界，而当人们否定了上帝及绝对理念时，这种逻辑就成了无家可归的漂泊理念。（3）从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观点看，“以‘解放’的诉求为始，却以‘压迫’的悲剧为终，以‘解放’的追求为开端，却以‘毁灭’的代价为结果，这就是现代性‘元叙事’及其‘解放逻辑’所表现的巨大悖论。”[1]22在一些人看来，西方古代的“解放逻辑”是一种使人忘记自身存在的逻辑，“人道主义”是把“世界图像化的”思想形式，主观意识上的此岸“自我”与理想世界的彼岸“自我”是难以统一起来的。主体与客体存在于绝对化理念中，“‘我’成了别具一格的主体，其他都是根据‘我’这个主体才作为其本身而得到规定”。[4]882正是“人”“我”差别造成的思想悬隔设定了不同主体的价值边界，不突破这种差异，社会行为的一致性就无法实现，关于人类解放的叙说只能是虚无的神话。

二、中国儒家传统中的价值边界：人的发展和解放的另一种叙事

儒家经典思想中的价值追索和解放逻辑，对中国传统社会中人的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封建社会的宗法伦理将道德作为主要的评判尺度，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政治伦理的活动空间，而追求人的解放的政治抱负，又促使统治阶级在宗教伦理中寻找推进国家运行的程序，其对人的关怀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附属特征。

1.宗法伦理规定的边界意识

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伦理本位和封建制度下的宗法关系，以特有方式固化了人的行为选择和价值边界。一方面是宗法伦理宣扬的无上权威和不可侵犯性，把影响尽可能推向远方，将追求完人、崇拜圣人以及对自身发展的关照，体现为普遍接受的价值模式。他们推崇的圣人和完人既是社会的榜样和标准，也是儒家对人生设想和对人的发展的规划。在这个图景中，天理、人欲、心性、理性等要素是重要的构建素材，社会风俗、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是经常起作用的内容，它们共同体现人的行为边界并将不同边界连接起来，其特征是以理性形式来表达德性问题，以人治措施设定行为边界，以言教方式设定认识边界。儒家思想中人的解放目标是成为自觉的圣人或自为的完人，而且每一个人都可以达到这样的目标，尤其是在思想塑造上，“人皆可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满街皆是圣人”“个个心中有仲尼”“尧舜人人可学齐”。这种状态与其说是“解放”，不如说是“进化”，是在思想行为上向完人、圣人、贤人看齐。价值认同和行为选择的划一要求，强化了儒家价值观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它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因为伦理关系固化的结果，造成了精神上的枷锁和肉体上的压制。宗法伦理对政治统治的强化，文化专断对人的思想的钳制，君主专制对价值观的固化，造就了一个具有独特表征的边界形式。捍卫边界的方式也是多样的，“在政治上遇到现实的严峻挑战时，任何统治者都会寻找除去军事力量之外的最有效的统治工具——意识形态，由于意识形态的继承性，传统文化必定成为统治者努力发掘的宝藏。”[5]171封建官僚、知识分子、社会成员又可以成为维护传统边界的卫道士，国法、礼法、家法都可以作为维护价值边界的工具，人生活在这个空间里，明显表现出政治道德化基础上的自然道德关系与社会伦理关系。

2.大一统设想中的边界守望

“大一统”是儒家理论的政治目标，希望借助无限的权力实现无边的统治，这种愿望被誉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其话语表达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它在思想上体现为“修其教不易其俗”的意识边界，尽管循序有所不同，但总体上是皇权的无边威力和人的臣民意识；它在政治上的表现是“齐其政不易其宜”的行为边界，强调以专制手段达到行为划一和局部解放。思想上的一统成为精神生产的重要手段，但在实际上一些持异见者以“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的态度，又不可能完全达到精神上的统一。大一统思想提供了一个边界走向，它极力整合社会思想并与政治统治结合，为中国封建时代提供了独有的“核心价值观”。然而，“真正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的文化，即他们所共同具有的观念和准则”[6]18，这是维系思想团结和社会有机结合的重要前提。不过，社会的割据分裂状态也是一种边界划分形式，它不仅提供族群差异，也在思想激励华夷之辨和夷狄之思。一统意向与分殊现状提供了一种矛盾倾向，当社会趋向统一时，价值统一的必要性也凸显出来，边界意识会被淡化；当离心倾向加强时，寻求分离的理论基础会加强，边界意识会被强化。不论哪一种形态，都会让人们感到思想文化所起的引导作用。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及其代表势力，不遗余力地用文化一统诠释天、地、人的存在边界及其一体性。文化一统设定了以王权为中心的政治界限，它通过表德劝善以及祭祀和仪式活动彰显价值观，它的基础性工作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这就有了不同边界之间的沟通问题。忠顺臣民的心理情感，以忠孝仁义为教化内容，在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中被政治一统固化，由此导出的天下、国家以及社会理想中，包含着理性和价值上的悖谬，它对人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也是双向的。尤其是在历史上的文化转变时期，“一方旧观念、旧习惯、旧制度失去权威，他方新观念、新习惯、新制度尚未确立。人们解放于传统之外，个性就有自由发展的机会，而得自由思考、自由立论。”[7]9于是，在社会变动中，又有内外兼修和体用兼顾的边界判识，“文治是中国政治的常用术语，指的是政府对社会精神生活的建设与引导，具体说来就是文化教育之发展与典章制度的整理”[8]52。在自然的人的社会中，环境给人提供物质支撑和地理疆域上的遐想，也促使人们在物理上延伸自己的活动空间。修齐治平是内心的抱负，立人达人是外在的表现，修己与立人把人我边界融为一体，修齐与治平把家、国边界融为一体，修身与修心把物理边界和心理边界融汇在一体，“内圣”和“外王”把自在之物和为我之物融汇在一起。

3.“入世”与“经世”的模糊边界

中国传统社会推崇“入世——经世”的价值观，众多知识分子是以此为人生取向的，“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是不少人的座右铭，其政治抱负表现为对君主、对圣人的思想依附，这种情况下，个人的思想边界是由圣人的思想决定的。他们的思维中，知识依附于政治，“文以载道”才是正途，“代圣人立言”是不二法门，而价值观优劣则由君主按照经世的标准来评骘。“入世”与“经世”的政治激励中，“学而优则仕”成为进身的不二法门，由士入仕，请民命，替天行道，是不少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和体现个人价值的衡量标准，而当官场失意或为官而不得时，又会以“归隐”形式表现出边界化的特征。这种士子心态是在当时长期的风云变幻中形成的，一方面是那些富于才识的人往往与社会的更替与兴衰有极大的关联，愿意把心理边界延伸到平民之中。另一方面封建君主为了保持自身统治的稳定和延续，对思想边界的柔性及刚性设计兼而有之。“‘三纲五常’所表示的是一个完整的关系网，每个人不过是关系网中的一个小结，在这个关系网中，没有个人的独立价值和地位，每个人只是被当作一个从属物而存在。”[9]129古代儒家希望对“人的本质”“人的标准”作全面规定，希望追索伦理道德的自我完善和审美愉悦，尽管它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并带有明显的乌托邦韵味，但它所执着的真正的属于人的东西，是显示人的尊严和价值的价值状态。

三、马克思开辟的边界语境：人类解放中的边界规定及走向另一种叙事

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边界设想越出了旧哲学的理论窠臼，他不是以纯粹思辨形式考察人类的未来走向和社会形态，而是结合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及矛盾，结合技术变迁带来的社会影响及悖论，结合社会语境变迁造成的叙事形式，从现实的判断和未来的展望中推出新的发展思路。他与黑格尔、费尔巴哈以及欧文、圣西门不同的地方在于：一是认为人的解放的实质是每一个社会个体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二是认定人的解放是一种历史性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三是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行为边界的双重影响。

1.对旧理论中人的解放思想的虚假性的批判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奠定在新的解放逻辑”基础上，他没有对这一问题作简单的价值承诺，而是在揭露其虚假性和虚无主义本质的基础上，对人的解放理论作出新的规划。在马克思看来，理性主义并不能把人带向它所宣称的解放境界，“理想王国”的价值承诺也难以在未来社会中兑现，明确的证据有三个方面：

一是资本的现实影响与虚幻力量。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看，资本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影响力量，是包含着特殊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的运行链接，它将特殊阶层的利益追求和权力欲望贯彻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以普遍主义意志将充满压制性、排他性思维强加于贫苦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10]46，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作为社会主体和历史创造者的“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11]287资本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载体，一方面显示出现实的威力，另一方面为人的价值追求树立了一个虚假的偶像。资本的扩张，实现了资产阶级的经济欲望和精神寄托，似乎是社会发展的不竭能源和永动机，似乎将人的创造精神推向无边缘的社会，进而达到永恒自由的状态。但实际上，不断出现的张力或矛盾，经常打破人们关于永恒自由的神话，人们的创造性也经常处于束缚之中，跨出一个边界意味着进入另一个边界，本原精神与实践误区经常交织在一起。资本设定了资本家和工人的存在边界，也设定了各自的思维边界，两种边界经常存在着冲突和对立。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打破现有边界，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建立新的边界。在较近的阶段上，“共产党一分钟也不能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敌对的对立”[10]66；在较远的目标上，要建立融合发展的具有新的边界特征的自由人联合体。

二是劳动的异化与人的发展悖论。劳动的异化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对经济利益获取的自由与商品对人的束缚，使人经常处于自由的愿望与不自由的事实之中，无边界的欲望追求与有边界的现实存在，给人提供了一种莫可名状的窘境。“劳动所产生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所奴役。”[12]90对象的存在和行为界限失去了现实性依据，人创造了现实又被现实所排斥，人发展了自身又被自身所局限，“对象化竟如此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以致个人被剥夺了最必要的对象。……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它能够占有的对象越少，而且越受自己产品即资本的统治。”[12]91马克思所分析的异化不是一种暂时现象，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常性悖论。这种状态下，劳动不只是走向解放的手段，也是束缚劳动者的手段；文化不只是提高觉悟的手段，也是陷入宗教迷误的根源；资本不只是创造财富的手段，也是造成社会奴役的手段。在边界意识上，发展的悖论在于能否跳出既定的圈子，能否摆脱片面而走向全面，都是马克思所关注和深入思考的问题。

三是社会矛盾中的思想悖论。社会矛盾激化了边界意识，在冲突与妥协中不断调适和规定新的边界内容，思想上的迷惑和行为上的困顿，经常使人处于不自由的状态中，本来把人引向解放的逻辑，却经常以虚无主义面目出现。“在理性主义宏大叙事的普遍主义承诺背后，深深蕴含着一种特殊主义的权力关系，它体现的是特殊者的特殊利益，贯穿着的是特殊者的特殊意志，因此，理性主义的宏大叙事在实质上是一种充满压制性、排他性和垄断性的话语，不过是一种以普遍性为名出现、实质上代表着资产阶级的立场的‘意识形态’，以之作为现代人的价值基础和价值尺度，等于树立了一个虚假的偶像。”[1]29资产阶级以欺骗性目的将人的解放的虚假性发挥到了极致，那种虚无缥缈的边界，在富人的印象中是宏伟蓝图，在穷人的思维中却是空中楼阁，资产阶级关于全人类解放的话题，终究没有跳出让穷人免于疾苦和灾难的边界。空想社会主义也没有能够客观认识人的解放的边界，尽管它试图跨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藩篱而走向自由，却没有在现实中表达人的自觉精神，那种希望英雄人物破除迷误并建立由英雄人物来主宰的未来世界终究是镜花水月。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10]64个人边界与公共边界也存在悖论，本来应该明确公共信用和个人信用界限，被利欲毁灭殆尽，“公共信用和私人信用是革命强度的经济温度计。这种信用降低到什么程度，革命的热度和革命的创造力就增长到什么程度”[10]92，通过革命建立新的信用体系是无产阶级的现实任务。

2.关于人的行为边界的认识

第一，交往边界的扩大与局限。世界历史进程中，交往的形式是由区域形式向全球形式变化的，民族特征越来越被世界特征所代替，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突破了旧有边界，“一切固定的僵化的以及与之想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式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1]87资本主义以各种形式的分工来界定新的边界类型，人们的行为关系也是依照这种分工展开的，其行为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特征。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未来社会所造就的交往状态将是一个突跃，人的行为和眼界发生质变，“以全人类相互依赖的普遍交往”在人们面前展示了一个新境界。交往形式的变迁对族群边界和国家边界都是一个考验，也给人的解放注入崭新内容。历史地看，“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11]74未来社会的解放形式，不仅是一种理论叙说，更是历史关系中的实践活动和交往活动，是边界的新陈代谢活动。

第二，自由边界的扩大与不足。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无边界的类本质与有边界的各种自由形式并不是经常保持一致的，生产在发展，社会在变迁，人的自由程度也不断变化。19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自由“空话”基础上提出的主张，是对自由边界的一种新规定。魏特林如是说：“全体的和谐！以及在全体的和谐中实现每一个人的最大可能的自由！这就是我们所要努力完成的任务，这就是从现在起必须在言论和文字上加以大力宣扬的那种精神，这就是我要在这个制度清楚阐明的思想。”[13]192然而，书面上的自由论证是需要现实支撑的，仅仅依靠思维设计的自由边界必然带有虚幻性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多少财产就有多少自由，就有多少话语权，享受自由的程度是由财产的私有边界划定的。广大劳动者的自由具有双重特征，自由地出卖劳动力与不自由的生活环境形成鲜明比照，他们与资本家相比，“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12]200如果把视野拓展到民族与国家层面上，那么，不同民族活动边界上的悖论不仅仅是体系内的诸种矛盾，“而是因为现在该民族意识和其他民族的实践之间，亦即在某一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普遍意识之间出现了矛盾”[11]82-83，处在历史变动时期，思想边界的冲突或渗透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技术边界的扩大与悖论。技术边界的移动也是充满悖论的事情，就积极面而言，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人的创造能力，物理空间和思想空间的扩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扩大，都是技术提供的可能性。“这种无法估量的力量，一旦被自觉地运用并为大众造福，人类肩负的劳动会减少到最低限度。”[10]77自由度意味着精神边界的扩大和创造空间的延伸，同时也是文化思想的张扬和对艺术压抑的释放。人以自己的文化素养成就了“全面的人的那种性格上的丰富和力量”。在此基础上，个人的行为方式也在扩大，自愿联合起来的工人以前所未有的眼界显示出新社会的力量期待。就消极方面而言，由于制度原因而使技术的发挥处于种种羁绊之中，“死的资本总是迈着同样的步子”。科学技术打开了关于本质力量的书，但是书中的内容表述却未能全部体现人的本质。

3.人的解放边界的未来形式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将人的解放描述为“最终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其标志是自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和自身的主人。“自然的主人”体现在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上，这种超越物理边界的能力是以掌握和利用自然规律为前提的；“社会的主人”体现在对社会结构的建设和运行上，这种意在提升社会协调效能的活动是以理解集体边界为基础的；“自身的主人”体现在心理边界和理性发展的特征上，这种意在体现个人心智完善程度的趋向成为人的解放的重要指向。上述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给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型构方式。主体存在的空间边界是反映人的解放的主要尺度。马克思描述的人对自然界的依赖阶段、人对物的依赖阶段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表明对活动空间的依存度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其表现形式有：（1）一维的线性推进关系，表现为单向演进路径；（2）二维的平面交叉关系，表现为双重交互作用；（3）三维的立体组合关系，表现为复杂结构中的时空递进；4）多维的空间叠积关系，表现为网格化的有机整体。立体式的演进使人的存在边界和认识边界的复杂化和模糊化，它不仅在社会形态和文明变迁上存在交叉递进关系，也在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上存在递进关系。此种情景，要想在人的边界关系上找一个明确的分野，以便将每一个人都划分为有明显界限的单个的人，越来越不可能。思想边界发生了变化，“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10]35。纵观人类思想史上的变迁历程，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诸多形态，文艺复兴时期的个性解放运动，启蒙时期的个性呼声，都曾是冲破旧边界确立新边界的活动。“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1]87人的解放语境中，思想活动的边界也在优化，摆脱了宗教神学的思想束缚，摆脱了专制意识的压制，摆脱了资产阶级思想的禁锢，人们的精神风貌极大改观。思想自由的确立与个性自由的确立互相映照，这是未来社会中充满生机而又令人期待的事情。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人的解放及其边界的关注是多视角的。随着现代性和全球化意识的影响，关于的人的解放理论会变得更加复杂多元，边界类型也复杂多样。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有关理论的多样性阐释，就是一个重要分支，不管是物化意识和阶级意识，还是 “残余乡愁中的文化眷恋”，亦或是关于政治与经济对抗中的镜像模式，都或隐或显地表达了对未来社会的关注和对解放政治的理论发挥。限于篇幅，有关内容另文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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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章永林）

B821

A

1008—7974(2016)03—0078—07

10.13877/j.cnki.cn22-1284.2016.05.015

2016－03－11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 “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系列重要讲话的理论贡献和实践要求研究”15ZDA002）；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战略思想研究”（14AZD001）；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热点难点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3ZD001）；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文化方略研究”；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孟宪平，河南沈丘人，法学博士，周口师范学院特聘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