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辽代契丹作家汉语创作的特色*

和 谈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6）

唐末五代时期，契丹在我国北方兴起，国祚209年（不包括北辽与西辽），与北宋几乎相始终，其典章文物取自石晋，儒、释大行其道，文字则兼用契丹大小字与汉字，其文学作为中华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仍不可忽而略之。故《辽史》专立《文学传》，序其缘由曰：“然二百年之业，非数君子为之综理，则后世恶所考述哉。作《文学传》。”[1]1445

辽代文学的分类，如果按照创作所用文字来分，可分为汉语文学和契丹语文学；如果按照创作主体的族属来分，则可分为汉人文学与契丹人文学。辽代汉人文学成就远远不及北宋文士，又无特殊之处，故置而不论；契丹语文学亡佚较多，目前能解读的契丹大小字不仅少，而且还有若干争议，难于着手；唯有契丹人用汉语所作诗文特异挺拔，令世人侧目，故可专门着墨进行探究。

一、契丹人如何能用汉语进行创作

能用汉语创作，其前提就是学习并熟练掌握汉语，契丹人亦不例外。早在耶律阿保机建立政权组织之前，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契丹人懂汉语、说汉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本人也会说汉语，据《辽史·韩延徽传》卷七十四载，韩延徽作为后唐使者往契丹，持节不屈，辽太祖甚怒，述律平劝谏，于是阿保机“召与语”，韩延徽所说“合上意”，于是“命参军事”[1]1231，从此大为倚重。韩延徽为汉人，长于文学，从史书记载来看，他主理朝廷仪礼制度及汉人事，大概不会说契丹话，因此，辽太祖“召与语”，与他交谈所用语言应该为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