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珲春事件”到《三矢协定》看日帝的统制政策

张龙（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历史与民族学院，贵州　都匀　558000）

从“珲春事件”到《三矢协定》看日帝的统制政策

张龙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历史与民族学院，贵州都匀558000）

1920年10月2日，珲春发生的“珲春事件”成为日帝对延边地区的反日朝鲜独立军进行征剿的借口。1925年，日帝迫使东北奉系军阀签定了《三矢协定》，强化了对东北地区朝鲜移民的控制。从这些事件中可以看出，近代以来，日帝对朝鲜族实行的统制政策步步为营，导致朝鲜族受到了多重压迫。

“珲春事件”；《三矢协定》；独立军；奉系军阀

近代，从1907年8月，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延边地区“统监府间岛派出所的设立”，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对朝鲜族的政策一直实行“统制与利用”政策，即镇压与利用政策。其间，朝鲜族以延边地区为中心，在中国东北建立了多处反日武装基地，谋求复国。为了确保统制政策的成功，彻底消灭朝鲜族反日武装，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并实施了 “珲春事件”，以此为借口出兵东北镇压朝鲜族反日武装。以此事件为契机，经过多次预谋、策划，迫使东北奉系军阀签定了《三矢协定》，成为双方对东北地区朝鲜移民的共同政策方针，使日本的统制政策达到了成功。

一、“珲春事件”实现了日帝的初衷

1.“珲春事件”一个迷雾

1920年9月21日，土匪王四海、万顺等匪徒300~400人攻入珲春县城，制造事端，但是未出现日人伤亡。9月30日，这股土匪袭击了珲春荒沟驻军，抢劫弹药并绑架20余名士兵。10月2日凌晨四时，匪徒从珲春县西二道营子袭击珲春县城，烧毁日本领事馆，击毙日人11名、朝鲜人6名，绑架了200多人，抢掠了市街，焚烧商号六处后撤走。关于此次事件，时称“珲春事件”。①关于“珲春事件”的匪首，也有认为是“长江好”的，此说法被证明是不准确的，例如：延边大学的任熙俊在硕士毕业论文《1919-1920年间延边地区朝鲜族民族主义反日武装斗争研究》对此作了相应考证。事件发生后，延边地区“日本居留民会”会长打电报要求日本出兵保护东北地区的日本人。10月5日，日本政府就“珲春事件”发表宣言，声言必采取强硬手段。7日，日本内阁声明“在珲春惹起的凶变，完全由不逞鲜人（指朝鲜族反日分子）同中国马贼以及过激俄人一起肇事”[1]41。8日，日本外务省公布“珲春事件”的所谓“真相”，指责中国方面取缔不力，声明已经于6日派兵驻扎中国境内必要地方，要求中日军警共同讨伐。

对于“珲春事件”，当时国内的看法各有不同，有一部分倾同于日本的声明，像《大公报》的主笔王芸生就写过“朝鲜党人自去年在国内独立运动失败后，多避入我国境内。本日，党人朴东明、金永植等联合俄人及东省多人，分路袭击珲春县城”[2]19。当年10月7日的 《盛京日报》也认为是从俄国双城子潜入的“韩国独立党人”所为。另有一些议论认为此事件是日本自编自演的一出戏，目的是出兵中国东北镇压朝鲜反日武装。从事件引发的效果来看，日本策划了珲春事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1919年朝鲜3.1运动后，在中国东北成立了大量的反日武装，时常以中国东北为基地，越界进入朝鲜对日军发动袭击，1920年各地反日武装在中朝边境一带活动就达到1651人次。1920年3月，延边反日武装队伍曾分数路八次袭击朝鲜稳城一带敌人[1]37。1920年6月4日，反日武装一个小分队偷袭图们江对岸江阳洞日军哨所成功后，面对朝鲜南阳日军守备队的越江报复“讨伐”，在枫梧洞战役中获胜歼敌150余人[1]39。这些事件促使日本帝国主义将朝鲜族反日武装视为心腹之患，急于将其消灭。“珲春事件”发生之前的1920年8月，朝鲜军司令部就已制订了“剿讨间岛地方不逞鲜人计划”，确定了“剿讨”期限和进兵区域，组织了指挥系统[3]83。

其次，日本多次同奉系军阀张作霖谈判要求派军进入中国东北进行“剿讨”朝鲜族反日武装，但是因为涉及主权问题，遭到拒绝。另一面，日本对吉林省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要求日本军警协同地方当局取缔朝鲜族反日武装，也因为“事关主权”遭到拒绝。东北地方当局答应派兵“追剿”，而当地驻军同情朝鲜族反日武装，在“追剿”中秘密和反日武装达成协议，使“追剿”毫无成效，导致日本方面极为不满。

第三，“珲春事件”发生后，日本的反应速度也过于迅速，如上所述，无论是肯定肇事方来自“不逞鲜人”，还是要求保护的配合，都给人以早有准备之感。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日本第十九师团长高岛中将就在一个步兵大队的护卫下侵入珲春县城后，到龙井坐镇指挥“讨伐”。并且，一方面在频频发表声明的过程中，“讨伐”已经开始进行了。[1]39

第四，据珲春日本领事馆和当时被匪徒绑架后释放回来的日本商人证实：“在匪团中并没有朝鲜人和俄国人”。[1]39当时，东北地方媒体叫嚣最显著的报纸《盛京日报》为日人所办，一贯宣传日本的政策，和日本政府同调，为时人所鄙夷！从这个事件上难以看出它的客观性。

由此不难看出，“珲春事件”绝对不是一起简单的事件，而是由日本策划制造的，目的是以此为借口出兵中国东北，进而镇压朝鲜族反日武装，摧毁朝鲜族的反日基地。

2.《三矢协定》之前奉系军阀对朝鲜族政策的转化

20世纪20年代，当时的北京中央政府对朝鲜族反日运动持一种否定态度。对于直接同朝鲜族打交道的东北地方政府来说，面临着朝鲜族反日运动导致的中日交涉，内部初期也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对依靠日本起家的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来说，他不愿意因为朝鲜族的反日运动过多招惹日本，一直主张对日本镇压朝鲜族采取配合行动。而吉林地方当局在这个问题上，因为同朝鲜族反日武装接触较多，同情并理解他们，对其反日行动上多有配合。例如，在1920年8～9月，吉林延吉地区的军政当局在日本顾问斋藤监督下，不得不对延吉地区韩国独立军实施“讨伐”前，延吉道尹陶彬、当地驻军团长孟富德与大韩国民会会长具春先秘密达成协议。其主要内容有：中国军队为防止日本军队对延吉的侵入，不得不实施对于韩国独立军的“搜索”，独立军营考虑中方的立场相互妥协；中国军队在出动之前事先通报独立军，使独立军有充足的时间转移；中国军队不进攻独立军，不妨害独立军移动行军和在森林地带建设新的根据地，双方约定避战等。[4]吉林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对朝鲜族反日势力采取暗中帮助的态度，同奉系首脑张作霖的要求是不同的。

“珲春事件”后，日本的压力加大，奉系军阀在对待朝鲜族的问题上，开始严厉镇压朝鲜族反日武装。1920年10月，奉天东边道尹下令所属各县必须在7日内拟定取缔韩国独立党人活动的办法。奉系军阀开始大量发布限制、取缔、驱逐朝鲜族人民的训令，并演变成多起迫害事件。据民国十二年二月六日的一份报告 《东省特别区警察总管理处为请示查获之韩国独立军团党徒应如何办理事呈》中说明：“本月二日据第三区警察署呈称，据巡长黄炳南报称：一月三十日下午四时，查有韩侨朴来凤，申应天二名，由小绥芬前来本站，行迹异常可疑……所长遂率长警前往拿获，搜出七星手枪二支……”[5]2611924年6月，奉天省政府发布了 《东边道属各县鲜人学校闭锁条件》，勒令各地知县关闭朝鲜族私立学校，把矛头指向朝鲜族人民办的私立学校。这些措施对朝鲜族的活动造成了多方的限制。

另一方面，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传播。中国东北的朝鲜族在这一系列斗争中，进步青年开始觉醒。他们为寻找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去苏联远东地区学习十月革命经验，去上海、北京接受革命思想。他们把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帝国主义论》等经典著作单行本和进步报刊，秘密传递到朝鲜族聚居区。以中国东北的延边地区为代表，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开来，在这些先进分子的带动下，发起了共产主义的宣传运动。马列主义在延边的传播，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相结合，在当地形成了新的潮流。朝鲜共产主义者和进步青年学生深入到农村、工厂，广泛发动群众，投入到反帝反封建斗争之中。朝鲜族共产主义者的这些宣传组织活动，给日本侵略者造成了一定威胁。间岛日本总领事馆派出警察特务，豢养亲日走狗，监视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多次制造了镇压共产主义者的事件。日本帝国主义同时看到，共产主义思潮也是东北奉系军阀所担心的，基于这种看法，日本帝国主义同奉系军阀签订《三矢协定》，让奉系军阀成为其统治政策的一个棋子。

正是这些前提，促进了日本帝国主义同奉系军阀在压迫朝鲜族问题上的进一步的合作。

二、“珲春事件”同《三矢协定》在统制政策上的体现

1.“庚申年大讨伐”日帝扩大侵略势力

侵入中国延边地区的日军包括3个旅团和多个联队，最少1万余人。而当时的朝鲜族反日武装实行联合后也不过3000余人，实力悬殊。朝鲜族反日武装被迫实行转移，尽管取得了部分胜利，如青山里大捷，歼敌数百名。但由于日军有意识地疯狂报复，使延边地区朝鲜族根据地遭受了彻底的破坏。据日本姜德相编的《现代史资料》第28卷所载，从1920年10月9日到11月30日，日本侵略者共在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四县杀害我朝鲜族民众2626人，抓捕46人，奸污妇女71人，焚毁学校40所，被害户数共3208户。[6]31再据《吉长日报》载，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各县朝汉民众被杀害3500余人，被捕5058人，烧毁房屋2500余户，烧毁私立学校30余所。延、汪、和、珲和东宁5县共损失达187.86万元。[7]107两者统计数字有差异，限于当时日本控制延边地区的原因，有关方面所获得的资料有所区别，可以肯定的是，延边地区朝鲜族和汉族被杀害的人数在数千人，财物损失重大，根据地受到重大破坏。转移到苏联沿海州的朝鲜族反日武装，因为自身内部矛盾、以及外部来自日本的原因，拒绝苏军和当地朝人的地方守备队武装的强行解散，在1921年6月28日的“自由市”事变中遭受重大损失。[8]173－180而留下的反日武装，因为日本设置的警察等管理机构的加强，无法恢复到反日武装最强时的状态。

1909年《间岛协约》签订之后，统监府派出所被撤销，代之在各商埠地内设领事馆、警察，共有40余名警察。其后，不断扩张。而“庚申年大讨伐”后，日本不顾中国方面的反对，强行扩充原有的警察机构，在延边四县增设警察署及分驻所19处，警察130余名，各县警察署驻地都设有“朝鲜人民会”。到1928年，延边四县公开驻扎的日本警察就有400余名，最多时达到500余名。[9]40其后，日本侵略军在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下，以及中国政府的交涉下，不得不于1921年5月撤退，但是这些警察机构仍然可以随便设置，伸长侵略魔掌，监督朝鲜族人民的活动，派武装军警干涉朝鲜族活动，并镇压朝鲜族人民的反日活动。可以说，日本帝国主义借助直接出兵镇压朝鲜族反日武装，扩大了在延边地区的侵略势力。

2.《三矢协定》出台共同压迫朝鲜族

作为当时奉系军阀所管辖的东北地方政府来说，内心深处并不愿意日本侵占东北更多的权益，由于要依靠日本的扶植，又不得不在某些方面对日本有所牺牲。从另一方面来看，对日本的变相入侵也要采取相应的抵制措施。发现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朝鲜族作为侵占东北的“马前卒”的意图后，采取了多方的防治措施，比如说驱逐、禁止未入籍的朝鲜人买卖土地等。而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防治朝鲜族反日势力的增长，也需要奉系军阀的配合，这也是双方在朝鲜族问题上能合作的基础。《三矢协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制定的。

1925年6月11日，奉天警务局长于珍与朝鲜总督府警务局长三矢宫松签订 《双方商定取缔韩人方法》8款。7月4日，双方又签订了《取缔韩人办法施行细则》12款。这两份文件合起来就是 《三矢协定》。综合来看，《三矢协定》主要内容包括：（1）居住在中国的朝鲜人，由中国官府按照清乡章程严查其户口，将他们编成牌，让其互相担保，负起连带责任。（2）中国官府严禁朝鲜人携带武器侵入朝鲜，违犯者予以逮捕，引渡给朝鲜官府。（3）解散不逞团体，搜查其所拥有的枪支加以没收，解散其武装。（4）随时严厉搜查朝鲜人所拥有的枪支弹药，并予以没收。（5）逮捕朝鲜官府指名的不逞团体首领，并引渡给朝鲜官府。（6）中日两国官府随时互相通报取缔不逞鲜人的状况。[10]

《三矢协定》签订后，以此为蓝本，1927年9月19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与奉天省长莫德惠还签署了《取缔东三省韩人协定》。[11]凭借这些条约，双方经常合作逮捕朝鲜族反日人士。另一方面，东北地方当局担心日本借助朝鲜族反日人士侵犯中国主权，对朝鲜族的迫害也增加了。仅1927年秋到1928年3月，东北当局发布限制、取缔、驱逐朝鲜族的训令和密令多达48件，制造迫害、驱逐事件达到170余起。[1]68这种现象表明，中国东北的朝鲜族陷入了日帝和东北军阀的双重压迫中。

三、日帝“统制”政策成功的因素

1.日帝掌控时机采取了有效措施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政府在对待朝鲜族问题上一直是采取“统制与利用”的政策，以统制政策对待朝鲜族的反日运动，以利用政策对待合作的朝鲜族人士。其统制政策的实行具有很大的延续性，既有直接武力镇压，也有利用中国地方政府势力合作镇压，这种合作镇压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朝鲜族同中国东北地方政府的对立，有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用和分化。

利用“珲春事件”发动“庚申年大讨伐”是日帝直接武力镇压的途径。客观来说，日帝采取这样的统制政策是正确的。当时东北朝鲜族反日武装势力开始不断壮大，单纯指望奉系军阀进行控制是不可能的，只有自行出兵才能扑灭这股“心腹之患”。且国际上刚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也无暇干涉日本在亚洲对朝鲜族的镇压，这也成为日本出兵的有利时机。

《三矢协定》的签订，是日帝借助法律合作形式来利用奉系军阀，进而达到双方共同镇压朝鲜族反日势力的目的，尽管在执行中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日帝在东北设立的大量警察和密探机构的监视，还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2.中国地方政府对朝鲜族政策上缺乏远见

中国地方政府在对待朝鲜族的问题上，一定程度上采取同日本协调一致的政策，有它的历史必然性，毕竟，当时东北处于一种实力不强的情况下。面对着“珲春事件”后，日本借机出兵中国东北，而东北无力抗拒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下同日本政府采取一致的态度是有必要的。

《三矢协定》之所以能顺利签订，有着其特殊的历史背景，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军阀入主北京中央政权。为了谋求日本更多的支持，张作霖在某些政策方面对日本采取妥协态度。另一方面则是朝鲜族反日人士，利用中国东北建立反日基地，控制相应的地区。既对东北的治安管理造成隐患，又给日本侵略东北造成口实。从而导致东北地方政府管理、外交上的不便，这也是东北地方政府同意与日方合作的一个因素。

综合来看，东北地方政府在朝鲜族移民管理上、外交上，长期以来缺乏长远的政策考虑，仅仅是不断妥协，得到的结果必然是日本的侵略野心继续膨胀。正如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所言 “日本人既如此处心积虑扰害东三省，借端扩张其军事上之效力，中国当局长此因循苟且漫不经心，事权既不统一，交涉处处失败，满蒙前途更不堪问矣。珲春事件即为铁证，愿国民留意焉。”[12]93所以说，中国的自主必须建立在自强的基础上。

四、结语

从历史上来看，日帝在侵略上往往都是处心积虑、精心谋划的。为了更好的侵华，日帝通过各部门的合作，对中国进行了长期地间谍活动，并利用中国国家四分五裂、力量衰弱的时期步步紧逼，寻求种种借口推行其统制政策，扩大了侵略利益。历史必须牢记，作为邻国来说，面对国际争端，一方面必须保证自身的强大，另一方面必须研究如何团结一切力量，抵制外来势力的侵袭，并巩固国家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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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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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7974(2016)03—0107—04

10.13877/j.cnki.cn22-1284.2016.05.020

2015-12-07

张龙，黑龙江大庆人，历史学博士，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