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吐鲁番出土汉文文献语言研究述论

曹利华，王启涛

(1.西南民族大学 民族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0064；2.攀枝花学院 人文学院，四川 攀枝花 617000)



百年来吐鲁番出土汉文文献语言研究述论

曹利华1，2，王启涛1

(1.西南民族大学 民族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0064；2.攀枝花学院 人文学院，四川 攀枝花 617000)

吐鲁番出土文献年代可考、数量众多、口语性强、社会覆盖面广、地域特色鲜明，极具语言研究价值。百余年来，吐鲁番出土文献的语言学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不过，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尤其在语法研究、比较研究、语言接触研究、体裁研究等方面亟待加强。

吐鲁番出土文献；语言研究；汉文文献

季羡林先生曾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1]一百多年来，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了大量文献，这些文献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宗教诸方面，引起海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参与，吐鲁番学与敦煌学一起成为国际显学。涉足吐鲁番学研究的人员尤为广泛，且用功甚勤。但总体看，多集中在历史领域，吐鲁番学研究者多为历史学家或具有历史学学科背景，如唐长儒、柳洪亮、程憙霖、王素、侯灿、陈国灿、李锦绣、郑阿财、荣新江等等；日本的池田温、高田时雄、吉田丰，以及组成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的全部成员(荒川正晴、片山章雄、白须净真、关尾史郎、町田隆吉)均为历史学家。欧美国家研究者也多从“丝绸之路”交通史、中亚文明交流史的角度进行宏观研究，而致力于吐鲁番出土文献语言研究的学者寥寥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