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只是平常事 过后思量倍有情

王石平

雪

小雪的那天，北京下了雪。

一大早，大夫徐文兵在群里发了一个几十秒的小视频，在厚朴的大落地窗前拍的，窗外飘着雪。掠过一幅剪纸的“喜鹊登梅”，他说“应时当令”，是欣的。

同事发了一个截屏：“起床失败，正在重启。”不禁莞尔。济南落了一夜的雨，预报说傍晚就转雪了。

小雪大雪又一年。

女诗人尹丽川说：“一下雪，北京就变成了北平。”这是一年雪后，她去了北海，回来后在博客上开篇就是这句话。

这句话让后来火起来的微信转疯了，转的人大约是想使这句话更响亮些，随手把尹丽川的名字换成了老舍，或梁思成。标题党们好干这事儿，也是新媒体的一大特点。

北京与北平，一字之差，这里的宁静与诗意，只有我们才懂得。

从前的北平，是老舍笔下的“处处有空儿”。不闹兵乱的时候，这季节街上叫卖“冻柿子”“冻梨”，孩子们裹得像一只只小粽子，手背裂开了口子，仍然在雪中堆雪人玩。

雪后放晴，鸽子一群一群地掠过，小细腿上绑着的哨子，发出悠扬的哨声。打口外赶着羊进城的乡下人，听到便知道，离帝都不远了。

二十年前，北京还没有这么堵，我是个小编辑，一年总要去几次约稿，见作者，大半住在南城的亲戚家，离陶然亭不远。春天的周末和孩子们去放风筝，公园不大，放的人多。风筝和风筝在天上打了架，放的人换个位置，就成了。我是新手，喜欢得要命，和孩子们抢。喜欢风筝吃尽了风，争着往高处飞，手里的线绷紧要蹿出去的手感。

我从外甥的手里抢，孩子不乐意放手，两个人几乎扭打到一块儿，旁的孩子喊：“丫谁呀？”外甥叫：“小姨呀！”孩子叫唤：“哪儿来的小姨呀！”过来用膀子扛我，试图挤走，我在兴头上哪里肯松手。

北京净是管闲事的老头，坐在公园椅子上用手握成个喇叭吆喝：“嗨！不兴这么欺负小孩的。说你呢，就是你，穿红衣服的女的！”一会儿站起来：“怎么回事啊那个女的，说的就是你！信不信我敢打你！”

这个节骨眼儿了外甥才说：“那女的是我小姨，没事啊，您老歇着吧。”说完这话他也一边歇着去了。被我挤跑了。

放风筝真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那天下午真是尽了兴，天捎黑了我们扛着大风筝回家，外甥的同学跟着说：“那谁他小姨，您还没工作呢吧？”我的心里很快乐。

第二天坐公汽见作者，胳膊疼得抬不起来抓扶手，一个刹车险些没摔死。晚上外甥给我揉胳膊。

有一年冬天过去，比现在的季节还晚，外甥的数学考砸了，不敢回家，怕父亲打。我应酬完回去的时候已经九点了，刚进了胡同，就看到街灯下有一个小影子，缩缩着脖子，搓着手。看我过来，不动了，盯着狠瞅了几眼，一溜小跑到了眼前，小脸上全是惶恐。

我抓住他的小手说不怕不怕，有我呢！其实心下也是一片茫然，没什么办法。司他吃饭了吗？说没吃。那个点钟连小门市都关张了。

我们进了屋，孩子他爸见我使出一副敢就地打滚的架势，没敢吱声，我搂着他的儿子就进了小南屋，听到他在后边叫了声“哎——”，反手就关了门。

我故作轻松地说别理他，睡觉吧。见孩子慢慢地脱了棉袄、棉裤，小心翼翼地叠好压在被角，一阵心疼。那天夜里我搂着他，听着他的呼吸慢慢变得悠长，轻松，眼泪流了我一胳膊。

那一夜我不敢说明天就要走了，怕孩子没了庇护。

第二天一早眼睛给醒了，看看表才五点多的光景，撩开窗帘：呀！天都白了。悬天连地的一片大雪。一脚踹醒了外甥，三下两下穿好衣服，鞋带都没系好，就去堆雪人了。

五叔在堂屋的煤炉子上下面条，我问家里人呢？说早上班了。满屋子炝葱花的香味。

故人

外甥有一发小，叫鹏。

他们一块儿上大院的幼儿园，在一个小学读书，后来一块儿去的北京，用现在的话说，是一对好“基友”。

上初中的暑假，他们一块儿回所大院，每个人背着一个快赶上他们人高的双肩背的大包。我高兴得要命，以为带来好多好吃好玩的东西。

结果打开包，铺了一地的户外装备。一本比新华字典还厚还大的书，美国人写的美军户外生存指南。

俩孩子住在家里，晚上早早地关了他们屋里的灯，每人脑袋上戴一个绑带，上面有一盏蓄电池的灯，以便腾出双手打个扑克啥的。我爸看了以为他们打算去下矿，担心得要命。外甥的爸妈都去了基地，半年回不来，怕有点闪失没法交待。

有一天夜里，他们到厨房烧了一锅水，鼓捣一大盆，要给我爸修脚，老爷子将信将疑地把双脚泡到盆里，那边鹏已经关了灯。

这是做啥？我爸叫了起来。

两个孩子戴着头灯，放到床上一个褡裢一样的口袋，里面一层一层插满了工具，挖鸡眼的小刀子，各种型号磨皮用的小锉。

外甥有模有样地坐马扎子上，一块大毛巾铺腿上，把姥爷的一个脚丫子放毛巾上擦了又擦，然后用削铅笔用的小刀指了指长弯了的、有点钙化的长趾甲，对鹏努了努嘴。

鹏连忙点了点头，以示明白。

他是个幽默的小孩儿，说了句：“嗯，跟老妖怪差不多了。”

我和我妈坐沙发上观摩，有点想笑，让外甥用眼睛上面的射灯一照，把笑声逼了回去。

屋子里只有那两束灯，弄得有点儿像战场的感觉。我爸是老八路出身，不大怕，也有一点儿怕的样子。只见他的脚一缩一缩的，外甥头上的灯立马打到姥爷的脸上，姥爷呵呵地笑着。心里是欢喜的。

外甥用小刀削磨趾甲，该使什么家伙，鹏都能及时递上。配合很默契。

忙活了半个小时，大功告成。俩脚丫子给摆弄得干干净净，后跟的死皮都给磨了。

终于开了灯。我妈从沙发上站起来往厕所冲，嘴里说着：“哎呦，终于有亮可以上厕所了。”

俩孩子悄无声息地进了他们的屋子。

第二天，楼下东边的一块小空地上支起一个行军帐篷，外甥和鹏忙着搬家，到中午里面已经铺好防潮垫，酒精炉点着了，烧着水，孩子们请我去喝咖啡，用军用绿色茶缸子。

小阿姨负责每顿饭用饭盒送到帐篷里。

帐篷外面常常有人围观，有大人，也有孩子。人们觉得太奇怪了。

住在里面的俩小子一点不惧别人的目光，旁若无人地在帐篷外刷牙、洗脸。晚上没人时躲在里面偷偷抽烟。

第三天下了好大的雨，不时有电话打到家里找我爸，全是说帐篷的事，以为孩子受了委屈。我爸也不解释，呵呵直乐。

鹏

鹏长得瘦小，一辈子只有一米六不到的样子，嘴唇总发黑。他有先天性心脏病。他妈是中医，和同仁堂的什么人是亲戚，医生断言他活不过3岁，孩子3岁上了幼儿园；医生又断言活不过7岁，孩子7岁上了小学；医生断言活不到13岁，孩子13岁上了中学，医生啥也不敢说了。

那孩子打架的拚命是不要不要的，敢打比他大的人，敢和好多人打。他妈宠他也是不要不要的，他的姥爷是个将军，住在北京西山的别墅里。鹏一到北京就给他买了一辆赛车，他飙起车来连命也不要。

非典的时候北京出了个“二环13”，那小子用13分钟飙车跑完了北京的二环，堵车的时候走一个小时。前几天和家人看电视，在一个节目里见到“二环13”，我姐说一般人嘛，“13”看起来微胖，很循规蹈矩的样子，用徐文兵的话说，没胆气了。

没有“13”的时候，鹏就是小有名气的“亡命之徒”，到处帮人铲事儿。他特喜欢和大人拉呱，我向他讨教打架的诀窍，他说没啥诀窍，先得不怕揍，别怕疼，人家打你，硬扛着，能顶住。打的人先怂了。我问他如何能不怕痛，他说靠信仰。我以为他信了邪教。他说：“像我，分分钟可能喘不上来，死了。怕啥！”

有一年在地坛公园，没错，就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那儿清静，我们去那儿晒太阳，中午头的，已经是深秋，栾树的灯笼已经红透了，我在想史铁生写的那个用裙子兜栾果子的女孩，也有点儿巴望着一个轮椅摇过来，上面坐着个史铁生。

不知哪儿来了一对谈恋爱的人，大概是生了气，男的一脚一脚地踹停在公园的一部红色的汽车，发出刺耳的警报声。

我们远远地望着，希望他的气尽早消了，还我们清净。

但是那声音好像刺激了他，让他兴奋了起来，踹得更起劲儿了。

鹏在抽烟。我看他灭了烟站起来，忙叫：“别理他。”

鹏冲我一笑，没事儿小姨，我不打他。

我们看着鹏走到那男的身边，在他耳朵边上说了句话，那男的瞬间消失了。

我一直到现在都不知他说了啥，从前问过，只是笑，不说。

鹏的爸爸有点儿颓废，好酒。都是他妈撑着一个家，做生意，炒期货，后来做中医，是个胖大的妇人，衣着精致，挎夏奈尔纪念版的包包。她曾经对我说：“我活着就为了我儿子。”治他的病，花了无数的钱。

鹏先是住的安贞医院。我们去看他，只能坐着睡觉了，躺不下，喘不上气，就这也没耽误泡了个漂亮的小护士。非典的时候，他出院了，周末我们去后海泡吧，吃“孔乙己”。

非典以后我回到山东，没多久，鹏去世了。

外甥说：“他妈完了。”

外甥张罗着买了衣服，通知在京的同学，告别，下葬。亲手送了鹏。

办完后事，鹏的妈妈对外甥说：“我只有你这一个儿子了。”那时候住在西山的将军已经去世，子女们为了遗产动了家伙。

再往后，听说鹏的爸妈分开过了。他妈啥生意也不做了。

有时候外甥手机响了，能听到女人的哭声，他会叫妈，您别哭。我们就知道打来电话的人是鹏的妈妈。每年春节，外甥一定会去看他兄弟的“妈妈”。

我们家还放着她送的四粒“安宫牛黄丸”，说是起死回生之药。

只是，这世上那里有起死回生的事呢。

小雪、大雪，一年又一年。好多亲人都故去了。

去年春天，我在友谊医院送走了外甥的父亲。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是一个最最慈悲、最脆弱的父亲。在最后的日子里，一直在儿子的怀里。他儿子衣不解带，在医院住了一个月，没有一天离开。

那个医院离陶然亭不远，步行半小时就到了。

年三十，我独自一人去公园转了转。真是清静啊。没看见一个人。

在公园的椅子上坐着，鞭炮声远远近近地传来，鸽子依然在帝都灰色的天空飞着。

一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鹏那天到底说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