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读”与“报告” 一个都不能少

宋焕起

岁末之际，第二届全国优秀审读报告评审工作落下帷幕。

业界向有评好书、评好单位、评好策划、评好编辑、评好印制，还有评好设计诸般评优传统，唯独少了评好审读报告。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想业界之所想，急业务管理之所急，于去年举办首届全国优秀审读报告评优活动，开该评优类别之先河，填补空白，做了大好事，引来出版单位、管理部门，特别是广大编辑人员的褒扬。首届评优好比植下一粒种子，第二届便发出新芽，虽然仍显稚嫩，却生机勃勃，比之第一届，无论是参评范围、响应程度，还是送选作品（审读报告）质量，包括评委名头、水准，以及专业覆盖面都有了更明显的变化和提升。以参评人员的量级为例。本届参评的编辑就有三四位出版单位的副总编辑，不可小觑这个现象。一方面，他们以普通编辑的身份出现，将“亲自”审读、编辑加工的报告送评，此举说明评优活动，及其审读报告这一业务环节，在他们眼里是很有价值的。另一方面，他们又能带领和提携年轻同事，形成一个“师徒档”的微型团队（组）。团队（组）的力量当然强大。且不说奖项如何（水平还是了得），但就这种景象，就十分喜人：体现高度重视;初显引领业务效能。再以评委的一句话为例。评委们在评议作品的时候，几乎都说到：“审阅参评作品，对比之下，找到了本社、本单位和本人（老总自己）在审读报告管理这一业务环节中的不足，向先进和优秀者学习。”评委们多是大社名社的掌门老总，是业界资深编辑家和出版人。讲出这番话虽然包含谦逊之意，但见贤思齐的诚恳是真挚的。这就是评优的重要意义所在！老总如是说，单位的工作岂能不长进？

什么样的审读报告才是优秀的？“全国优秀审读报告评选标准”已经讲得再清楚不过了：⑴在形式上，审读报告要素齐全完整，不仅要有书稿内容、作者的介绍，还要对书稿的出版价值、文化价值提出独到见解，阐述其出版的意义和理由。⑵在把控能力上，审读报告能从导向性（政治、民族、宗教、外交等敏感问题）、思想性（社会角度和学术角度）、科学性、创新性（观点、视角或方法的创新……）等方面对书稿进行全面、中立的判断和认定，也可从经济价值的角度做一些预测。⑶在内容上，审读报告对书稿的修改，提出了较为重要的建设性意见，能够比较直接提升书稿的质量，翔实地记录了责任编辑对书稿审核、修改以及与作者交流的内容。⑷对书稿中存在的重要问题或自己无法准确把握的修改意见加以指出，并有对后面审次的提示。寥寥三百余字，可视作评优的金科玉律。

然而，标准的清晰透彻，不意味实践上的晓畅明了。在两届评选活动的实践上，还是存在如何理解和如何操作两个方面的具体情况。因此，“什么样的审读报告才是优秀的”这个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报送什么样的作品胜出机会最大;二是评委在评审中是如何掌握评优标准的。两个问题如何理解？通过两届的评选实践，认识变得越来越清楚。

首先，报送什么样的作评优品胜出机会最大？这个问题看上去似乎有些“功利”。其实关注是否“胜出”，是变换一个角度谈参评活动的态度。这里涉及两点：一是编辑应该报什么样的态度参评;二是单位应当如何组织参评。那么，应当抱什么样的态度呢？既要积极还要认真，要打有准备之战。积极，是指参与踊跃;认真，是指不粗枝大叶。评优，是有力而有效的工作抓手，也是技艺技能的评价机制。因此，评选优秀审读报告，不是为评优而评优，不是形式主义，而是实际编辑业务活动和单位管理工作的凝练式、典型化呈现，是跳出本位的局限，置身于业界的宏阔范围，在同一个标准的平台上，接受一次检阅和评判，进行一次观摩和交流。既然是自觉自愿地参与、参评，当然应该拿出参加“比武”和“擂台赛”的劲头与士气，将可以代表本人（编辑个人）和本单位（因为参评作品由机构报送）水平的作品选送上来，志在必得。这样的要求和这种做法一点也不为之过。然而，从组委会收到的参评作品看，一些编辑和单位没有做到“打有准备之仗”，应有的“准备”不足。

这个“准备”绝不是“弄虚作假”，不是把原来的审读报告调出来，重新修补、重新装扮。因为既不能这样做，也做不到——审读报告已经立案归档了。准备不足表现在：要么，报送材料缺少基本要素。比如评价书稿价值和出版理由表达的不充分不清晰，过于宽泛，千篇一律。书稿的价值和出版理由都未能发掘出来，平庸的图书充斥市场也就不足为怪了。

要么，编辑思想体现不充分。从审读报告上看不到编辑与作者之间的重要交流，审读加工的痕迹不清晰。或一带而过，或轻描淡写，编辑倒是谦虚内敛了，却难以分出是作者的水平高超，还是编辑懒惰。要知道，一部书稿的主体价值当然是作者的贡献，其高明在于创新、创意，是写作的想象力与创造禀赋。编辑的贡献也不可或缺，其过人之处在于慧眼识珠，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的选择和从读者与市场的角度所做出的再创作。一部优秀的出版物，是原创与再创作的产物，审读加工记载了编辑的劳动价值。

“准备”不足还表现为参评作品不是单位最“拿手”的代表作，至少不足以显示出版者的品牌。仅凭编辑个人的热情和勇气，单位组织者未能从单位影响力的角度挑拣和筛选。这种“有人报名有人参加就好”的态度，倒是“天然去雕琢”，放行了不能胜出或平庸或有瑕疵的参评材料，赢了“参与”输了“品质”。

其次，“审读”与“报告”一个都不能少。优秀审读报告的评审过程中，评委们议到一个问题，就是“评优”究竟评的是“审读工作”还是评的“审读报告”。为什会提出这个有趣的问题？因为“审读报告”的概念从语词上说，它是个合成词，是由“审读”与“报告”两词构成。从实际工作上看，“审读”反映的是编辑进行审读加工的具体、实在的业务活动，表现为工作形态，是一种行为。“报告”反映的是编辑审读业务行为的记录，表现为文字形态，是一种文本。前者（审读）是前提和基础。后者（报告）是载体和呈现。两者加起来，合成一个整体的、互为偏正的概念：“报告”是关于“审读工作”的报告，不是什么别的报告;“审读”要以“报告”的文本来呈现并立此存照。为了解读的方便，可以拆分厘析，而在评审的时候，审读报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依照评优标准衡量，第一个要把握的是编辑在审读报告中所记载的，可以呈现编辑在审读过程中的业务活动状态和工作态度，是否认真负责，精益求精，完成每一个审读与加工的步骤、环节，出色地履行“标准”所规定的四项要求。“报告”则犹如视频或音频信息，可以回放编辑为一部书稿所做的一切，其状态、水平和能力一目了然。在评审中，评委们看到，一些参评编辑的审读工作做得不精细，编辑思想和编辑的作用不到位，表达也至粗疏空泛。显然，这样的参评作品在前提工作、根本环节上失分，既不达标更不出彩，淘汰“出局”是免不了的。

然而，也有参评作品，“报告”文本完备，文字表述清晰、晓畅，甚至洋洋洒洒，文采飞扬。这样的“报告”并未入评委法眼，原因是漂亮的文字掩盖了编辑审读加工基础工作的不足，犯了重“报告”轻“审读”，形式大于内容，本末倒置的毛病。

评优中胜出的，一定是过硬的“审读”与精彩的“报告”相得益彰，“编报相长”的那些优秀作品。本着这个有机、辨证的逻辑，评优活动既要评审读工作，这是首位的，又要评报告，报告是必要的形式。审读与报告一个都不能少。

本人有幸出任两届评委，算作这项事业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在第一届评选活动中和结束后颇多感慨，于是写文字鼓与呼，点赞活动的意义和加强审读工作的意义。转瞬间，又是第二届评奖结束时，我仍愿意假《出版参考》的平台，表达自己的心得：万事开头难，踢好头三脚，审读报告评优活动这棵新绿就会自立于各评奖之林;其作为积极的业务管理导向意义益发深入人心。

（作者系中国出版集团特聘审读专家、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