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言学史和历史学科的关系的一点思考
——兼与历史学研究者王东杰同志商榷*

薄守生，赖慧玲

（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近年来，历史学领域提出的“碎片化”研究让许多学者异常警惕。“史学研究的‘碎片化’现象，是近年来引起史学界许多人诟病的一大病症，其意指研究问题细小琐碎，且缺乏整体关联性与普遍意义内涵，因而缺乏意义与价值。”[1]历史学研究者王东杰发表过几篇涉及国语运动史的论文，从历史学的角度讲，这或许可以认为是历史学“碎片化”研究的某一种类型。从语言学史的角度来看，那些论文不是语言学的“碎片化”，甚至是一种“框架化”。

当然，王东杰的有些想法并不符合科学精神，比如说，“关于官话的基础方言之争……此问题在今天的语言学界仍未达成一致，在本文涵盖的这段时期中，人们的认知就更为含糊。笔者无此学力也无意参与这场论争，这里所言仅出于论述的方便。它们相当于几何解题中的‘辅助线’，找出答案后，自可擦除”[2]78（再次引用该文时用“王文A”表示）。一位学者如果不懂语言学，最好不要拿语言学当“辅助线”。语言学在当今已经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语言学并非历史学的附庸。

长期以来，历史学领域中的学术史、文化史①在历史学的框架下，文化史可以作为学术史的一个研究方向，但有时学术史、文化史又可以并列而称，它们都可以列入专门史之中。研究很少研究语言学史。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历史学研究者发表过少量的与语言学史研究相关的论文，这让人振奋，语言学欢迎历史学研究者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