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古今人表》的理想人格论

杨海文

摘要：仁智对举是先秦两汉的儒学史传统，孟子、班固则是把仁、智与圣结合起来并予以理想人格建构的突出代表。“仁且智”理念是孟子对理想人格所做的哲学界定，“圣-仁-智”模式是《古今人表》论理想人格所用的史学标准，两者具有前后相承、截断众流的儒学史关联。孟子对于性善论与“仁且智”的结合，显示了哲人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卓识”一面；班固对于人性论与“圣-仁-智”的拆分，展现了史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常识”一面。新时代的“古今人表”必应是既道德、又科学的，是让人堂堂正正地站起来的“仁且智”。

关键词：《孟子》；《古今人表》；仁且智；圣-仁智；理想人格论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1-0043-06

孟子论理想人格，乃藉由三辨以敞开三性。亦即通过人禽之辨、心性之辨、性命之辨，进而凸显人类相对于禽兽的绝对优越性、我相对于圣人的普遍平等性、道德实践主体相对于天命之天的相对局限性。归结起来，孟子的理想人格论以“仁且智”（3·2、4·9）为母题：它既是成就理想人格的内在根据，更是理想人格的哲学界定。“仁且智”的理想人格是孟子全面展开道德理想主义的思想原点，这一哲学理念能够得到思想史的验证吗？换句话说，假定“仰包亿载，旁贯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的《汉书》卷20《古今人表》（以下简称《古今人表》）是对孟子“仁且智”理念的强力支援，那么，由此回溯先秦两汉思想史，这一理念的历史演进可以清晰地洞见吗？我们以“仁且智”为经、以《古今人表》为纬的孟学史考察，还能为现代人培育理想人格提供裨益吗？

一、仁智对举：一种儒学史传统

班固的《古今人表》把上古传说时代至秦朝的近两千位人物分为九等：上上圣人、上中仁人、上下智人、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愚人⑤。其中，前三等人数虽少，却是整个九等的标杆：并因其“圣一仁—智”模式，而与儒家传统的理想人格论密切相连。

《古今人表序》仅300多字（包括标点符号），重点又是引用《论语》书中孔子的话：“若圣与仁，则吾岂敢？”（7·34）“何事于仁！必也圣乎！”（6·30）“未知；——焉得仁？”（5·19）“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16·9）“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6·21）“唯上知与下愚不移。”（17·3）颜师古注云：“凡引此者，盖班氏自述所表先圣后仁及智愚之次，皆依于孔子者也。”

孔子之外，班固论理想人格的“圣-仁-智”模式，是否也受过孟子的影响呢？《汉书古今人表疏证》引梁玉绳曰：“滕文公惟见《孟子》。”“公孙丑惟见《孟子》。”可证班固读过《孟子》。《古今人表》把孟子当作上中等仁人，又列滕文公为上下等智人，列魏惠王（梁惠王）、齐宣王为中下等，可知班固对孟子评价极高，而且能够同情地理解孟子的王道政治学。班固熟悉孔子说过的“圣”、“仁”、“智”等概念，所以他心领神会于《孟子》说的“仁且智，夫子既圣矣”（3·2）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古今人表》列孙卿（荀子）为上中等仁人。《荀子》时常仁知对举，也有多处“既知且仁”的论述，足以对班固的“圣-仁-智”模式产生重要影响。现将《荀子》的部分论述抄录如下：

[1]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贡入，子曰：“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颜渊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子道》）

[2]是故穷则必有名，达则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闵，明达用天地、理万变而不疑，血气和平，志意广大，行义塞于天地之间，仁知之极也。夫是之谓圣人。（《君道》）

[3]孔子曰：“志之，吾语女。奋于言者华，奋于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则知，行至则仁。既知且仁，夫恶有不足矣哉！”（《子道》）

[4]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宝也，而王霸之佐也。（《君道》）

考诸《春秋繁露》，《仁义法》、《必仁且智》两文前后连在一起。清代学者苏舆有云：“前篇以仁配义，以体言。此篇以仁配智，以用言。”《必仁且智》指出：

莫近于仁，莫急于智。不仁而有勇力材能，则狂而操利兵也；不智而辩慧狷给，则迷而乘良马也。故不仁不智而有材能，将以其材能以辅其邪狂之心，而赞其僻违之行，适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恶耳……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

董仲舒对举仁智，渊源于《论语》。上述引文被省略的部分就有一句“《论》之所谓不知人也者”，《论》即《论语》。《春秋繁露·实性》说过“孟子以为万民性皆能当之，过矣”，但《必仁且智》是否跟《孟子》有直接的关系，有待考证。《荀子集解》引刘向《孙卿书录》：“至汉兴，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书美孙卿。”又引胡元仪《郇卿列传考异》：“刘向云：‘董仲舒作书美郇卿。案《汉书·艺文志》：‘董仲舒百二十篇。今惟存《春秋繁露》八十二篇，复多残阙，不见美郇卿之文，其逸久矣。”此事可证“必仁且智”思想密切关联着荀子说过的“既知且仁”。

董仲舒前汉，班固后汉，《汉书》卷56为《董仲舒传》，班固的“圣-仁-智”模式受过《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的影响，当无疑问。

《汉书》卷30为《艺文志》。班固写《艺文志》，乃以刘向《别录》、刘歆《七略》为底本。刘向是西汉末年人，还著有《列女传》。该书卷3为《仁智传》，表彰了15位女性；卷8《续列女传》又增加了4位。《列女传小序》介绍《仁智传》有云：“惟若仁智，豫识难易。原度天道，祸福所移。归义从安，危险必避。专专小心，永惧匪懈。夫人省兹，荣名必利。”《列女传·仁智传》以仁智评女性，《古今人表》以圣-仁-智评上等人，皆品藻人物，刘向极有可能也对班固产生过影响。

另外，以下传世文献亦仁智对举，甚至提出了“仁且智”的说法：

[1]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谓成人。（《管子·枢言》引管子语）

[2]今海鸟至，己不知而祀之，以为国典，难以为仁且智矣。夫仁者讲功，而智者处物。无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能问，非智也。（《国语·鲁语上》引展禽语）

[3]语曰：“仁不轻绝，智不轻怨。”（《战国策·燕三》引燕王语）

[4]语曰：“论不修心，议不累物，仁不轻绝，智不简功。”（《战国策·燕三》引燕王语）

出土文献中，仁智对举同样屡见不鲜。譬如，郭店简、马王堆帛书都有《五行》篇，两者有段论仁智的文字极其相似：

不仁，思不能清。不智，思不能长。不仁不智，未见君子，忧心不能慑慑；既见君子，心不能悦。“亦既见之，亦既观之，我心则口”，此之谓口。口仁，思不能清。不圣，思不能轻。不仁不圣，未见君子，忧心不能忡忡；既见君子，心不能降。（郭店筒《五行》）

不仁，思不能晴（精）；不知（智），思不能长。不仁不知（智）。未见君子，忧心不能口口口口口不能则口能说（悦）。《诗》曰：“末见君子，忧心役役（慑慑）。亦既见之，亦既钩（觏）之，我[心]则说（悦）。”此[言]仁之思也晴（精）。

[不仁，思不能]晴（精），[不圣，思]不能轻。不仁不圣。未见君子，忧心口口口口既见君子，口口口口（马王堆帛书《五行》经5）

从《论语》、《孟子》、《荀子》、《春秋繁露》、《列女传》以及《管子》、《国语》、《战国策》这些传世文献到郭店简、马王堆帛书等出土文献，皆对举仁智；不少儒家文献还在圣的前提下依次排位仁、智。《老子》第19章则言：“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这表明先秦两汉儒学史扬弃并超越了老、庄的“绝圣弃智”论，且以圣人为理想人格，认为仁智对于这一理想人格的形成与成熟具有奠基性的作用。《古今人表》就把老子列为中上等、严周（庄子）列为中下等，老、庄的地位明显不如孔、孟、荀。

《战国策·燕三》引“语日”，刘起钎认为：先秦文献常用某种特用称法引述《尚书》，如《荀子》《战国策》所引，大多像格言、谚语，而不是官员们的政治讲话；它们亦为伪古文袭用，可以视同《书》类，归为逸《书》。如果此论成立，这一做法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诗》、《书》文化。客观地说，《古今人表》的“圣-仁-智”模式是此前源远流长、内涵丰富的儒学史传统的折射与结晶。

二、孟子的“卓识”与班固的“常识”

王充与班固生活于东汉的同一个时期。《论衡》卷9有《问孔》，卷10有《刺孟》，可知王充熟读过《论语》《孟子》。卷26有《知实》，其中有两段话几近照抄《孟子》，前一段见《公孙丑下》第9章（4·9），后一段见《公孙丑上》第2章（3·2），《孟子》两次称道“仁且智”也恰恰出现于这两章。且看《知实》的原文：

陈贾问于孟子曰：“周公何人也？”曰：“圣人。”“使管叔监殷，管叔畔也。二者有诸？”曰：“然。”“周公知其畔而使？不知而使之与？”曰：“不知也。”“然则圣人且有过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也，不亦宜乎？”孟子，实事之人也，言周公之圣，处其下，不能知管叔之畔。圣人不能先知，十六也。

贤可学为，劳佚殊，故贤圣之号，仁智共之。子贡问于孔子：“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餍，而教不倦。”子贡曰：“学不餍者，智也；教不倦者，仁也。仁且智，孔子既圣矣。”由此言之，仁智之人，可谓圣矣。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张得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骞、颜渊具体而微。”

王充何以如此重视《孟子》？东汉赵岐《孟子题辞》云：“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迄今诸经通义，得引《孟子》以明事，谓之博文。”笔者曾对《孟子》传记博士问题进行考证，认为它历经西汉文、景、武三朝，最多存在43年。亦即从公元前179年至公元前136年；最少存在21年，亦即从公元前157年至公元前136年；折中而论，大约存在30年。传记博士是对《五经》博士的辅翼与补充。《孟子》之为传记博士，虽然存在时间不长，却对两汉经学史及思想史产生过应有的影响，并证明孟子其时的地位高于荀子。王充重视孟子，乃时代使然；班固从《孟子》那里汲取“仁且智”的理论智慧，亦是时代使然。

仁智对举是先秦两汉的儒学史传统，孟子、班固则是把仁、智与圣结合起来并予以理想人格建构的突出代表。“仁且智”理念是孟子对理想人格所做的哲学界定，“圣-仁-智”模式是《古今人表》论理想人格所用的史学标准，两者具有前后相承、截断众流的儒学史关联。所谓前后相承，是说《孟子》乃源，盖因孔子并未明确把“仁且智”当作理想人格（圣人）的现实与实现；《古今人表》乃流，盖因“圣-仁-智”模式实则渊源于孟子的“仁且智”理念。所谓截断众流，是说《孟子》的“仁且智”理念以哲学方式、《古今人表》的“圣-仁-智”模式以史学方式，为后人探寻并践履理想人格确立了理、事（有理有事、即理即事）的双重视角。“前后相承”讲源流，“截断众流”讲影响，仿佛孟子早就写过《古今人表》，班固正写的就是《孟子》。

尽管如此，班固的人性论却又不同于孟子。300多字的《古今人表序》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引孔子的话。另一个就是谈人性论，并用“传曰”来起承转合：

传曰：譬如尧舜，禹、稷、离与之为善则行，鲧、谌兜欲与为恶则诛。可与为善，不可与为恶，是谓上智。桀纣，龙逢、比干欲与之为善则诛，于莘、崇侯与之为恶则行。可与为恶，不可与为善，是谓下愚。齐桓公，管仲相之则霸，竖貂辅之则乱。可与为善，可与为恶，是谓中人。

孟门弟子公都子陈述过“性无善无不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性善”等四种不同的人性论（11·6）。《古今人表》所持的人性论类似于“有性善，有性不善”，更是直接以孔子说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17·3）作为理论基础。“传曰”云云，证明《论语》当时屈居传记之列。《古今人表》把人分为上、中、下三类，还与董仲舒、扬雄的人性论有关。《春秋繁露·实性》明确不赞成孟子的性善论，提出“性三品”说：“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法言·修身》则提出“性善恶混”说：“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气也者，所以适善恶之马也与？”

班固对于人性论的系统表述，见《白虎通》卷8《性情》：

性情者，何谓也？性者阳之施，情者阴之化也。人禀阴阳气而生，故内怀五性六情。情者，静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禀六气以生者也。故《钩命决》曰：“情生于阴，欲以时念也。性生于阳，以就理也。阳气者仁，阴气者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右总论性情”条）

五性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知著也。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是也。六情者，何谓也？喜怒哀乐爱恶谓六情，所以扶成五性。性所以五，情所以六何？人本含六律五行之气而生，故内有五藏六府，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乐动声仪》曰：“官有六府，人有五藏。”（“右论五性六情”条）

仁、义、礼、智、信为五性，喜、怒、哀、乐、爱、恶为六情。人禀阴、阳二气而生，所以内怀五性、六情。情生于阴，性生于阳，阳气者仁，阴气者贪，所以情有利欲，性有仁义。阴、阳的消长实则贪、仁的博弈，所以人有上智、中人、下愚之分。《论衡-本性》云：“董仲舒览孙、孟之书，作《情性》之说曰：‘天之大经，一阴一阳；人之大经，一情一性。性生于阳，情生于阴。阴气鄙，阳气仁。日性善者，是见其阳也；谓恶者，是见其阴者也。”班固的《情性》实乃出自董仲舒的同名佚文。

牟宗三认为正宗儒家的心性论有两路：“一、自老传统天命天道的观念，至《中庸》‘天命之谓性一语为结集系一路；二、自孟子本孔子仁智的观念以言即心见性之性善说为一路。”性善论与“仁且智”密不可分，本是孟子心学之思最基本的理论规定。《古今人表》不认可性善论，却借鉴并彰显了“仁且智”，这矛盾吗？不矛盾！性善论是对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及其美好展望，但班固却从历史事实中清醒地发现：性善的上等人与性恶的下等人都不占主流，绝大多数人既可能性善、也可能性恶，既是性善的、也是性恶的，这些中等人方是芸芸众生的主体。与此同时，班固又徘徊于残酷的历史理智与火热的人文关怀之间：历史理智乃智，所以《古今人表》否弃性善论，把人分为九等；人文关怀乃仁，所以《古今人表》挚信“仁且智”，把圣人、仁人、智人当作上等人并予以肯定。班固的态度其实也是一般人所持的态度：人群就是三教九流，天道就是抑恶扬善。

孟子对于性善论与“仁且智”的结合，显示了哲人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卓识”一面：班固对于人性论与“圣-仁-智”的拆分，展现了史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常识”一面。遐想未来，提升人性，哲人的卓识最关键；回顾历史，月旦人物，史家的常识最紧要。“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哲学、史学的本质均是理想的超越与超越的理想。在憧憬并践履理想人格的经典解释学之路上，《孟子》甚至就是《古今人表》的哲学版本，《古今人表》甚至就是《孟子》的史学版本。徐复观的《（史）、（汉）比较研究之一例》指出：

然人的历史，必由人、事、及价值判断所构成，否则成为一种混沌的世界，历史亦无由继续，亦无由叙述。《古今人表》所分之品第是否得当，乃一问题，然其屏除爵位权势于价值判断之外，一以人格、学术、事功为标准，以见人的地位、尊严，在此不在彼。此则犹承《春秋》、《史记》之统绪，以标示人类行为的大方向大趋归，诚可推为班氏著史的一大卓识。则班氏作史之微言，莫大乎此。郑樵之徒，纷加指摘，何足以与此。至其影响于东汉末期的月旦人物的风气，及魏的九品官人的制度，证明这种人物批评，是为历史所需要的。

三、“仁且智”今诠：既道德又科学

综上所述，“仁且智”这一哲学理念得到了《古今人表》乃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九品官人法）的验证。唐宋以后，孟子升圣，《孟子》升经，“仁且智”熏陶甚至创造着思想史进程。主要由《孟子》提炼出的“仁且智”范式，成为“了解中国思想特质的最大窍门”。吴宓的《孟子（不动心章）臆解》还以公式昭示了孟子这一深邃的理论智慧：“圣人（仁+智）=the IdealMan理想的人。”

要特别指出的是，人们历来对《古今人表》多有诋毁。但是，钱大昕的《潜研堂文集》卷28《跋汉书古今人表》则说：

此表为后人诟病久矣，予独爱其表章正学，有功名教，识见复非寻常所能及。观其列孔子于上圣，颜、闵、子思、孟、荀于大贤，孔氏弟子列上等者三十余人，而老、墨、庄、列诸家降居中等，孔氏谱系具列表中，俨然以统绪属之。其叙次九等，祖述仲尼之言，《论语》二十篇中人物，悉著于表，而他书则有去取。后儒尊信《论语》，其端实启于此，而千余年来鲜有阐其微者，遗文具在，可覆按也。古贤具此特识，故能卓然为史家之宗，徒以文章雄跨，百代推之，犹浅之为丈夫矣。

与过去相比，我们基于抽象地继承、综合地创新以及解释学技巧、人文学关怀的方法论诉求，业已从理想人格论的角度，彰显并重建《孟子》与《古今人表》前后相承、截断众流的儒学史关联。“古今人表”，一则以古，一则以今。历史发展到今天，“仁且智”的理论智慧又获得了新的时代意义。正如蔡仁厚所说：

近世的思想，以西方哲学为主潮。而西方哲学重智不重仁，就人类生命之全面安顿以及心灵之全幅开显而言，毕竟是有所偏的。如果我们能够不为西方哲学思想的声势所慑服，而平心体察人类深心的向往，将可了解“摄智归仁，仁以养智”，才更能使人类的生命之光与心灵之慧，平正无偏地显发出来。然则，儒家“仁智双彰”的哲学模型，岂不正可作为世界哲学塑造新型范的最佳蓝本？至少可以提供其他哲学系统作为观摩反省之借镜。

仁是道德，智是科学。既道德又科学的“仁且智”今诠，要成就的不是以往那种高不可攀、高高在上的圣贤，而是过着世俗生活，有文化、有教养、有担当的新时代公民。“仁且智”被赋予时代新内涵，它今天如何纠正唯科学主义的失误，如何提升人们的道德幸福指数，如何为法治社会建设、市民社会建设、和谐社会建设贡献自己的理论睿智呢？马王堆帛书《五行》经5有言：“不仁，思不能睛（精）；不知（智），思不能长。”经6还说：“[仁之思也精]”，“知（智）之思也长”，“圣之思也轻”。《文史通义》卷5《浙东学术》曾说：“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从现代反思传统，从传统观照现代，仍是我们把传统与现代有机结合起来的最佳方式。

《诗经·齐风·卢令》有云：“其人美且仁。”如果说“美且仁”旨在以美储善。“仁且智”旨在以善启真，那么，我们“以中释中”，足以承诺并朗现中国传统文化以真、善、美为皈依的理想人格论。但是，基于“仁且智”比“美且仁”更深远的思想史影响，以及今天这个时代的急迫需求，我们最后要以牟宗三下面这段话，深切地期盼新时代的“古今人表”既是道德的、又是科学的，是让人堂堂正正地站起来的“仁且智”：

了解孟子的性善说，才可了解并从而建立人的“真实主体性”（Real subiectivity）。中国儒家正宗为孔孟，故此中国思想大传统的中心落在主体性的重视，亦因此中国学术思想可大约地称为“心性之学”。此“心”代表“道德的主体性”（Moral subjectivity），它堂堂正正地站起来，人才可以堂堂正正地站起来。人站起来，其他一切才可随之站起来：人不能站起来，那么一切科学、道德、宗教、艺术，总之，一切文化都无价值。这是中国思想的核心，所以孟子是心性之学的正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