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刑法学看警察权

□徐成宝（广州市政府法制办公室 文件审查处，广东　　广州510032）

从刑法学看警察权

□徐成宝（广州市政府法制办公室 文件审查处，广东广州510032）

“钓鱼执法”渊源于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诱惑侦查”，系有关行政执法机关行使警察权的一种方式。警察权的表现形式为警察职务行为。警察职务行为在刑法中属于作为违法性阻却事由的法令行为之一。警察权十分广泛，与公民联系密切，极易损害自由权、财产权等基本人权，因而应予限定。在刑法学视野下，认定警察职务行为属于违法性阻却事由，须得其符合法令行为的构成要件。

钓鱼执法；诱惑侦查；法令行为

“钓鱼执法”本身并非新鲜概念，但因为上海“孙中界案”的发生而使其妇孺皆知。如今时过境迁，“钓鱼执法”似乎不再是新闻媒体和大众舆论的话题，但作为一种标志性的法治事件，在学术上深入探讨甚为必要。纵观方家论点，视角纷纭。然而，少有从刑法学的维度予以解析者。须知“钓鱼执法”渊源于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诱惑侦查”［1］，故此，在刑法学视野之下剖解“钓鱼执法”，应属大有裨益。

一、从现象到本质：警察权的行使

现象和本质这两个相对的范畴，在近代西方哲学观念中十分重要。康德曾说过，作为感官对象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物是有的，但是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些物的本身样子，而只知其现象，即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产生的表象［2］（P50）。康德所称“作为感官对象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物”即“自在之物”（本质），如他所指，现象则是自在之物受到人的感官刺激由此在人心中产生的表象，他同时认为自在之物本身是不可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