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分析

汤毅罗长远



全球化背景下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分析

汤毅罗长远

[摘要]近年来，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本文梳理了封闭经济条件下关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有偏技术进步、市场结构等影响因素。然而，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这段时期里，经济全球化逐渐影响着每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也影响着要素收入分配的格局，本文从全球化或资本流动改变要素谈判力量和国际贸易导致偏向型技术进步两个维度，考察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全球化因素。

[关键词]全球化劳动收入份额偏向型技术进步要素收入分配

近年来，关于要素收入分配问题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讨论。Atkinson（2009）[1]曾经指出研究要素收入分配的三个原因：其一，有助于将宏观层面的收入分配（国民收入统计）和家庭层面的收入状况联系起来；其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个人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平等；其三，有助于从社会正义的角度对不同收入来源的公平性进行解读。事实上，自从Kaldor（1961）[2]提出了关于经济增长稳态的六个特征性事实以来，劳动收入份额保持基本不变的观点已被广泛认同，并被运用到各种宏观经济模型之中。然而，这一特征性事实逐渐受到了经验事实的挑战以及诸多学者的质疑。国际劳工组织2013年的报告显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大多数国家都经历了明显的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其中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其明显。同样，Karabarbounis和Neiman（2014）[3]的研究考察了全球59个国家在1975—2012年中的劳动收入份额，其中42个国家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中国自1978年进行改革开放以来，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之余，国民经济中也出现了不少现实挑战，其中尤以收入分配失衡最为突出。近年来，初次收入分配问题引起了学者的普遍关注。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在1978—1995年之间基本保持不变，符合卡尔多事实，而在1995年之后，劳动收入份额出现了下降趋势。考虑到劳动收入份额为初次国民收入分配中最根本问题之一，以及其与我国日益严重的个人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密切相关（或者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是导致收入不平等的一个关键因素），并对社会政治稳定以及经济持续发展都构成威胁与挑战，而且劳动收入份额的逐步下降也是我国目前出现消费不足的一个重大因素。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因而研究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成因变得异常重要。

改革开放后，我国国际贸易活动愈发频繁，贸易规模逐渐扩大，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持续增加，全球化水平逐步提升，贸易自由化程度也不断提高。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我国对外开放度从1978年的不到10%提升到了2013年的44%，①根据作者的测算，对外开放度从1978年一直稳步提升，2006年（金融危机之前）达到最高值64.8%，而在金融危机之后，对外开放度一直下降。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从不足100亿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1187亿美元。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为了加入WTO，实施了诸多制度改革措施，其中在贸易体制方面，取消了上千种出口商品的配额和许可证，改革和完善了出口退税，大幅度降低了进口关税。数据显示，我国总关税水平从1992年的接近40%下降到了2010年的9.8%。目前，我国的关税水平已是发展中国家最低，并且还低于欧盟水平。国际贸易在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也会影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分配问题。按照传统贸易理论，国际贸易会提高本国丰裕要素所有者的收入，而降低本国稀缺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因而，根据理论预测，对于我国这种拥有大量劳动力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劳动者的收入占比应当上升而不是所观测到的下降趋势。关于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解释，产生了大量的文献，本文着重考察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国际贸易因素，即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要素收入分配问题。与此相对，我们将之视为封闭经济条件下的解释。

一、封闭经济条件下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

（一）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

分析经济结构调整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一般按照Solow（1958）[4]的方法，将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分解为行业内的变动与行业间的变动，后者即所谓的产业结构调整。由于第一产业的劳动收入份额高于第二、第三产业，故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二、第三产业比重提高）必然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Gollin（2002）[5]采用分解思路考察了国家间雇员收入份额的差异。他将每个国家各行业雇员报酬份额按照美国对应行业的增加值比重加权平均，构造新的雇员报酬份额，说明了雇员收入份额在国家间的差异主要由各行业劳动份额的国家间差异造成。Young（2010）[6]将1958—1996年间的美国经济细分为35个行业，其研究结果否认了行业增加值份额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解释作用（行业间效应），更细致的数据表明，劳动收入份额相对于各行业显著波动，各行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变动（comovement）加强了这一波动。Karabarbounis和Neiman（2014）将经济划分为10个行业，基于欧洲国家的EU KLEMS数据库研究发现，除农业和金融服务业，其余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都在过去30年中不同程度地下降，且行业内变动可解释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90%以上。[7]

关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国内学者大多归因于转型期中国发生的产业结构调整。例如，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8]的研究发现，1995—2003年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降低了5.48%，其中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影响大约3.36%，占总体效应的61.3%。罗长远和张军（2009）[9]得到的结论类似，他们认为1996—2003年的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主因是产业间效应，解释力为64%。李稻葵等（2009）[10]提出了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U型规律，认为这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在不同部门间的转移而导致的。

（二）有偏技术进步

有关偏向型技术进步，Hick（1932）[11]最早给出了判断标准。此后，国内外学者对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一般认为，美国的要素替代弹性小于1，即劳动和资本是互补的（Klump et al，2007）。[12]同时，自David and Klundert（1965）[13]开始，大量文献利用发达国家的数据都得出了其技术进步为资本偏向型，如Panik（1976）、[14]Klump et al（2008），[15]我国的数据也得出了同样结论（戴天仕和徐现祥，2010；陆雪琴和章上峰，2013）。[16][17]

从有偏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研究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过程，也产生了不少文献。Bentolila& Saint-Paul （2003）[18]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表示技术进步，通过对1972—1993年间的12个OECD国家的13个产业研究发现，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减少了劳动收入份额。黄先海和徐圣（2009）[19]证实了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是中国制造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不过他们并没有说明技术进步偏向的来源。张莉等（2012）[20]通过跨国面板验证了有偏技术进步导致要素收入向资本倾斜。陈宇峰等（2013）[21]采用垄断利润等因素的生产决策模型，说明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长期低位运行的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选择了资本偏向型技术。

虽然偏向型技术进步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其局限性在于偏向型技术进步本身不能完全解释劳动收入占比的动态变化过程，同时，技术进步本身可能是内生的，有关偏向型技术进步发生的原因尚需要更深入的研究（Acemoglu，2003）。[22]

（三）市场结构

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完全竞争的市场，不论是商品市场还是要素市场，通常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垄断力量。许多文献正是从市场结构的角度来研究其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白重恩等（2008）[23]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产品市场垄断增加和国有部门改制引起的劳动力市场环境的改变。根据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24]的估计，在1995—2003年工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中，国有企业改制和市场垄断力量增长的影响分别为60%和30%。伍山林（2011）[25]构建的劳动收入份额决定机制的微观模型也说明了垄断和改制都降低了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

参照罗长远（2008）[26]的划分，从劳动力市场考察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虑。其一，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Blanchard（1997）[27]认为，欧洲大陆国家劳动收入份额先升后降的现象，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有关。20世纪70年代，这些国家遭遇了石油危机，生产效率普遍下滑。由于劳动力市场未能及时作出调整，资本收入在危机初期大幅下滑。随着对劳动力市场供给状况的逐渐适应，企业减少了劳动力存储和额外用工，并在劳动节省型技术进步上下功夫，资本收入恢复，而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失业增加。这说明，劳动力市场冲击对于劳动收入占比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有所不同（Acemoglu，2002）。[28]Karabarbounis & Neiman（2014）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资本品的相对价格的下降，导致企业将生产要素从劳动转移到了资本。[29]

其二，工会和劳资议价。关于工会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国外文献中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观点。有的文献认为工会不能显著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如Carter（2007）；[30]有的文献却认为工会能够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如Droucopoulos（1992）。[31]类似地，Fichtenbaum（2011）[32]认为工会力量的衰弱是解释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因素。由于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劳动关系与工会也在逐步发展与转型的过程中，国内学者关于工会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作用，同样产生了分歧。李稻葵等（2009）认为中国的工资水平和工会解决纠纷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劳动力的谈判能力；[33]魏下海等（2013）[34]利用2010年全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发现工会导致企业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升，而后者的升幅更大，因此劳动收入份额反而下降。也有些学者认为，虽然中国多数企业都拥有了工会，但其议价能力仍然缺乏，在劳资谈判中并没有很大的发言权，如Chen（2009）、[35]白重恩和钱震杰（2010）。[36]

其三，劳动力调整成本。除了工资成本，厂商面临的劳动力成本还包括“非工资成本”，即所谓的劳动力调整成本，包括对新雇用人员的培训费用、支付的解雇费用以及可能的诉讼和仲裁费用等。在计算要素收入占比时，这些费用应计入劳动收入的范畴。劳动力调整成本对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也有影响（Kessing，2003）。[37]如果生产函数是CD型，劳动力调整成本是产量的线性函数，那么，劳动收入占比对外部冲击的反应程度将取决于劳动力调整成本的大小，而与冲击的规模无关。

二、开放经济条件下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逐步融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中，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贸易规模逐渐扩大。学术界对贸易促进经济增长基本形成了共识，尤其对于我国这种处在由封闭经济转向开放经济的经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国际贸易在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会影响我国的要素收入分配问题。

传统贸易理论的HO模型与SS定理认为，贸易会提高相对丰裕要素所有者的收入而降低相对稀缺要素所有者的收入。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正如前文描述的那样，不但发达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呈现下降的趋势，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明显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这与传统贸易理论相违背了。长期以来，国内外的学者们一度放弃了从贸易的角度来考虑收入分配的问题。作为最早考察全球化与要素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文献，Rodrik（1997）[38]指出，国际贸易会促使国内的某些竞争力强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转移部分国内的生产活动，同时，消费者面临更多的进口商品，产生消费替代，两方面的因素都导致国内劳动力变得可替代，从而降低他们的谈判能力和劳动收入。

事实上，沿着Rodrik的思路，之后研究贸易与要素收入分配关系的文献大多集中在贸易通过影响劳动力和资本的谈判力量而影响要素收入分配。这是本文要强调的第一个维度。

Harrison（2002）[39]通过100多个国家1960—2000年的跨国面板考察国际贸易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发现，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主要是因为要素禀赋的变化以及贸易依存度、FDI占GDP比重、资本管制等全球化因素的变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为吸引资本展开竞争，弱化了工人的谈判力量，劳动收入占比降低。资本账户的开放在长期能够增加储蓄和投资，对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有利，但在短期，它会加强资本的谈判力量，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Guscina（2006）[40]同样考察了全球化对18个OECD国家在1960—2000年间的劳动收入占比的负向影响，她认为需要结合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有效讨价还价”模型的思想。Diwan（2001）[41]则注意到全球化对不同国家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并不一样，全球化特别是放松资本管制，可能通过金融危机对劳动收入占比产生负向影响。作为少有的从微观企业视角和贸易成本视角来研究要素收入分配的文献，Ahsan &Mitra（2014）[42]从工人的议价能力角度出发，分析贸易自由化对印度制造业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发现，贸易自由化会增加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而降低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在国内，罗长远和张军（2009）[43]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发现，对外开放能够显著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白重恩等（2010）、唐东波（2011）也得到了类似结论。[44][45]

关于对全球化程度的度量，文献中除了采用对外开放度（外贸依存度）指标以外，通常也会采用外商直接投资（FDI）所占GDP比重来衡量。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之一，FDI已经被证实具有很强的技术外溢性，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能够通过FDI这个途径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吸引FDI的东道国提供了技术模仿与赶超的机会，从而能够有助于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在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同时，FDI也会对东道国的要素市场和收入分配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也会因东道国的要素禀赋的不同而出现差异化。Decreuse和Maarek（2007）[46]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发现FDI对劳动收入份额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负的“技术租金效应”和正的“工资竞争效应”。前者即外资企业通过其本身的技术优势能获得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垄断力量，后者即外资企业相互竞争以吸引劳动力资源。在经济发展初期，外资企业刚刚成立，负的技术租金效应占主导，到了后期，正的工资效应起主要作用，因而劳动收入占比会随着FDI的增加呈现先降后升的U型曲线。

中国作为吸引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本身具有丰裕的劳动力资源，外资企业的进入一方面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倾向于比本地企业支付更高的工资，从而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但实际上，国内学者的研究表明，在我国FDI反而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如白重恩和钱震杰（2010）、罗长远和张军（2009）、邵敏和黄玖立（2010）等。[47][48][49]对此，我们的理解是，一方面，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之间为了招商引资展开激烈竞争，人为地提升了资本的谈判力量，而弱化了劳动力的谈判力量；另一方面，我国仍旧是劳动密集型国家，劳动力资源相对充裕而资本相对稀缺。同时，如果将劳动力区分为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话，那么中国无疑属于低技能劳动密集型国家，而进行FDI的跨国公司主要生产高技能密集型产品，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增加的同时也增加了对资本要素的需求，从而提高了资本的谈判能力，两方面的因素都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

关于贸易影响要素收入分配，也可以从贸易导致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产生从而间接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的角度着手，这是本文要强调的第二维度。

虽然偏向型技术进步客观存在，同时也对要素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但关于偏向型技术进步发生的原因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事实上，导致偏向型技术进步产生的因素很多，如对要素市场需求与供给的冲击、生产技术的革新与升级等等，究竟哪种因素占主导，莫衷一是。长期以来，在全球化背景下，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违背传统贸易理论预测的一些典型性事实，如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呈现上升的趋势，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趋势，这些发现促使学者们一度放弃了从贸易的角度转而寻求其他非贸易的角度来解释这些现象，其中最主要的就包含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①严格来说，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与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并非完全一致，但本文作者认为，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运用在生产过程中，除了增加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同时也增加了对资本要素的需求，导致资本相对劳动的边际产出增大，即技术进步也偏向了资本。然而，只考虑偏向型技术进步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却不考虑技术进步产生偏向的原因，似乎并不足以使人信服。

不论是国际贸易文献还是经济增长文献，都认为贸易是影响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自然地，贸易也会影响技术进步的偏向。Wood（1994）[50]最早提出了国际贸易对技术进步及其偏向存在影响，而Acemoglu（2002）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理论模型也证明了贸易影响技术进步的偏向。[51]本文认为，从三个方面可以说明，国际贸易会导致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为资本偏向型。其一，企业的资本与技术引进。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丰裕的劳动力资源，而资本相对缺乏，国际贸易更多的是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和进口资本密集型的产品，而技术常常也内涵于资本之中。贸易自由化降低了资本和技术的引进成本，而在劳动力成本日益上涨的背景下，企业的生产抉择偏向于资本或技术。其二，企业的“干中学”效应。在面对竞争激烈的进出口市场，除了通过资本和技术引入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企业也能够通过贸易行为进行“干中学”，即企业从国际市场上获得关于改进工艺设计、提升产品质量等技术信息，并进行吸收与模仿，从而通过这种学习效应而提高了企业的技术进步（De Loecker，2013）。[52]其三，技术外溢。国际贸易是技术溢出的重要途径，许多文献也证实了来自发达国家的FDI对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既然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偏向资本，那么发展国家通过模仿获得的技术进步也应该偏向资本。

事实上，目前学术界关于探讨贸易自由化与企业技术进步的文献都证实了，不论是发达国家的企业，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当贸易成本降低时，其全要素生产率都能获得极大的提升（Amiti and Konings，2007；Topalova and Khandelwal，2011）。[53][54]汤毅和罗长远（2015）[55]采用中国制造业1998—2007年的微观企业面板数据实证发现，贸易自由化确实能够促使企业采取一种资本偏向型的技术进步，从而降低劳动收入份额，且贸易自由化能够弱化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效应。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过去10多年里，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考虑到劳动收入份额为国民收入分配的根本问题，也是影响我国日益严重的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对此问题的研究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本文从封闭经济条件下的视角梳理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有偏技术进步、市场结构等因素。然而，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这段时期里，经济全球化逐渐影响着每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要素收入分配的格局。于是，本文重点考察了从国际贸易的视角来研究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现象。通常地，这方面的文献大多从全球化或者资本流动影响要素谈判力量着手，而忽略了国际贸易影响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这条途径。这也是本文重点提出需要关注的。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提升自身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水平的同时，也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加入国际分工体系之中。考虑到中国较为丰裕的劳动力资源以及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全球化促使劳动力的谈判力量削弱，可能反而有利于劳动力的就业增加。而国际贸易导致发展中国家采取了偏向资本的技术进步，也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借鉴和模仿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从而实现赶超。虽然全球化致使经济中的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但发展中国家同时也借助于全球化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从而劳动者的绝对收入可能增加而不是降低。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国际分工的深入，怎样合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而规避其带来的不利影响，值得深思。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怎样改善收入分配体系以及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从而实现劳动报酬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也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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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汤毅、罗长远：《贸易自由化、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劳动收入份额》，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工作论文，2015年。

责任编辑：张超

历史学

作者简介汤毅，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罗长远，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上海，200433）。

〔中图分类号〕F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6）01-01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