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全国特赦与监狱大清理

2016-02-23 07:41
晚报文萃 2015年12期
关键词:战犯公安部监狱

2015年8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草案。

新中国成立以来,共进行过7次特赦。其中1975年的最后一次特赦,释放了全部在押战争犯。胡治安当时作为公安部的工作人员,曾在为清理释放在押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而专门成立的“清理办公室”工作。他撰文回忆了这次特赦的经过。

一个不杀,一个不剩

1975年2月25日,根据毛泽东“四届人大之后要实行特赦”的指示,公安部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列入在押战犯名单的共293名,其中13人不能特赦,继续关押。

2月27日,毛泽东在杭州作了长篇批示:都放了算了,这些人一个不杀,人家放下武器25年啦!为此,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召开会议,落实指示,要求“倒光口袋”,一个不留,不要打埋伏。

3月5日至10日,召开了全国“四长”(公安局长、统战部长、法院院长和民政局长)会议,布置特救赦放工作。会上,一些公安局长反映:你们特赦的人,有许多校级军官,可我们那儿还关押着不少将军咧!

周恩来听到这些反映,决定清理监狱,并成立了清理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有时熊向晖副部长代)、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和公安部副部长凌云负责。

清理监狱的调查摸底工作由公安部五局负责,进行了半年多。

最后摸清了,全国各地的监狱和劳改场所中,共关押原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953人,县团级3300多人,刑满后仍在劳改场所就业的有1万多人。

11月15日前后,释放工作全面铺开,15000余人走出监狱、劳改场所的大门,欢天喜地与家人团聚,或走上工作岗位。

释放时,每人发了一套新衣服和100元零花钱。安置在农村的战犯,生活费每月15~20元。

“养起来”

在国内生机萧杀、空气中弥漫着阶级斗争硝烟的“文革”时期,竟然有一万多“历史反革命分子”走出监狱,还可以去台湾,这一时成了全国城乡的普遍话题,人们似乎感受到某种春意。

后来,我在清理办公室收到了一些来信,有的反映宽释人员的子女不认亲、不接纳。其中有一人,因子女不让进门,生活无着,晚上在家门前的树上上吊自杀了。

因年龄过大,宽释人员普遍面临着就业和生活问题。有的难以安排工作,只能返回劳改单位;安排了工作的,也很快面临着退休,工龄很短,生活困难。根据这些情况,公安、统战两部又起草了文件,要求对这些人都分配适当工作,不办退休。邓小平批示:养起来。

遵照毛泽东的相关指示,在1975年3月17日的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华国锋作了特赦说明:“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其实,这已是旧话重提。早在1956年,周恩来就讲过:“对将要特赦的战犯,毛主席曾指示,来去自由,言论自由。”但1959年特赦以来,没有人去台湾。

1975年3月19日,第七批共293名特赦战犯走出了监狱。其中280余名要求留在大陆生活和安排工作,10名申请前往台湾与亲友团聚。

这10人是:国民党第51军中将军长王秉钺、第25军中将军长陈士章、青年救国军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蔡省三、军统局少将专员段克文、军统局西南特区副区长周养浩,另外5人——王云沣、张海商、杨南、赵一雪、张铁石,都是国民党将校级军官和政工人员。

4月5日,中共批准了这10人的回台申请。

推动与抵制

无巧不成书,也正是这一天,蒋介石在台湾逝世。虽是巧合,却让回台人员多了一个理由:回台奔丧。出殡定于4月16日。4月14日,王秉钺等10人进入香港。

台湾当局说,“国丧之时遣返前国军军官回台”,是中共的“统战阴谋”,回台的10人是“共谍”“统战工具”。

台湾“大陆工作委员会”提出:10人入台,后继怎么办?大陆家属要求探亲怎么办?外国记者来采访怎么办?几年后要回大陆怎么办?

北京方面则密切关注着这10人的生活、思想、行动和台湾各层面的反应、动作,并动员海内外相关人士写文章、发电报,支持10人回台。

港英当局则表示,特赦人员回台,“显然是国共内战的继续”,愿意提供过境服务。同时,对台湾方面的“甄别小组”,也提供方便。两面都不得罪。

就在推动“入台”与抵制“入台”的拉锯中,一场悲剧发生了。

6月4日,原国民党68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张铁石,在香港富都酒店自杀身亡。台湾方面派人要张写三个材料:自传、大陆内幕和另外9人的情况。张写了,也表明了“心迹”,对方不满意,逼其再写,并威胁说:“如不交代清楚,非但去不成台湾,且对你在台的家属子女也不利,使他们成为政治上不清白的人。”张左右为难,没有退路而自杀。

最后,陈士章、王秉钺、段克文、周养浩去了美国,蔡省三、王云沛留居香港,张海商、扬南、赵一雪回到内地。

徐远举为何未列入特赦名单

特赦战犯工作,早在1959年建国10周年国庆节前就开始了。从1959年12月4日到1966年4月16日共特赦了6批战犯。第6批特赦战犯本来打算将徐远举列入特赦名单的,由于《红岩》出版发行后,各地读者购此书的颇多,因而就未将其列入。

1972年11月,我从黑龙江北大荒“五七干校”重返秦城工作,其时秦城仍在军管时期。1973年春的一天,监区哨兵报告徐远举病了,说是头痛,当时未引起医务人员的重视。就在当天下午,徐的病情发展为脑溢血,最终因抢救无效在复兴医院“207”区亡故。

(黄明平摘自《老年生活报》2015年8月26日,图/连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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