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的《大公报》与剪发运动

袁梓岚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风俗改良是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重要变革之一，由于风俗是文明演进的重要成果，故而有意识地对风俗进行改变将受到多重影响。中国近代的风俗改良始于戒缠足、剪发易服，它们跨越了晚清和民国两个时代，尤其是清朝的辫服国制，使剪发①经历了更加曲折、复杂的历程。

辫子以其在清朝的特殊地位，使剪发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程，其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学者们从革命史、政治史、文化史的角度，或者以国家、民族的立场对剪发问题进行了研究[1-5]。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剪发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及其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但都未对清末民初的剪发问题进行完整、系统的研究。《大公报》“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6]的办报宗旨，指引着其对剪发的态度。因此，《大公报》不仅详实记载了剪发运动中发生的诸多重要事件，而且还充当了推动剪发运动发展的积极力量，成为研究剪发运动最可靠的信息来源。本文以《大公报》为主要材料，试对清末民初的剪发问题进行系统阐释，期望能够较完整地呈现20世纪初的剪发运动。

一、剪发问题的由来及《大公报》的宣传

辫子是满人的发式，随着满人在与明朝战争中的不断胜利，剃发逐渐从满人推广到满人控制的汉人区域，从一项临时性的政策变成国策。“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是清初的剃发口号，“一个不剃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的连坐制度更加有力地保障着剃发的推行，“嘉定三屠”②更是以血的例证向清廷统治下的汉人宣告剃发是一种不可抗拒的生死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