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叙事中国民性批判主题的承续与发展
——以贾平凹《阿吉》与鲁迅《阿Q正传》为例

潘靖壬，韩鲁华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5)

中国文学叙事的现代性历史转换，如果以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的“小说界革命”为肇端，至今已有一百一十多年；如果以胡适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作为起始点，也近乎百年；如果从充分显示中国文学叙事现代历史转换实绩的角度来考察，把鲁迅的《狂人日记》作为中国文学现代叙事的新纪元亦可说也将近百年①。若按学界对此问题的新见解，认为早在 1887年黄遵宪撰著的《日本国志》卷三十三《学术志二》中便提出“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以期达到“言文合一”，让“农工商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显然，这已具有白话新文学的思想；而陈季同 1890年出版的《黄衫客传奇》是“由中国作家写的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作品”[1]7-8,10。由此可看出，中国文学叙事之历史转换已有一百二十多年。中国文学叙事的现代性历史转换，在这百余年或者近百年间，经过西化吸纳、本土承继的奔突之后，经历了从自卑到自信的确认，现在到了历史性归纳总结阶段。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叙事发展从“我何生”经过“我是谁”，再到今天的“我是我”。

从中国文学叙事的现代性历史转换来看，如果说鲁迅及此后的现代作家是在现代文学创建上将文学现代叙事的可能性变作现实边界性，那么，新时期以来的作家则在突破现代文学叙事，特别是当代文学叙事的边界，最大限度地创造着文学当代叙事的可能性与极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