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栏目论点选自我国人文社科期刊及高等院校名刊



〔论点摘编〕

本栏目论点选自我国人文社科期刊及高等院校名刊

中国都市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建设自己的话语

胡大平撰文《都市马克思主义导论》指出，在一系列经验和教训基础上，我国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如何适应新型城镇化战略需要，推动理论的创新，为破解现实难题做出直接的贡献，这需要我们深入思考。这不仅要求在宏观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而且要求在微观上发展出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框架。我们称之为“都市马克思主义”，它的基本目标在于通过元理论的拓展和具体社会历史条件分析为整合当代城市发展过程中各种力量提供基本的理论平台。这种框架在当前面临着四大核心课题：阐明空间再造与生产关系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及其具体实现机制、剖析社会环境变迁的当代矛盾、澄清技术和组织条件变迁动态、揭示内生于当代社会发展的社会权利和价值要求及其实现条件。我国新型城镇化实践，归根结底意义上，乃是替代由资本主义推动的传统对抗性城市化道路，是一种新型聚落形态的创造性想象和实践，也即是新文明的创造。

摘自《东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缺乏价值维度的本体论是无效的

陈曙光撰文《“存在”论》指出，存在论是哲学大厦之基。作为一种因果还原论，存在论所追寻的乃是越过“最近之因”的“最后之因”。这一追问形成了哲学史上两个迥异的本体论形态：“实体本体论”和“生成本体论”。实体本体论认为，实体即本体，自己构成自己的原因，自己就是自己的根据，既无生发也不退场。人类追寻实体的初衷乃是为了寻找“安身立命之本”，结果却使人陷入了“无家可归之境”。有鉴于此，部分哲学家擎起了“拒斥本体论”的旗帜，以实体本体论哲学之误而否定“本体论追求”的合理性。其实，此乃因噎废食之举。解决本体论哲学之误的出路不在于告别本体论，而在于以符合现时代需要的策略重建本体论。马克思关闭了传统本体论哲学的大门，但又开辟了现代生成本体论的道路。传统本体论囿于“实体”情结必然导致“存在‘存在者’化”，而现代本体论则是让“存在者‘在’起来”。本体论追问“是”的问题但其意义却超越“是”的领域，任何“是”的追问都指向“应该”，任何本体论都内蕴着价值论的意蕴，缺乏价值维度的本体论是无效的。

摘自《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唯道论”乃是现在和将来一种合理的本体论

程志华、王瑞良撰文《唯物论、唯心论与唯道论》指出，就哲学作为一门学问来讲，在其所包含的本体论、宇宙论、认识论、人生论等若干部分当中，本体论乃其中的根源和核心。大致来讲，基于对本体的探讨，在哲学史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本体论，即唯物论与唯心论。然而，无论是唯物论的“物质”本体，还是唯心论的“精神”本体，它们在涵盖世界万物整体方面均有偏颇。因此，“物质”和“精神”两种本体的解释力均不周延。尽管如此，唯物论和唯心论均遵循了“本原性”的理论预设，此乃其共同的正确之处。既然如此，哲学不能采取拒斥本体论的做法，而应该在“本原性”的前提下，通过新本体的建构，来克服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局限性。即需要按照马克思所指引的方向，建构既包含又超越“物质”与“精神”的新本体。借鉴中国哲学的传统资源，这种新本体乃是“道”，这种本体论可谓之“唯道论”。

摘自《东岳论丛》2016年第6期

第三代新儒家面临新挑战

韩强撰文《第三代新儒家向何处去》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产生的现代新儒学，经过薪火相传到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第三代新儒家，一批宣扬“新儒学”的中青年学者登上了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舞台，他们出自于唐君毅、牟宗三或钱穆的门下， 这些人都有解放初期海外留学的经历，在港台和国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有余英时、成中英、刘述先、杜维明、蔡仁厚等。他们宣称要迎接西方“后现代化”的挑战，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 谋求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要实现这一宏伟的理想，必须适应当今世界迅速变化的新形势，正确对待科技成果与人文价值的关系，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平衡发展，一方面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寻求人性价值之源，一方面吸取当代西方哲学的最新成果，促进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使其真正地走向世界，为全人类文化发展作出新贡献。

摘自《理论与现代化》2016年第3期

2016-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

“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 CQMM)”课题组撰文《2016-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指出，中国经济增速在投资减速的压力下还将继续下行，但下降的幅度将减缓；全面通缩的风险相对较小；预计2016年GDP全年增速为6.66%， CPI上涨1.48%；2017年，GDP增长率将下探至6.58%,CPI增速略降至1.39%。模拟研究发现，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是更有利的政策选择；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在于清楚地认识需求结构及其基本发展变化趋势。因此，应当高度重视当前的经济持续减速正使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供给结构调整应当以新发展阶段背景下的需求结构转换为愿景指导，在做减法的同时更加重视做加法，做除法的同时做乘法，在运用加法进行供给结构调整的同时扩大需求稳增长；以调整供给结构为导向，扩大投资稳增长，用新增产能调结构；实行腾笼换鸟术，通过投资置换，获得投资资金；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为供给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摘自《厦门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人的“媒体化意识”形成了人的媒体化

李极冰撰文《媒体化意识与人的媒体化——对社交媒体的哲学思辨》指出，信息化时代，数字化生存已经成为人的一种基本生存方式，而人的数字化生存的重要实践方式之一， 就是媒体化实践。这种实践，不是一种简单的数字化信息的传播实践，而是通过媒体的符号化形式、数字化形式与人的生命形式相互作用的一种实践。信息化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人的存在与媒体的存在正在发生着越来越不可分离的双向互动作用。人的“媒体化意识”，形成了人的媒体化。网络社交媒体对理性的建构、对知识的形成，都存在着两极化的双重影响。人的媒体化，呈现为人与文化的新关系、人与他者的新关系、人与世界的新关系。社交媒体下的文化在今天正在逐渐成为一种新型文化状态。这种新的文化状态，催生了一种以感情为基础的网络非理性。社交媒体下的网络非理性与传统理性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社交媒体对人的经验世界的影响、对人的精神状态的影响、对人的意义价值的影响，以及它对当下社会的影响和对传统文化的影响，都呼唤着与这个媒体化时代相匹配的哲学研究。

摘自《晋阳学刊》2016年第3期

编辑需要具备现代科学精神

申心刚撰文《论编辑者的现代科学精神》指出，近年来，随着我国科研队伍的日益壮大，科研成果的数量呈迅猛增长态势。对编辑队伍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编辑人员不只是简单的格式规范、语言文字的加工者，他们除了要具备鲜明的政治观点、厚重的道德素养、扎实的专业知识外，还要有质疑、批判、创新等科学精神。同时，还必须大力加强人文精神的培养。否则难以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必然影响到我国科研事业的发展。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如同真理和价值的统一关系一样，纯粹的方法离开了人本追求会变得毫无意义。由此可见，编辑素质的提高是我国科研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树立和强化现代编辑理念，吸收发达国家编辑队伍改革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才能够成为具有现代科学精神的创新型编辑人才，才能为我国实现创新型国家的伟大战略做出更大贡献。

摘自《社科纵横》2016年第3期

创造非农就业机会是农民职业化的基本前提

郭剑雄撰文《工业化、选择性就业与农民的职业化》指出，农民的现代化发端于现代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大规模兴起的工业化进程。其时，不仅衍生出众多高生产率和高工资率的非农产业部门及其提供的大量就业机会，而且农业与其他产业以及各非农产业之间又存在着相互开放和可流动的劳动力市场。 与传统农民不同，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农民的就业选择集合不再是单一结构，而是由多个选择组成的集束结构。作为理性人，为适应城市劳动市场的就业规则，农民将逆转其家庭人口生产的量质偏好结构，使农村劳动力有能力成为高收益率现代产业部门的竞争性就业者。同时，工业化也是农业自身资源结构、技术体系和组织形态的系统性和结构性变化过程。当这一变化最终带来农业工资率大于等于非农工资率条件出现时，从业务农就可以是劳动者在拥有多种就业机会前提下的一种自主选择。农民由此实现职业化。

摘自《内蒙古社会科学》

2016年第3期

“故乡沦陷”之“恶”有待“善举”

刘素民撰文《“故乡沦陷”之“恶”的哲学思考》指出，“故乡沦陷”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飞速发展紧密相伴，与你我的生活如影随形，它在一定程度上无情地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你我的存在曾经或者正在与“恶”牵手。如果说一切存有就其作为存有及其存有的秩序来说都是“善”，那么，没有人不希望留住和发展人间的一切美善。我们都不希望任何“恶”的出现，所以，在思考“故乡沦陷”这一课题时，许多人会认为，故乡永远如童话般美丽才是善， 出现自然与人文方面的任何问题都是不可逆转的故乡“恶变”。我们的故乡在变易的时空中经历一些关于自然与人文的改变原本应当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我们之所以感到意外，不过是因为其“恶变”大于“善变”。然而，既然“恶”是善的缺乏，既然“恶”并不完全破坏或取消善，那么，在牵肠挂肚、心怀感叹地痛恨“故乡沦陷”之“恶”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为我们热爱的故土充满希望的未来重拾信念、建构希望。

摘自《云梦学刊》2016年第3期

要使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得到公正分配

范永茂撰文《“异地高考”：倡议联盟框架视角下的政策变迁分析》指出，倡议联盟框架主要是通过信仰体系和利益因素来分析政策过程。“异地高考”问题指的是考生在非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它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异地高考，就地录取”；一种是“异地借考，折算分数回乡录取”。但这一名词至今未获得官方的认定和采用。在京沪粤三地的“异地高考”政策变迁中，不同的利益团体基于各自的信仰体系组成了相应的联盟。从京沪粤三地的“异地高考”政策形成和变迁来看，利益相关者对潜在利益的追求以及制度环境中某些外生性变量诱致了政策的变迁，形成了诱致性制度变迁路径；而一定的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转变形成了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和政策变迁路径。“异地高考”政策改革的深层次难点包括教育资源分配和现有的户籍等制度。同时，改变政策子系统的基本规则、权力结构、文化环境等变量也可以间接地促成政策的变迁。

摘自《中国行政管理》2016年第5期

中国社会治理呈现出福利国家和新公共

管理两副面孔

王丽萍、郭凤林撰文《中国社会治理的两副面孔——基本公共服务的视角》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世界范围内社会治理理念与实践的重要变迁使公共服务供给的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也使人们思考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相关问题的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国社会治理呈现出福利国家和新公共管理两副面孔。在理念上互不相容的两种逻辑非但没有发生理念(或理论)所预示的冲突，反而产生了可由现实加以佐证的巧妙的策略组合，并融合为由强国家与平民主义相结合的威权平民主义的治理逻辑。这种社会治理策略的组合既是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的一种历史演进，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治理在权利(权力)与责任、预期与能力、愿景与现实之间近期难以弥合的鸿沟。社会治理的目标不止一个维度，不同目标可能指向不同的实现路径并使社会治理呈现出不同的面孔。

摘自《南开学报》2016年第3期

中国只能建成中国式的法治

冯玉军撰文《中国法治的发展阶段和模式特征》指出，纵览中国法制改革的历史阶段及其标志性成就，可以总结出如下八个中国法治建设的模式特征及正反两方面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机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协商型法治，自上而下推进的权力主导型法治，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苏联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交织于一体的混合型法治，“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开放型法治，强调理性主义目标规划的建构型法治，先易后难小步快跑的渐进型法治，注重实践不断试验和总结经验的学习型法治，追求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的意识形态法治。诚然，法治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模式，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今天最能体现全人类价值追求、处理社会关系、配置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秩序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及其实践。但就其起源和各国的实践来看，它又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从来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模式。在中国进行法治建设，其困难不是构建西方式法治的困难。由于问题、语境和背景的“例外”，中国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建成西方式的法治，只能建成中国式的法治，也即法治中国。

摘自《浙江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人文学亦是精神教化之道

胡伟希撰文《论人文学作为“精神科学”——兼论中国人文精神教化之学的特质》指出，人文学以探究人的超越精神性存在为依归，在研究宗旨上与通常的“人文科学”研究区分开来。人文学作为实践智慧，既是精神教化之学，亦是精神教化之道。中国哲学有悠长的精神教化传统，它追求人道与天道的合一，认为人是具有“性智”的动物，主张“转识成智”。作为人文教化之学，中国哲学是即哲学即宗教的，其特点是讲究知行合一，提倡修行，并将人的超越精神性存在归结为存在信念。中国人文教化之学重视文与道的统一，以文载道，道以文显，从而中国人文教化之学与诠释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的人文精神教化之学不仅有自己的思想传统，而且对其中的理论问题的探讨深入细微。如何继承这份丰厚的思想遗产，认真进行理论总结，以成就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科学”，是当代中国人文学科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电子媒介时代改变了文学的生产方式

胡友峰撰文《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的生产方式》指出，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生产呈现出媒介性、技术性和交互性的特征。网络文学作为电子媒介时代典型的文学形式，在生产方式上有了重大改变，传统的依靠文学期刊作为文学生产阵地的局面被打破。文学的生产方式从“专家遴选”转化为“大众决定”，这种生产方式的变革使得网络文学与纯文学区别开来，而与大众文学形成了同谋。换言之，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尤以网络、手机为主的数字媒介的兴起，为文学发展提供了新的生产方式，网络文学与短信文学均是数字媒介结下的硕果，而它们也确确实实地修改着传统文学生产方式，甚至影响阅读方式、传播方式、接受方式、消费方式与再生产方式的转型。因此，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成为推动文学生产方式由期刊杂志发表到网络文学、手机文学转变的一把火。毫无疑问，这把大火将给现在乃至未来的文学发展产生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

摘自《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文学创作最重要的就是“创造价值”

蔡毅撰文《文学创作活动中价值观的指引和主宰作用》指出，一切真正的文学创作，既是一种思想、情感和审美的建构活动，又是一种精神价值的生成、创造活动。创作最重要的就是“创造价值”。创造价值等于创造新的意义世界，营造人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满足人的情感需要，实现人的自我价值。创作过程中，既有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又有价值颠覆、价值消解，更有价值演化和价值的创新生成。文学创作是繁难而艰巨的事，千头万绪出神入化，如涉汪洋如攀高峰，一不留神，就会走偏；误入歧途，更会害人害己。唯有以价值为中心，确立“价值为王”的思想，将追求和创造价值当作文学创作的根本，把价值贯穿整个创作活动，使自己创造的价值成为大家共同热爱、信服、敬重和坚守的东西，我们才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毕竟，文学最本质的属性，最根本的任务，是关注人，服务人，养育人，是从人的生活经历、人生经验和情感变化中汲取精气神，将其制作成富含价值的精神产品，供世人享用。

摘自《中华文化论坛》2016年第5期

东汉赋家以其渊雅特征改变

西汉赋的雄肆风格

许结撰文《论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指出，两汉制度影响到文章，有前汉“承秦”与后汉“继周”的差异，两汉赋家的创作与批评亦然，东汉赋家以其渊雅特征改变西汉盛世赋的雄肆风格，正内含着赋体由对经义的依附转向对历史的思考，尤其是针对“亡秦”与“新莽”的教训表现出对宗法的归复与礼制的构建，当与赋家创作思想向儒学观转变相关，并昭示了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换句话说，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与当时儒学渐次当路及西汉言语侍从地位衰落有关，其创作则以京都赋的礼德宗旨与纪行赋的历史沉思最为典型。从赋学批评的意义来看，东汉赋的历史化又凸显了赋体展示两汉学风之不同，最突出的是西汉赋重《诗》、东汉赋重《礼》，西汉赋依经立义偏于小学，东汉则偏于礼学，故而前者重赋之“讽”，后者则重赋之“颂”，赋风也由“奇谲”转向“雅赡”。

摘自《文史哲》2016年第3期

隋唐佛教与书法存在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

吴功正撰文《隋唐佛教与书法美学》指出，绵延于隋唐二代文化史的重要现象是佛教与书法美学存在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推助了中国书法美学史上鼎盛期的到来和形成，尤以楷、草二体最为辉煌。汉字迻译、载录佛经，促进了佛教僧人书法水平的提高和书艺的发展，涌现了一批僧界书法高手。一个独特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唐代书法领域，即唐代书法大家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传世经典书帖，多是寺院碑志铭记，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唐代佛教与书法美学的渊深联系。唐代受李世民崇尚王羲之书法的影响，名僧率先摹集王书，风行天下，且影响“院体”书法的形成，泽披深远。唐代僧人独到地发表了在中国书法美学史上的精辟见解，令人耳目一新。与以禅喻诗、以禅写诗相并存的以禅论书、以禅写书，开启了禅宗美学之先河。唐代僧人杖锡四行，与俗界书法家广为交游，成一时之盛，流播许多人文佳话。寺僧和书家的互涵互动，共襄隋唐代佛教史和书法美学史的空前盛事。

摘自《齐鲁学刊》2016年第3期

“激烈、全盘反传统”思潮发轫于戊戌维新时期

雷颐撰文《不新的“新文化”：民国思潮第一幕的嵌入式研究》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可说是民国思想史上的第一幕，影响既深且远。但仅就实质内容而言，这个第一幕却是“新意无多”。长期以来，“激烈、全盘反传统”被认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功绩或者巨大罪过。然而，历史事实证明，近代中国激烈、全盘反传统思潮发轫于戊戌维新时期，完成于辛亥前后。经过中西文化对比得出的中国几千年历史是黑暗的皇权专制的历史、中国人有奴性因而需要国民性改造、个人解放、彻底批判儒学、以民主科学启蒙国人等五大“母题”，一直被认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建构，其实，这“五大母题”在“戊戌—辛亥”时期已经论述充分、建构完毕。民国思想史上的第一幕五四新文化运动，只是在这个建构上添砖加瓦、添柴加油，将其“扩大化”成为一个社会运动。即把这种思潮与社会变动作嵌入式研究，将社会思想、思潮嵌入历史的脉络之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其产生的根源与意义。同样，这种研究又具有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摘自《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中国古代弹劾制度蕴含可资借鉴的传统精华

汪强撰文《中国古代弹劾制度建构的四个关键期》指出，中国古代很早就发展出权力监督的观念， 形成一种专人施行的制度，成为君主控制官的主要手段。显然弹劾制度在中国古代是一项权力监控制度，由御史行使弹劾权，对权力进行监督，它的发展经历四个关键期：即秦汉的草创、唐代的发展、两宋的因革、清代的大成。御史本是内廷官员，具有君主“私人”属性，秦汉时弹劾制度草创，御史被赋予弹劾权，监督权力的运行。唐代弹劾制度进一步发展，并最终形成风闻弹劾的具体规则及定型化的弹劾文书制度。两宋时君主集权进一步强化，官僚制亦随之出现职、权分离趋向，弹劾制度于此时出现重大变化， 台谏合流趋势逐渐形成。清代集历代之大成，在制度设计上有“民族”性色彩，但科道合一使得两宋以降的台谏合流最终完成，同时弹劾文书形制进一步规范，奏折的使用具有强烈的专制色彩。虽然御史弹劾制度作为君主监控权力的手段为君主专制服务，但其中所蕴含的分权制衡因素是一种可资借鉴的传统精华。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6年第3期

〔责任编辑：黎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