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与实践

张　丽

(辽宁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与实践

张丽

(辽宁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摘要]台湾问题是国共两党内战遗留的内政问题，但因国际势力的插手和台湾岛内政治体制的转型而变得日益复杂化了。从1955年迄今，中国共产党一直力倡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其具体构想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由呼吁国共合作尝试和平解放，到承诺“一国两制”力争和平统一，再到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共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台湾问题上与时俱进的务实态度和坚决反对“台独”的坚定立场。

[关键词]台湾问题；和平解放；和平统一；和平发展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895年根据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给日本，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1949年蒋介石率国民党军政人员败退台湾，从此海峡两岸分治隔绝。台湾问题本是中国内战遗留下来的单一内政问题，但由于美国的介入，演变为一个集内政外交于一体的复杂问题。如何收复台湾、实现国家领土的统一，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无法回避的严峻课题。中国共产党立足国际形势和台湾岛内局势，创造性地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并在实践中不断对其进行丰富和发展。回顾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构想的演变过程，分析其实施所产生的影响，有利于总结经验，进一步思考在当今国际局势下如何争取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

一、呼吁国共合作尝试和平解放

1945年10月台湾回到祖国怀抱，“中华民国”政府先后设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和台湾省政府，并派驻军队实施有效管辖。当时，致力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别无选择地面临着武力解放台湾的任务。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直接插手台湾问题。面对台湾问题的复杂化，中国政府一方面命令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另一方面也认识到武力解放台湾将面临巨大的困难，故从1955年开始调整对台政策，由武力解放转变为和平解放。

怎样和平解放台湾呢？中国共产党从台湾岛内的依靠力量、和平解放的具体做法、台湾高级军政人员安置及台湾和平解放后社会制度安排四个方面进行了筹划。

第一，和平解放台湾在岛内的依靠力量是蒋介石国民党当局。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立足于蒋介石集团长期主政台湾的事实，一直把和平解放台湾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当局，希望通过争取以蒋氏父子和陈诚为首的台湾实力派来推动国共第三次合作，实现台湾的和平解放。

第二，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做法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统一台湾。台湾的蒋介石和祖国大陆的中国共产党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一个中国”政治含义的理解却截然不同。蒋介石念念不忘“光复”大陆，是要以“中华民国”来取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国共产党则是要把台湾的国民政府统归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5年4月15日，周恩来在前往印尼参加亚非会议途中拜访缅甸总理吴努，谈到台湾问题时，一方面表示欢迎蒋介石派代表来北京谈判，另一方面申明“蒋介石必须承认中央人民政府，不能自称代表中国”[1]。1971年9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正式对“一个中国”的含义作出解释：“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政府，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2]这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第三，对和平解放后台湾实力派人物的安置问题，中国共产党也作了相应的考虑。1956年3月，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透露，蒋介石只要同意台湾回归，就可以依然在台湾主政。但1956年10月，他在陪同毛泽东会见来宾时，强调的是蒋介石将来须在中央进行安置。与此前的态度相比，发生了由让蒋继续主政台湾到让蒋调任中央的微妙变化。1960年毛泽东、周恩来又说，台湾回归祖国后，其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对陈诚、蒋经国等人亦按蒋介石之意重用。[3]这里对蒋介石的安置又回到了继续主政台湾的立场上。而陈诚和蒋经国，则既可担任台湾省首脑，亦可到中央任职。

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不仅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构想，而且利用一切条件进行了积极的尝试：

首先，通过多种渠道与台湾方面沟通，传达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信息。1956年春，中共高层通过曾任孙中山副官和李济深卫士长的马坤(莫里斯·科恩)口头向蒋介石转达和平谈判的愿望，还通过章士钊辗转致信蒋介石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四点建议。与蒋经国私人关系要好的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记者曹聚仁，1956—1965年间更是多次往返于海峡两岸担负秘密使者的重任。国民党投诚将军张治中、傅作义也致信陈诚，申明大陆和平解放台湾的意见。

其次，特赦国民党战犯。为了向蒋介石表达“爱国一家”“既往不咎”的诚意，从1959年9月到1975年3月，先后特赦释放了7批共553名国民党战犯，并本着来去自由的原则予以安置，愿意去台湾、赴美或者滞留香港悉听其便。

最后，适时把炮击金门转变为实践和平解放台湾构想的独特形式。为了对美国插手台湾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及台湾当局袭扰大陆的行为进行抗议和回击，1958年8月毛泽东下令再次炮击金门。9月，他敏锐地发现美蒋在从金门、马祖撤军问题上的矛盾及蒋介石坚守“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后，及时改变炮击金门收复福建沿海岛屿的初衷，将炮击转变为同台湾当局保持接触、维持内战状态的一种策略。10月25日《再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只要不引进美国人护航，福建前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每逢双日停止炮击，目的是让金门岛上的军民同胞得到充分供应，以便长期固守。自1961年12月起又停止实弹炮击，只打宣传弹。由万炮齐发到单日打、双日停，再到不打实弹、只打宣传弹，可以看出，炮击金门的目标并非武力解放台湾，而是以炮击方式沟通两岸联系、争取和平解放的一种特殊尝试。

二、承诺“一国两制”力争和平统一

1978年正式启动的中美建交谈判，在双方就美台“断交、废约、撤军”问题逐步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顺利进行。在国内外政局好转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酝酿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分别以“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4]和“台湾早日归回祖国，共同发展建国大业”[5]代替“解放台湾”的提法，实现了由“和平解放”到“和平统一”思路的转变。

怎样实现台湾的和平统一呢？中国共产党从争取对象、具体方式、台湾的政治地位，以及和平统一的核心、实施步骤、实力依托等方面进行了统筹规划，其中既有对“和平解放”构想的继承，更有超越和发展。

第一，和平统一大业在台湾岛内的争取对象仍是主政的国民党当局。蒋介石1975年去世后，其继任者蒋经国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因而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台湾构想的立足点依然是争取台湾国民党当局，寄希望于通过“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统一大业。1981年9月底，叶剑英代表中央提出了和平统一台湾的九条方针，其中第一条便呼吁“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6]，明确把在台湾岛内的争取对象指向主政的国民党，亦即蒋经国。邓小平也在不同场合一再表达依靠蒋经国来促使台湾和平回归的意向。1984年10月22日，他在谈话中提出台湾问题接触面要宽，除争取国民党当局外，还要广泛争取台湾各界人士，但同时又强调“现在我们的方针还是以国民党当政者为谈判的对手”[7]86，充分表现了中共对蒋经国当局的期望。

第二，关于和平统一台湾的具体方式，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从现实出发，创造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在1979年元旦的《告台湾同胞书》中，中国共产党承诺要采取合情合理的方式解决祖国统一问题，避免让台湾人民蒙受损失。至于什么样的政策和方法才算合情合理，如何才能使台湾人民不蒙受损失，此后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在一系列讲话、呼吁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提出“一国两制”的全新安排，如邓小平在1984年6月会见香港人士时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7]58。至于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时间问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解释说：“两岸统一后，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8]。以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是和平统一台湾构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

第三，和平统一台湾的核心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和平统一台湾的方针后，为了尽最大努力争取台湾蒋经国当局，中国共产党在发出和谈倡议时只提举行国共平等谈判，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但实际上，是始终坚持台湾方面为地方政府这一立场的，一再阐释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可以与大陆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第四，致力于打破两岸隔绝的状态，倡导实现两岸“三通”。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和平统一台湾需要一定的时间，在国共两党政治谈判短期内不可能举行的情况下，应首先打破两岸互不往来的封闭状态，以便相互了解增进感情，推动和平统一进程。为了推动两岸同胞的直接接触，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了“继续促进两岸直接通邮、通航、通商，推动两岸人民的往来和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特别是大力发展两岸经济合作，共同振兴民族经济”的任务[9]。中国共产党倡导两岸“三通”，着眼点并非“三通”和民间往来本身，而在于通过“三通”来促进台湾的和平统一。

第五，和平统一台湾并不意味着放弃使用武力解决的方式。在谋求台湾和平统一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内政决不容许他国干涉的原则立场，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拖延，只有以武力为后盾才能真正遏制“台独”，因此坚决拒绝作出放弃使用武力的承诺。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不能排除使用武力”[7]86-87。

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既不断向台湾蒋经国方面发出和平统一的公开呼吁，又利用多种方式与台湾岛内主政当局进行沟通联络，为实现和平统一构想付出了不懈努力。8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多次委托蒋经国的故交好友通过公开或秘密渠道向他传递大陆方面和平统一的真诚愿望。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利用与蒋经国的私交公开致信，呼吁“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10]。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民革杰出领导人贾亦斌也多次受托通过秘密渠道传信给蒋经国，转达中共和平统一台湾的愿望和诚意。从1981年到1988年，曾任蒋经国机要秘书的《新香港时报》社长兼总编辑沈诚更一直充当中国共产党高层与蒋经国之间的密使，往来于北京与台北之间传递信息，使蒋经国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诚意。蒋经国虽然口头上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但也对大陆提出的和平统一方针作出了积极回应，1987年底他宣布开放大陆省亲，而且准备派正式代表前往北京。事实上蒋经国默许沈诚充当密使这一行为本身就打破了他表面上坚持的“三不”政策。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猝然去世，使酝酿中的国共和谈未能举行，但自台湾开放大陆省亲以来，两岸沟通已经是阻挡不住的潮流，由此，两岸关系在国共政治谈判尚未举行的局势下首先由民间交往发展起来。随着两岸交流的增多，各种民事纠纷日益突显，为了处理日益增多的此类事宜，1990年11月21日成立了“海峡交流基金会”，作为台湾方面负责两岸交流的“民间中介机构”。国民党中常委、台湾工商协进会理事长辜振甫出任海基会董事长。对此，祖国大陆立即作出积极回应。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奉命发表声明，表达与台湾地方当局进行接触、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愿望。次年12月，大陆成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由曾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担任会长。两岸两会成立后积极开展工作，于1992年3月至次年4月在北京进行了事务性商谈，其间为了解决因对“一个中国”政治含义理解不同而屡遇的困难，两会经过反复磋商和彼此让步，最终于1992年11月16日达成了双方各自以口头声明方式来表达“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这就是著名的“九二共识”。

主政台湾的蒋氏父子虽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立场，但海峡两岸从未就这一问题进行过任何形式的沟通和阐释。“九二共识”第一次将海峡两岸都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以口头声明的方式规定下来，成为此后两岸处理一切问题必须遵循的依据。“九二共识”的达成直接促成了1993年4月27—29日的“汪辜会谈”。“汪辜会谈”是两岸隔海分治四十多年来双方高层领导授权民间中介机构进行的第一次正式会晤，标志着两岸关系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建立了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进两岸制度化协商的机制，是和平统一台湾方针实施的最重要成果。

三、依靠台湾人民共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台湾、和平统一台湾的构想都以设定国民党长期主政台湾并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立场为前提，立足于通过“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但自1987年蒋经国开放党禁以后，国民党一党执政体制逐渐式微。1999年李登辉抛出“两国论”，2000年主张“台独”的民进党赢得“大选”，台湾政治生态急剧变化。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在继承和平统一构想科学内容的同时，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其进行新的阐释，将“和平统一”构想推进到“和平发展”新阶段，着重致力于依靠台湾人民共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最终走向和平统一的光明大道。

第一，中国共产党将和平统一大业在台湾岛内的依靠力量由国民党当局调整为台湾人民。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台湾政治体制的转型，中国共产党注意到台湾除了执政党之外，还有其他各党派的政治诉求。于是开始调整对台政策，以台湾人民作为和平统一的依靠力量。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我们寄希望于台湾人民”[11]，从而实现了由依靠国民党当局到依靠台湾人民的战略转向。针对民进党陈水扁主政后“台独”倾向的日益昭彰，2003年3月，胡锦涛提出第一个对台工作的“四点意见”，更进一步强调解决台湾问题“要深入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12]。2005年3月，胡锦涛就两岸关系问题提出第二个“四点意见”，重申“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13]。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将台湾人民作为实现和平统一的主要依靠力量。2014年2月，习近平会见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表示：“我们对台湾同胞一视同仁，无论是谁，不管他以前有过什么主张，只要现在愿意参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我们都欢迎。”[14]239-240这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包括民进党在内的台湾人民的务实态度。

第二，以共谋和平发展为处理对台关系的主题。台湾的政党轮替使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国民党长期主政台湾而提出的和平统一构想面临很大阻力，而2000年以后民进党执政期间加快进行“台独”活动，更使“一个中国”的原则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将对台工作的重点调整为以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为政治基础的共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2004年5月17日，中台办、国台办就两岸关系问题发表声明：“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决不妥协……与台湾同胞共谋两岸和平发展的诚意决不改变”[15]。2006年4月16日，胡锦涛会见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提出的四点建议，无一不以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主题。即使在2008年国民党重新主政台湾之后，中国共产党依然以务实的态度将和平发展作为处理两岸关系的重点。2008年12月31日，胡锦涛出席为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而举行的座谈会，在讲话中对如何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行了系统阐述，揭示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重要途径及动力保障。

第三，适时发出解决两岸政治分歧的呼吁。进入21世纪后，中国共产党继承自“汪辜会谈”以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思路，坚持把比较容易达成共识的经济领域的交流合作事宜作为切入点，致力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但对中国共产党而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是目的，而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手段，因而在两岸经贸文化关系发展的基础上，胡锦涛、习近平都发出了破解两岸政治难题的呼吁，希望“在一个中国框架内就两岸政治问题同台湾方面进行平等协商”[14]232。但台湾方面以“稳妥积累破解难题之道”[16]相回应，认为政治谈判的条件尚不成熟。

第四，对遏制“台独”作了制度化的规定。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台独”活动日益猖獗。针对陈水扁鼓吹的“台湾主体意识论”，中国共产党予以回应。2005年3月5日胡锦涛在讲话中严正声明：台湾问题必须由两岸人民共同决定，而不能只由2 300万台湾同胞来决定，向“台独”势力发出了严正警告。紧接着，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并于当日由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公布施行，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原则和反对“台独”的立场上升到国家法律意志的高度而予以制度化，为在国家面临分裂的危急时刻采取非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

第五，坚持“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突出其作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政治基础的地位。“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是2008年以来马英九执政八年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和前提。2016年1月，主张“台独”的民进党赢得“大选”，“台独”活动可能死灰复燃。为了防止两岸关系逆转，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重申对台大政方针不因台湾地区的选举结果而改变，另一方面反复强调：“九二共识”“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行稳致远的关键。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其核心意涵，两岸双方就有了共同政治基础，就可以保持良性互动”[17]。从中可以看出，如果背离“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将有地动山摇的危险。

新的变局要求中国共产党提出新的思路，更要求中国共产党进行新的实践。在此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不仅对和平统一的构想作了重大发展，而且独辟蹊径致力于争取台湾民众、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实际工作。

在2000—2007年两岸关系极度紧张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与台湾在野党，即国民党、亲民党等“泛蓝联盟”进行联络，加强沟通。2005年4—5月，应胡锦涛总书记邀请，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实现了60年来国共两党领袖的首次会晤。“胡连会”发布了《两岸和平发展愿景》，强调要在坚持“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建立国共两党定期沟通平台。为落实国共两党定期沟通的愿景，两党从2006年4月起主办了每年一届的“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到2015年3月已经连续举办十届。这种务实和富有建设性的举措对联络两岸感情、求同存异、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2005年“胡连会”后，台湾“泛蓝阵营”各政党领袖访问大陆成为两岸关系中的常态。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台独”暗流涌动的局势下积极践行“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大成果。

在2008—2015年国民党重新执政期间，中国共产党继续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共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针，积累两岸政治互信。2008年国民党在台湾“大选”中胜出，重新成为台湾的执政党，马英九明确承认“九二共识”，来自岛内的“台独”压力减轻。中国共产党虽然希望通过两岸政治谈判解决分歧，但考虑到台湾方面的实际困难，在两岸政治谈判尚无法举行的情况下，依然采取务实态度，踏踏实实做着争取台湾人民的工作。在两岸政治互信日益增强的背景下，2015年11月7日，习近平与马英九在新加坡会面。这是海峡两岸分治66年来双方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晤，虽然没有发表联合声明，但两岸最高领导人会面本身就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大成果。

四、结语

台湾问题是国共两党内战遗留下来的内政问题，但由于国际势力的插手和台湾岛内政治体制的转型，目前已经变得日益复杂化了。从1955年迄今，中国共产党一直倡导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随着国际国内尤其台湾岛内局势的演变，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由呼吁国共合作尝试和平解放，到承诺“一国两制”争取和平统一，再到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共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台湾问题上与时俱进的务实态度和坚决反对“台独”的坚定立场。1955—1976年，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实践的和平解放台湾的构想，侧重点在于“解放”，即台湾社会制度的变更。1979年至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实践的和平统一台湾构想的重点在于允许台湾长期保持资本主义制度。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实践的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共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构想的重点在于坚决反对“台独”。在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构想的主导下，海峡两岸经济关系在政治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逐渐发展起来。2009年6月，两岸全面直接双向“三通”终于实现，彻底打破了自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的隔绝状态，开辟了两岸同胞往来联系的正常渠道，为增进互信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所提出的和平解放、和平统一、和平发展的构想虽然形式不同，但核心目标都是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内实现祖国领土的完整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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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习近平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EB/OL].(2016-03-05)[2016-05-05].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lh/2016-03/05/c_1118243972.htm.

〔责任编辑：余明全〕

[收稿日期]2016-05-18

[作者简介]张丽(1964-)，女，辽宁大连人，副教授，博士，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和中俄关系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6)07-0064-06