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戈”与“剑”之外——观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

郭晨子

一

于许多话剧界的前辈而言，《吴王金戈越王剑》勾连起32年前的首演。钟艺兵先生的《岁月难泯忧国情》一文中，记述了该剧在1983年演出时获得的成功，也回忆了当时对该剧是否影射现实的纷纷议论。而在此之前，同样由北京人艺搬上舞台的话剧《胆剑篇》也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为主要事件，用意却在鼓励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人民度过三年自然灾害。两剧联系起来看，才了解剧作家白桦先生当年的大胆，他把曾经鼓舞人心的形象——越王勾践——塑造成了因饱受屈辱而立志复国、因复国大业而勤政爱民、又因大功告成而骄奢淫逸的形象，其在胜利之后的狂妄自大消解了卧薪尝胆这一行为的价值意义。

于当下，《吴王金戈越王剑》当然又被赋予了新的涵意，“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和比喻君王关系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训诫正当其时，非议其的“影射”说恰成了本届政府“把权利关进笼子里”的执政理念的最好历史教材，这个结果说明了30年来政治氛围逐渐走向宽松，30年前使人不由紧张的政治压力，今天已经化解成“勾践这一特定历史人物的镜鉴性语义”（语出杨道全《<吴王金戈越王剑>意在剑戟之外》一文）。比对史实，勾践在兴越灭吴之后并未像剧中那样腐败蜕变，越国在他死后也历经八代君王延续了两百余年，显然不能用史书的记载要求历史剧的创作，而剧本在勾践转变这一环节的跳脱和缺少铺垫，也反映出剧作家将情节和人物设置引向主题的某种急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