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清源、继往开来
——杨军著《朝鲜王朝前期的古史编纂》评介

宋卿（吉林大学　文学院中国史系，吉林　长春　130012）

正本清源、继往开来
——杨军著《朝鲜王朝前期的古史编纂》评介

宋卿
（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吉林长春130012）

2013年11月，杨军教授的《朝鲜王朝前期的古史编纂》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分上、下两编，共12章，25万余字。此书是作者多年来在古朝鲜和高句丽研究领域的史源学研究之作，其在相关学术领域的开拓性和奠基性值得称道。

《朝鲜王朝前期的古史编纂》是中国学者对朝鲜王朝时期史籍考辨的第一部力作。全书主要围绕《三国史略》《高丽国史》《东国通鉴》等朝鲜王朝官修史书，及 《东国史略》《东史纂要》《丽史提纲》《汇纂丽史》《东史提纲》《东事》《东国历代总目》《东史会纲》等16世纪初至18世纪初的私修史籍的编修过程、资料来源、作者背景、史料价值等进行了详细考辨。作者指出，河仑、权近、李詹所撰《三国史略》主要依据金富轼《三国史记》的“本纪”部分简写而成，该书支持《三国遗事》所载檀君朝鲜，最早确立了檀君神话在朝鲜正史中的地位，将檀君朝鲜、箕子朝鲜、卫满朝鲜并称为“三朝鲜”的古史观在其成书以后渐成为朝鲜王朝的正统史观。李朝初期五撰高丽史，实与朝中党派斗争密切相关，从第一次的郑道传《高丽国史》起，至第五次金宗端、郑麟趾《高丽史》止，朝中党派斗争形势逆转，而《高丽史》中有关人物的评价亦随之逆转。《东国通鉴》自世祖正式启动编写，先后由梁诚之、申叔舟负责，至徐居正接手时最后完成，前后历21年多，该书以权近《东国史略》、金富轼《三国史记》、郑麟趾《高丽史》、金宗端《高丽史节要》为主要资料来源，古史观亦为支持檀君朝鲜说。作者注意到，李朝前期文人党争皆与修史有关，出身集贤殿的文人集团本身有着极强的地域性，世祖朝初期的政坛斗争即是这些以庆尚道为主的岭南文人集团的博弈，朝鲜王朝初期的修史工作也是以岭南文人为主导，由于有理学、史学方面的传承与积淀，在王朝官方修史基本停止以后，岭南文人私修史书开始变得日益突出。较早的私修史籍是三种同名的编年体史书《东国史略》，作者或是在党派斗争失势以后写作，或是党派斗争的边缘者。吴沄《东史纂要》是朝鲜半岛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主要依据徐居正 《三国史节要》和《东国通鉴》二书加以撮要删节而成，体例亦不完善，之所以流传较广，既是因为文字省简、便于阅读，恐怕也是因为倭乱之后史书难觅。俞棨《丽史提纲》编撰于1637—1640年，史料方面并无突破，其关于高丽朝末期的历史记载具有比较明显的党派性，但行文简明、体例严谨，与其他有关高丽朝的史书相比尚好。洪汝河《汇纂丽史》人物传，删节郑麟趾《高丽史》的痕迹十分明显，其与《高丽史》最大的区别体现在洪汝河于相关处所加的评论上。在完成《汇纂丽史》后，洪汝河始着手编撰《东史提纲》，未及成书而去世，该书体例多有创新，但内容基本来自徐居正《东国通鉴》，史料方面并无价值，然洪汝河将此前的所谓檀君朝鲜视为与中国的伏羲氏相同，为神话而非信史，将箕子以下视为朝鲜半岛的信史，此史识自有过人之处。许穆《记言》卷三二至卷三五《外篇·东事》实际也是一部简明朝鲜史，其对朝鲜后世影响最大之处在于，提出了一种捏合古朝鲜系统与扶余系统的古史体系。洪万宗《东国历代总目》是第一部包括李朝、时间下限至当代国君的朝鲜通史，全书不分卷，以编年纲目的体例叙述自檀君至朝鲜肃宗的历史，是此书一大创见，为此后修史者效仿，因而朝鲜通史的时间下限不断后延，从内容上看该书是朝鲜王朝前期记载檀君神话最为详细的史书，成为集诸诞妄说大成之作，但洪万宗并未接受许穆将扶余视为檀君之后的说法，此见识在许穆之上。林象德《东史会纲》对史料的取舍较严谨，书中略去檀君朝鲜和箕氏朝鲜。杨军教授在对上述诸私修史籍全面考辨后指出，私修诸史具有显著特点，“其一，诸史家皆有着明显的党派、学派背景，其著作所受到的褒奖抑或贬斥，也皆存在党同伐异的原因。甚至18世纪初期成书之史籍，其作者的党派渊源仍旧可上溯至高丽末、李朝初。其二，其修史多是在政治斗争失意之后的遣闲之作。其三，私家修史的重点皆不在史料的搜集与完善，而着重于体例之得失，其间受理学影响的痕迹至为明显。如此之特点，就决定了此时期的私修诸史，对今天的历史研究来说，并无太大价值”。此结论为学界同仁重新审视朝鲜半岛古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史料依据之本。

《朝鲜王朝前期的古史编纂》视阈开阔，考辨精审，见解独到。作者运用历史学传统的考据法，对《三国史略》《高丽国史》等数十部成书于朝鲜王朝前期的史书进行细致缜密地梳理与考察，将各史籍之成书置于当时朝鲜王朝宏观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考辨求实，以澄清其史料价值。作者研究指出，“朝鲜王朝初期的古史编纂，受当时文人党派之争、学派之争的影响极深，不仅史观，甚至史料取舍，都存在党同伐异之见。包括檀君神话在内的许多野史、神话之所以编入史书，并成为后世的正统史观，皆与此有关。朝鲜王朝前期史书中有关朝鲜半岛早期历史的记载皆不可轻信”。作者将当时高丽末至李朝初科举中的座主、门生关系作为思考问题的切入点，研究指出，为了与朱熹的道统论相配合而支持檀君朝鲜说已成为朝鲜半岛提倡程朱理学的文人群体具有特色的古史观，朝鲜史籍对檀君神话的多所称引及对《三韩古记》版檀君神话的推崇恐怕是朝鲜文人通过论述朝鲜与中国的历史兴衰基本同步，而证明朝鲜王朝的兴起与中国明王朝的兴起一样具有其合理性。杨军教授层层深入、鞭辟入里的分析，将檀君神话包含在朝鲜王朝前期史书中的动因客观呈现在读者面前，令人信服。此外，作者在具体考辨中没有把视野仅仅囿于史籍自身所体现的古史观，而是将视野放宽，逐一考察、客观剖析史籍诸作者古史观的形成，从而注意到《三国史略》作者河仑与权近、李詹古史观的不同，“河仑与权近、李詹古史观的分歧，主要在于朝鲜古史是始于檀君朝鲜还是始于箕氏朝鲜”，并进一步分析这种不同并没有影响到《三国史略》整体古史观的原因，作者经过细致入微的考察，指出，“至高丽王朝后期，朝鲜半岛已经形成一个提倡程朱理学的文人群体，其内部存在复杂的宗族、姻戚、师生及科举考试制度下的座主与门生的关系”，“权近在朝鲜提倡理学的文人群体内具有特殊地位”，“隐然已经成为当时提倡理学的朝鲜文人群体的领袖”，“河仑虽然当时官职最高，但在其所属的文人群体中，可能地位反不如权近、李詹。在修史过程中，河仑接受权近的古史观，这才是其深层次的原因”。作者在具体考辨过程中既关注到提倡程朱理学文人群体对檀君朝鲜之说的热衷，同时亦注意到“自《三国遗事》成书，下至河仑等人奉命修史的朝鲜王朝初期，不信《三国遗事》有关檀君记载的大有人在”，但对檀君朝鲜持批判态度的朝鲜学者之正确认识却未能成为朝鲜王朝古史编撰中的主流。作者辩证求实的学术素养、深邃的学术洞察力、多视角探赜索隐的学术能力令人叹服。

大量朝鲜古籍的广泛搜集与运用是本书的又一显著特色。作者以娴熟的史料驾驭能力广征博引，将朝鲜诸文人笔记与《朝鲜王朝实录》等诸官私史籍记载互为印证，对朝鲜王朝初期官私史书的成书、作者、特色，尤其是关于朝鲜古史部分的资料来源、正误及其致误原因进行详细考辨，全书引用古籍凡二百余种，充分体现了作者扎实的文献功底与广博的文献素养。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根本，关于朝鲜半岛早期历史，各国学者之所以一直存在较大分歧，原因之一即是对史料的信用与解析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只有首先对朝鲜王朝初期成书的诸种史书进行深入考辨，对其相关记载之真伪形成比较客观的认识，并能正确看待其史料价值，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客观有价值的历史研究。正如作者在书后所指出的，“今日之史学研究比之朝鲜王朝时代无疑已取得长足进展，若学者仍采据此类伪史料以从事历史研究，不免为三百年前之朝鲜古人讥笑其‘见识之陋’也”。杨军教授对朝鲜王朝前期诸官私史籍的考辨，必将正本清源，还历史事实以本貌，从而推动朝鲜半岛早期历史的客观研究，对学人深入探讨东北亚各国关系亦助力颇多。

（责任编辑：徐星华）

10.13877/j.cnki.cn22-1284.2016.05.027

2016-01-27

宋卿，女，辽宁大石桥人，历史学博士，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