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古诗选本中的“谐隐”与博雅思潮*

岳 进

（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陕西西安710064）

纵观中国文学批评史，有关“谐隐”的论述可追溯到六朝时期刘勰所著《文心雕龙》一书。追溯谐隐的文体渊源，也是根据《左传》《战国策》等史书记载的典故，得出“（隐者）意生于权谲，而事出于机急，与夫谐辞，可相表里”[1]271的结论。在六朝文学发展的思潮中，文学自觉意识逐渐增强，文体分类观念日趋成熟，文、笔之争就是文学观念深化的反映。刘勰持一种“泛文类”观念，《文心雕龙》收入文体81种，包括有韵之文、无韵之笔，《谐隐》则属于“文笔杂”，范文澜认为“杂文谐隐，笔文杂用，故列在文笔二类之间”[1]5。而谐辞、隐语，与《文选》“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收录标准不符，未被收录，可见当时对谐隐的定位就存有不同看法。而后人心中的“古诗”观念，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流传久远的《文选》塑造、定型的，明人编选古诗有意破除《文选》长久以来形成的习见。钟惺《诗归序》明确地表达了这种反“选体”的意识：“昭明选古诗，人遂以其所选为古诗，因而名古诗为‘选体’，唐人之古诗曰‘唐选’。呜呼！非惟古诗亡，几并古诗之名而亡之矣。”[2]卷首臧懋循《诗所序》亦云：“繇斯以降，作者无虑百千万言，而揆寔之家冣着者无如萧徳施、左克明、郭茂倩，或摘小疵而掩全璧，或综乐府而遗声诗，安以称得所，犹未也。”[3]卷首他认为从萧统《文选》到郭茂倩《乐府诗集》、左克明《古乐府》，集中体现了前代古诗选集类型单一、观念片面的弊端。元人左克明的《古乐府》中已开始收录“古歌谣辞”，而真正大规模地收录谐隐类古诗，直到明代古诗选本中的古逸诗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